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月初，上海日资“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八厂的一名童工被日本工头殴打致死，点燃了中国工人的怒火。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日资公大纱厂一厂、同兴纱厂二厂、上海纱厂三厂等二十二家日资纱厂的四万多名工人群起响应，加入罢工行列奋起抗争，史称“二月大罢工”。
二月大罢工的浩大场面
眼见局势失控，日方资本家被迫在上海工部局和上海总商会的“调停”下答应了大部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不准殴打工人、不得随意开除工人、不得随意乱罚工钱、降低劳动时间、提高工资待遇等八条）。
美术作品：上海工部局大楼
然而在工人们复工后，日方背信弃义，拒不执行已经答应的条件，反而以原料不足借故停工，趁机解雇那些曾经参加过罢工的工人。因此在1925年4月二十二家上海日资纱厂再度爆发罢工，然而这次日方资本家们勾结了租界工部局巡捕房，仗着手中有枪选择“硬刚”。
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右一为英籍巡捕，右二和右三为俗称“红头阿三”的锡克巡捕，左边两名是华籍巡捕）
5月14日，“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十二厂再度将两名工人领袖开除，并通知租界巡捕房将他们抓走，于是第十二厂的两千多名工人立即罢工抗议，日方采取的对策是以内外棉十二厂停工为由让使用该厂原料来织布的内外棉七厂停工，造成内外棉七厂的工人无工可上，好让内外棉七厂的工人倒逼内外棉十二厂的工人上工，以达到“驱虎吞狼”、挑拨离间的恶毒目的。
5月15日晚，当内外棉七厂的夜班工人准备上工的时候看到厂门紧锁，日方的爪牙——工头吴万章传话说：“今天没有纱了，大班叫你们统统回去！这不是东洋老板不给你们饭吃，是十二厂的工人不给你们饭吃，冤有头债有主，你们要找就去找十二厂的人让他们上工。”
然而吴万章的话被带头的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识破，他率领数百名工人用石头砸开厂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当做武器和工头手下的打手开展斗争。在斗争中，日本大班川村拔枪向顾正红射击，第一枪打中了顾正红的小腿，第二枪打中顾正红的腹部。
美术作品，向顾正红开枪的川村
眼见日本主子开枪，作为打手头子的吴万章和其手下一拥而上，用砍刀和木棍对着已经倒地的顾正红就是一顿乱打，愤怒的工人们使用石块和打梭棒为武器奋勇还击。日方毕竟人少，见工人们群情激愤，不敢继续“硬刚”，而是在巡捕的护卫下狼狈逃走。
顾正红纪念馆中陈列的打梭棒
然而顾正红因伤势过重，送医抢救无效而牺牲，时年20岁，医生说川村射出的两枪并不致命，真正致命的是吴万章一伙对顾正红头部的几十下重击，造成颅骨粉碎性骨折和颅内大出血，这才是导致顾正红牺牲的直接原因。
顾正红烈士
5月16日，内外棉在沪东和沪西的五个厂的八千多名工人一致罢工，抗议日方“大班”及其爪牙枪杀顾正红的罪行，要求严惩凶手日籍“大班”元木、川村以及其手下吴万章等爪牙，任何日本资方人员不得携带武器进厂，承认工厂工人组织工会代表工人的权利。同一天，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南洋大学等校学生纷纷罢课声援工人的斗争——
1925年5月24日，全市举行了一万多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在潭子湾举行了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引发更大的罢工、罢课、罢市浪潮，引来了工部局和巡捕房的开枪镇压，在5月29日打死八名工人、打伤数十人还逮捕了七十余人，反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
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现场
在5月30日，急红眼的巡捕再度向抗议人群开枪，打死十三人、打伤四十余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随即在整个上海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大示威，罢工、罢课、罢市的人数超过五十万人——
