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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于“中国最牛的家族”中，受家庭的影响，她成为了我国“女物理学家”之一，并且还被后人称之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然而，她却命运多舛，在美国留学后，回国时却遭到了美方两年的故意遏制和阻拦。

回到祖国后，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祖国的人才培养上，结果却被囚禁6年，在她出狱时自己的家族已经“家破人亡”。

那么这位“中国的居里夫人”究竟是谁呢？她的家族又究竟有多牛呢？她为何又会被囚禁6年呢？

她叫王明贞。1906年的冬天，江苏常州，一个讲究门第的大家庭添了个女娃。许多年后，人们提起她，总爱往她身上贴两个标签：学物理的女人、骨子里倔。其实这两个词，正好把她的一辈子串起来了。

先说家门。她从小在一屋子匾额、家训、旧书里长大。长辈们闲下来，嘴里常念到好几位“祖上”的名字：明代那位进辅内阁的王鏊，清末军机处里当差的王颂蔚——还教过蔡元培；还有一位不太“按规矩来”的祖母谢长达，创办女子学校，主张女人读书，并不肯把女儿们赶进闺阁。这些故事听多了，孩子耳朵里塞满了“学问”两个字。

她的父亲王季同，是个典型的“手巧脑快”的人，既做学问也爱摆弄机器，折腾出了转动式变压器。家里男孩多，气氛有点像小型理工科俱乐部。饭桌上不聊菜好不好吃，常常是“这一题你想过没有”。母亲去世得早，家里慢慢多了规矩，但也多了一种不言的坚忍。小姑娘王明贞被练出来的，不爱吵，只爱琢磨。

这一支家族往后做学问的人像打出的竹节，一个接一个。她的几位兄弟里，有的去做理论物理，有的扎在半导体器件里，还有在微电子领域深耕多年的人；亲眷里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钱三强。旁人听得眼花缭乱，觉得这家门风“太盛”，其实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这种盛大有时也是压力，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小就把她往上推，推到一个“不许失误”的位置上。

她读书很能坐得住。1923年一家搬到上海，她进了晏摩氏女中。教会学校的课严，她更严，书本翻得起毛边。理科题对她像谜语，一道一道拆开来，拆完了还能转过身去给同学讲个明白。高二期末，化学老师让她上台收个尾，她站在讲台上一口气讲清楚了那学期的脉络，台下的同学半是佩服半是发愣，给她起了个外号，意思就是“这人像个小老师”。

转机和阻力，总是一起来。中学毕业，她想去读大学，父亲有他的执拗——他少年也靠自学出头，便盼着孩子们也能自修成才。继母更直接，打算给她定亲，把“人生”先安排好。那会儿她还年轻，嘴上不善辩，心里却拎得清：订婚礼物照收，戒指没戴，心里更没松口。幸好对方不着急成亲，先去了德国求学。她就挤出了一个气口，等到了最可靠的援手——姐姐回家了。

姐姐一回来，像一盏灯。她得到了家里的松口，进了金陵女子大学。可人一旦有了判断，就不肯将就。她在金陵碰上不公平的对待，索性转去北平，进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北方的冬天冷，实验室里也不甚宽裕，她却也不急，三年级开始就帮着教护士预科的数学课，粉笔在手上熟了，讲题的口齿也越练越利落。

话说回来，许多年轻人的难处不在心气，而在钱。她申请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机会，对方痛快，许诺四年全额奖学金，唯独路费得自己想办法。她不抱怨，边做助教边读研究生，两年里攒下些钱，也拿了燕京的硕士学位，但那点钱放到船票上，还是差口气。这时候，金陵女大的校长吴贻芳向她伸了手：来教书吧，数学、物理都要你。六年，黑板上写满了公式，存折上也慢慢有了数，她终于把路费一块块凑齐。

跨过太平洋，密歇根大学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个学生：亚洲来的女孩，年纪不大，眼神定。那一班学生里，外国人就她一个，女生也就她一个。异样的眼光是难免的，可她没有绕着走，她对付别人的方式，就是把题做对，把论文写好。第一个学年过去，成绩单像一把刀把，握在手里有分量；老师们记住了这个名字，她也慢慢被领进了更高的屋子。

