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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广播这个词已经成为历史了，其实有线广播在赤峰地区的历史并不算远，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的事，是为了将党的路线广针政策及时传达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加强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繁荣人民的文化生活而建立的媒体。在一段时期内，有线广播成了人民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线广播经过多年的发展，覆盖市区的每一个角落，使全体市民都能及时的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有线广播影响了几代人世界观的形成，成为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治国安邦的传播利器。

一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赤峰市区，最早出现的是无线广播，日伪时期于1943年在三道街路南成立了赤峰放送局，建起了10千瓦功率的小型无线广播电台，隶属于伪满洲国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用华语和日语播放节目。1945年日本投降后关闭。当时收音机属于奢侈品，偌大的九街三市上也没有多少人家能够买的起，所以说当时的广播听众很少，没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

殖民时代日本产收音机

赤峰街也在1949年组建了用铁皮大喇叭宣传广播组，白天由文化馆负责从收音机里抄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热河省人民广播电台的时政要闻，晚上分成各个小组登上城区的各个制高点，用铁皮卷制的大喇叭广播，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进行广播宣传。贾世谊先生曾有撰写《屋顶广播》一文，描述了新中国建立之初用铁皮大喇叭广播的情景，读来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止。

1952年，赤峰县文化馆购进一台扩音器办起了全县第一个有线广播站。在城区主要繁华地段安装了31个高音喇叭，每天晚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热河省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和本县的新闻和自办的文艺节目。

1959年，昭乌达盟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开始自办广播节目，但是采用的是无线广播，在广播电台院内架起高高的木头杆子发送无线电传输信号，通过设在当铺地的放大站发射到全盟各地，有收音机的家庭才可以收听到无线广播，一些有条件的单位在会议室摆放一台收音机，定时组织单位职工收听广播。

1953年12月30日，赤峰县人民广播站正式成立，地点设在了三中街路北城关区机关院内的南侧，拥有50瓦广播机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一台，开始采用有线传播的方式进行广播，入户安装舌簧喇叭250个。

1959年，广播站开始自办“当地新闻”节目，从而结束了转播节目的历史，入户喇叭数量也发展到了1000个。并且在主要街道上安装大喇叭进行广播，大喇叭就安装在电线杆子上，每隔一段距离安上一个。当时有线广播的传输线路采用的是直流电低压输送的有线信号，所以传输线使用的都是裸线细铁丝，主要是为了省钱。

自办节目也增加了文艺类栏目，没安装小喇叭的老百姓们想听有线广播都是在早饭前或者晚饭后到大马路上收听。一旦有重要广播都由各级组织通知，大家集中到电线杆子底下收听广播。

绑在水泥电杆上的高音喇叭

市内的各大工厂和中学也开始配备了有线广播，并装备了广播室，在大操场上安装上大喇叭，平时每天播放广播体操，也在集市或者体育运动会场上使用，更绝的是盟军分区过去每天吹起床号和熄灯号都是司号员吹军号，后来也换成了大喇叭，起床号和熄灯号先录了音，每天由广播室负责定时播出，大喇叭的音响效果可比军号响亮的多了，半个赤峰市区都能听的到。

在“文革”爆发以前，老百姓几乎没有几家能买的起收音机，又无钱订报纸，电影和戏剧也少，识文断字的人也不多，人们日常业余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听评书，所以每当夜幕降归人们吃过晚饭之后，便到大街上蹲坐在马路牙子上听有线广播每天播出的评书。记得“文革”初期，以历史为题材的评书不让播了，改为红色题材的评书，正好赶上《欧阳海之歌》改编成的评书热播，我天天坐在昭乌达路边上的马路牙子上听完了整套评书。

在电线杆子底下听评书

“文革”时期，为了加强宣传工作，在昭乌达路上每隔一个电线杆子上就安装一个大嗽叭，一到早晚两个时段就播报赤峰市广播站的节目，遇到重要广播还要事先预报，备单位组织职工到大马路上收听广播。