美术作品：五卅惨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顾正红烈士的牺牲点燃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此后的罢工、罢课、罢市的模式从上海被“复制”到了全国各地，给了帝国主义及其反动走狗沉重一击。
……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清算那些在解放前手上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杀害顾正红烈士的吴万章自然榜上有名（元木和川村这两个日本“大班”在五卅运动后就不知去向，可能是被调回日本了，也没准被拉进日本军队中给填了炮灰，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找不到这两个人，所以无法清算他们）。
然而偌大的一个上海，找出一个吴万章谈何容易。时任上海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陈毅给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副局长扬帆（石蕴华）下了死命令：吴万章必须找到！
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
上海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李士英
上海市公安局第二任局长扬帆（石蕴华）
于是，李士英和扬帆这两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从1949年10月开始到1951年投入大量警力在上海进行明察暗访，寻找吴万章的下落，但一年多过去始终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收获。分析其原因是吴万章在五卅运动后始终得到日本人的庇护，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成为上海“道上”的风云人物，以普陀区为主要活动范围，有大量藏身的地点，也有大量愿意庇护他的徒子徒孙。但是这些人再怎么猖狂也不是人民群众的对手，只要坚定依靠人民群众，就一定能把吴万章找出来！
……
1951年4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二股股长严厚明收到了一封群众检举信（此时镇反运动已经深入展开，一时间上海各级公安机关接到了大量的群众检举信），信中的内容让他眼前一亮：“地痞吴万章，做日本人的走狗，镇压工人运动，设谋打死工人顾正红，后借伪政府时代的腐败作威作恶，是称霸普陀区的一霸。反革命分子一天不肃清，人民就一天不能安定。谨请局长鉴核施行，讨回血债，是为感戴……”
50年代的普陀分局办公楼
顾正红是谁严厚明可太知道了，作为土生土长的普陀区人，他是听着长辈说顾正红烈士的事迹长大的，再加局里头一定要抓到吴万章的严令，所以不论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严厚明都决心一定要把这条线索查个底儿掉！吴万章是人是鬼必须要调查清楚。
检举信中提到吴万章此时可能已经潜回湖北省大冶专区的鄂城县（今鄂州市鄂城区）的老家，于是严厚明带着股里的两名年轻的侦查员三个人轮流开一辆“威利斯”吉普车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鄂城县，根据检举信里有限的线索一路问一路查，结果让他们非常失望：吴万章的确在新中国成立时回来住了一阵子，后来他又不辞而别，去了哪里，老家的人说不清楚。在确定鄂城县没有吴万章后，三人只好空手而归。
50年代公安民警配备的“威利斯”吉普车
……
4月30日，妇女王阿梅来到普陀分局报告：“我看到吴万章了，他在申新九厂那边露头了……我叔叔和爸爸都是他害死的，那个’独膀子’烧成灰我也认识。我本想跟着他，看他究竟藏身在哪里，可跟着跟着就跟丢了，也不知道他现在躲在了哪里。”
王阿梅的父亲和叔叔原都是白礼氏洋烛厂工人，住在东京路（后改为昌化路）上，当年吴万章就是王家附近帮会的头子，经常对王家人进行敲诈勒索，时间一长王家人不堪敲诈，开始拒绝吴万章的无理要求，导致吴万章的嫉恨。