她的天线，很快接上了当时理论物理界的两根主干——古德斯密特、乌伦贝克。那些年里，她和老师合作写文章，往《应用物理》这样的刊物投；校内外给她的褒奖也接连不断，“金钥匙”拿了又拿。到了第三年，她开始收拢精力写博士论文，绕着玻尔兹曼方程打转，把许多难啃的地方一口口咬开。战火未平的1945年，她和导师把“布朗运动的理论”系统梳理，发在《近代物理评论》上。这文章并不花俏，像把一条河的水路铺给后来者，谁过河都要踩她铺的那几块石头。

毕业后，她得到重磅推荐，进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做理论物理组的副研究员。那是战后科学界的风口之地，雷达、信号、算法、元件，忙得连日光都觉得短。她在里面做了几年，心里却始终装着一件事：要回去。1953年，她递出离职，盘算着半年内启程。谁知这一路并不由她。雷达相关的工作被扣上“保密”的印子，人卡在波士顿，箱子都收拾好了，船票却迟迟下不来。她蜗在出租的小屋里，日复一日地等，等到第二年的秋天，也没个准信。

她不是没想过退路，但心里拴着的那根绳子更紧——她要回中国。两年之后，局面终于松动，消息来得很短：可以走了。她把钥匙往屋主桌上一放，提着不多的家当上路。能让这扇门打开的，是远方几封来回奔走的信，也是那时的一位总理的关照。1955年，她落地的那刻，心里有一种“终于到家”的静。

回国后，清华向她伸出了手。她在那儿站上讲台，写下“力学”“统计”“热学”，把自己在国外装进脑袋里的那点硬货，一点点掰给学生。那几年全国百废待兴，科研设备紧、资料缺，她没有抱怨“我施展不开”，而是把重心往教学上压，想着多培养几个有手有脚、有脑有心的年轻人。她的课堂，没有高高在上的口气。学生敢提问，她就笑眯眯地说：“问得好，咱们一起算。”

生活本来也该这样平稳延下去。可在某个年份，风向突变。1968年，一个平常的上课日，门忽然被推开，一群人冲进来，把一脸惊讶的她带走。她没来得及把粉笔放回原处，黑板上还留着半截公式。从那天起，她从讲台掉进了一个黑暗的坑里。罪名来得轻巧，解释没有用。她被关了起来，窗子小，日子长。她知道自己没有对不起这片土地，于是把心收紧，像在做一场漫长的计算，扣掉恐惧、扣掉愤怒，剩下的，就是活下去。

六年，足够让一个家破碎成不认得的样子。等到1974年重见天日，她走出那扇门，才知道许多亲人已不在，屋檐散了，人也散了。她没有四处讲自己的委屈，也没有把余生交给抱怨。她提着那只旧提包，回到清华，照旧写板书、给作业、催论文，日子像是一条缝被她一点点缝合起来。

她的学生后来提起来这个老师，总说她不苛、不软，且有耐心。她最喜欢的，是讲到一个关键处，停顿一下，抬眼望着全班：“这一步别偷懒，你们自己算。”有时候讲到兴起，她会丢出一个小故事：年轻时在美国宿舍里抠着手指算到深夜，手上沾的粉笔灰怎么也洗不干净。学生们爱笑，她也笑，两颊淡淡的皱纹像两条温柔的水纹。

岁月给她的是漫长。2010年8月的一个日子，她在北京合上了眼，活了一百零四岁。这个数字听起来像个奇迹，但更大的奇迹，是她在那些拧巴的关口都没失掉自己。她的文章仍被后人翻检，课堂里的话在别的教室里被重复。她的家族曾经风光，后来风雨俱来；她自己从巅峰走进暗夜，又从暗夜里走回教室。

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命运像被时代牵着走。她这一生，也确实如此。可我总觉得，在被牵着走的同时，她仍悄悄抓住了一截属于自己的缰绳。她坚持回国，选择教书，承受了不应承受的苦难，却没用苦难给自己立碑。她像在黑板上做题那样，认真、干净，不多一句。故事讲到这里，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如果没有那六年，她会不会在科研上走得更远？但也许，她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把光分给后人，自己就不必站在灯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