印象最深的是1968年，由苏联红军组织的《华沙条约》组织的部队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文革要求全国组织收听广播，那一天的上午我一出盟委机关大门，发现盟委机关干部全部都齐刷刷地坐在昭乌达路的马路牙子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中国政府严正声明，随后不久就开始了战备工作，以防备苏军对中国的侵略。

1972年，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我恰好在盟游泳池游泳，突然大喇叭播报预报10点有重要广播，要求组织收听，原来播报的是中美会谈后的联合公报，几乎听广播的人都大吃一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老美就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整天高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中成长起来的，怎么一夜之间就化敌为友成了共同对付苏修一个战线的盟友了呢？许多人都理解不了，在当是特殊历史时期，奉行对党中央制定的政策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次年，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主席接见尼克松总统的大幅照片刊登在报日人民头版头条位置上，老百姓才顺过架来，从而理解了党中央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略决策。

二

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重视宣传教育工作，早在延安时期就创办了新华广播电台，成为党中央的喉舌。赤峰第二次解放时，冀蔡热辽中央分局设在赤峰期间，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所属的冀察热辽新华广播电台在赤峰三道街原日伪放送局旧址开播。

日伪时期赤峰放送局小楼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广播事业得到了优先的发展，1958年中央广播大厦建成，成为了北京市标志性的建筑，1965年，毛主席还亲笔为广播事业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1956年，赤峰成为昭乌达盟首府之后，昭乌达盟人民广播电台于1958年在钢铁大街西段路北筹建，并且于次年元旦开始播音。以蒙汉两种语言播报，全天播报时间为10个小时，电台发射功率为500千瓦，到1972年电台发射功率增加了200倍。全天播音时间长达21个小时。

1981年赤峰广播大厦竣工之后，安装了国内最先进的播录设备，进一步提升了播音质量，形成了以盟（市）电台为中心，7个转播台为辅的中波广播网，做到全市无线广播全覆盖。

昭乌达盟的广播事业迅速的发展了起来。赤峰市区针对收音机普及率太低和人口相对集中的特点，开始发展有线广播事业。在“文革”以前，有线广播主要是以街道大喇叭和家庭小喇叭两种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有线传播，进入“文革”时期以后，由于宣传工作的形势需要，各级革命委员会开始大力加强有线广播事业的发展。

1969年，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之后，在辽宁省雄厚财力的支持，昭乌达盟提出了“全盟普及有线广播”的口号，赤峰市革命委员会提出“有线广播进万家”的要求，并且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让人民群众及时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市上下齐动员，在很短的时间全市每家每户都安装了有线广播，有线广播电网做到了市区全覆盖，市革委会免费为每家每户都无偿安装了小喇叭，市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收听广播。

市广播站分成早晚两个时段进行广播，一到播出时间全家老少洗耳恭听广播。市广播站除了定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外，还转播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和昭乌达盟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同时也自办赤峰市区的新闻类节目，除了时政类节目以外，也办一些文化娱乐类的节目，如评书、故事会、少儿节目、歌曲、广播剧、电影录音剪辑等。

赤峰市人民广播站播音员石德亮

由于有线广播的全覆盖普及，有线广播成为市区老百姓主要的精神食粮，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盟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晨风，市广播站的播音员石德亮都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每当早晨6点整，有线广播便开始播音，成了许多家庭的起床提醒，晚间是收听有线广播的集中时间，一家老小一到19点都集中在一起支楞着耳朵收听广播，直到9.30分广播结束。

三      

家庭中安装的有线广播颇为简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是一个小喇叭，挂在居室墙壁的高处，从室外引进一根电线接在小喇叭的正极上，负极接上一根细铁丝通到地面上。有的家庭在负极上安装一个小刀闸作为开关使用，想收听时将刀闸拉上，不想收听时再拉开，小喇叭用伞状的制壳制作，背后是一块吸铁石和线圈。小的时候经常将吸铁石取下来当玩具，将铁钉等吸在吸铁石上玩耍。

家庭用的舌簧式小喇叭

一些比较讲究的家庭在小喇叭外面套上一个木匣子，正面镂空部分刻上一个五角星作为装饰，一侧安装一个闭火，下垂一根线绳，作为开关有线广播的拉绳。

为了作好有线广播的服务工作，盟人民广播电台分别在四门市和民族旅社北边建了电台服务部，专门负责有线广播设备和收音机的维修工作，赤峰市广播站也在三中街路北建立了广播器材服务部，除了维修广播器材以外，也销售有线广播器材，老百姓的小喇叭坏了都拿到电台服务部去维修。各个中学都设有无线电爱好者小组，除了组装矿石收音机以外，也组装小喇叭等有线广播器材，市区有一部分家庭的小喇叭都是社会上许多无线电爱好者自己组装的。

国家在经济相对困难时期投入巨资建设有线广播事业，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有线广播成了政治舆论的工具。“文革”期间的政治导向和风向标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全党全社会都是根据毛主席新近作出的最新指示开展政治运动和指导生产和生活方向。

在那个时代几乎每隔几天就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布，事先有线广播通知大家说今天晚上有重要广播，全体市民都要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准时收听，收听完毕后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还要连夜组织座谈会讨论，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呼口号，叫作贯彻落实不过夜，次日一早满大街都刷满了拥护和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字标。

昭乌达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充分利用有线广播的优势，凡属于重大的集会和政治活动都要召开有线广播大会组织全市区人民收听并且贯彻落实。

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四五”运动以后，全盟紧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形势，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谣”运动，全盟上下追查“四五”运动时期广泛流行的小道消息的来源，几乎每天晚上盟革命委员会都要在红旗剧场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各单位在下班以后不准回家全部在单位组织收听，会后连夜组织互相揭发追查，并将追查结果向上汇总。

在“追谣”运动期间发生了红旗广场撒发“反革命传单”事件，惊动了国家公安部和辽宁省公安局，辽宁省公安局派出督察组赴昭盟侦破案件期间，盟革委会充分利用有线广播的舆论造势，几乎天天夜晚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大揭发大检举，开展了一场深挖“反革命传单”的社会基础的运动，盟委书记高学枕亲自上阵在全盟有线广播大会上做动员报告，部署追查“反革命传单”工作，弄的全盟人民精疲力尽，个个如惊弓之鸟。

“文革”期间由于各级党委政府陷于瘫痪状态，作为地方党政机关的喉舌盟市两级广播台（站）也成为了造反派组织争夺的目标。1967年7月14日，赤峰造反派组织“中等学校红卫兵联络站”突然占领了盟人民广播电台和赤峰市人民广播站，并与另一对立派组织“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发生冲突，致使广播电台播音中断。盟军分区在征得内蒙古军区同意后，对盟市两级广播电台、站实行军事管制。

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各级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全社会开始进入动乱状态，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1967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介入地方政局，奉毛主席的指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队接管公检法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且通过公判大会形式震慑犯罪，除了组织社会各界参加公判大会和对犯罪分子游街示众以外，还通过有线广播的形式组织全盟各族各界群众收听，对稳定社会秩序，制止社会动乱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革”期间红卫兵组织“卫东公社”立的大喇叭

有线广播时代印象最深的事情是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早上6点当小喇叭播出“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周总理逝世的讣告，我正在做早饭一下子惊呆了，顿时泪流满面不能自制，市民们自发的到商店买黑布制作黑纱竟然排起了长队，小喇叭在周总理治丧期间全天播放怀念周总理一生的文章和世界各国的唁电，吸引了市民们收听，成了收听率最高的节目。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广播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全国以上海市、南京市为龙头建了一大批无线电收音机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收音机开始进入普通的百姓家，与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道列入家庭的四大件之一，我家也买了一台上海产的红灯牌收音机。

由于收音机的普及率的提高，有线广播的传播功能降低了，后来随着电视机的普及，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进一步被边缘化，从中央到县级相继组建了电视台和电视转播台，形成了电视台和电台分立的格局，旗县级广电系统虽然同属于一家，但是有线广播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被无线广播所完全替代，有线广播结束了历史使命，成为了几代人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