由于王阿梅的父亲和叔叔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罢工，因此吴万章就特别针对王家玩起了公报私仇，1927年借口巡捕房暗探刘金荣被杀的机会闯入王家，污蔑王阿梅的叔叔是凶手，但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将王阿梅的父亲给抓进了巡捕房。王阿梅的奶奶不放心儿子，从阜宁老家赶到上海，但巡捕房拒绝放人，老人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后只好乘船回老家，然而不幸的是客船遭遇风暴沉没，王母不幸被淹死在长江中，得知母亲的死讯，王阿梅的叔叔赶回上海料理母亲的后事，结果被吴万章的人撞见，当即抓回巡捕房。
王家兄弟在巡捕房里受尽折磨，先后惨死在狱中，家破人亡的王阿梅只能随着母亲和婶婶离开上海去了苏北，而自家的房子被吴万章的人推平，地皮被霸占……
之后，普陀分局又收到了大量的控诉吴万章的群众来信。其中澳门路61号全体居民的联名控诉让严厚明印象深刻：新裕二厂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曹长华因看不惯吴万章及其爪牙欺压打骂工人的行径，经常出头为受迫害的工人抱不平，这就与吴万章结下了仇。结果吴万章竟指使爪牙制造工伤事故导致曹长华终生残疾后又带人强行霸占了曹家，致使曹长华全家被迫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
澳门路61号全体居民为曹长华鸣冤的控诉信
群众上交的控诉吴万章罪行的弯控诉信原件
普陀分局收到的一封控诉吴万章罪行的控诉信原件
在一封又一封的控诉信中，普陀分局二股的侦查员们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吴万章有了具体的印象——吴万章16岁时从湖北鄂城来到上海，先是在船上烧饭，后来经老乡介绍进了日本人开办的内外棉五厂当工人，以后又辗转过多家棉纱厂。由于他擅长逢迎拍马，很受日本人信任，在内外棉七厂时被日籍大班川村提拔为便衣稽查，不用干活，只管工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条“走狗”。
临近上海解放时，吴万章知道一旦共产党执政没他的好果子吃，于是一夜之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躲到湖北老家去了。
鉴于鄂州老家此时并没有吴万章此人，再加上王阿梅反映在申新九厂附近看到了吴万章，因此严厚明判断吴万章此时又潜回到了上海：“同志们，从群众的来信和上门反映的情况来看，吴万章作恶多端，许多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都与他有关，他还霸占他人房产，强行入股分红，可以说坏事做尽。我们股里派选几个腿快眼尖的青年民警先到澳门路一带蹲守。我们要担起为烈士报仇雪恨的责任。”
巧的是，二股有几个侦查员家就住在吴万章当年活动的“三湾一弄”（三湾一弄主要集中在普陀区的苏州河两岸，具体指的是潭子湾、朱家湾、潘家湾和药水弄这四个地方。在历史上是著名的棚户区，主要聚居着来自苏北等地的难民和贫民），于是严厚明就利用他们是“本地人”熟悉情况的优势来排摸吴万章的下落。
……
5月2日，侦查员胡观昇突然满头大汗地跑回分局，径直找到严厚明兴奋地汇报了他的收获：“股长，我问出来了，我问出来了！有个居民去申新九厂门口的公厕方便，他看见厕所旁那间破屋子里亮起了烛光。那地方已经空关好多年了，一直是间无主房，现在是谁住进去了呢？于是他就多了个心眼。4月27日晚上他亲眼看见有人进去了。我们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人，他摇头说从没见过，但说那人走路时一只袖子空荡荡的，应该是个残疾的独臂人。王京镛正守在门口呢，以防他溜走。”
老照片 申新九厂厂门
“好！这个身体特征，很大可能就是吴万章了。”严厚明听罢也很兴奋
当天晚上，严厚明带人将申新九厂附近的道路全部控制，然后死死盯着厂门公厕旁的那间平房，大约一个小时后，该平房的房门被打开，里面走出一个老人。于是侦查员王京镛立即装作路人的模样慢慢向其靠近，守候在路旁的严厚明、胡观昇也沿着王京镛行进的方向慢慢地朝这个方向靠拢，三人很默契地形成了一个铁三角将此人“夹住”。
在尾随了一段路后，老头停下脚步，用浓重的湖北口音问道：“好汉，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们是哪里的？”
严厚明叫了一声：“吴万章！”
“哎——”，吴万章本能地应了一声。
严厚明立即亮出了工作证：“我们是普陀分局的，吴万章，跟我们走一趟。”
吴万章没有挣扎、没有顽抗，而是很顺从地伸出双手让王京镛给他戴上了手铐。然后在王京镛和胡观昇一左一右的押送下进入他藏身的平房，严厚明等人在里面搜出了吴万章在上海解放前霸占他人的房产地契以及强行入股他人经营产业的股票等物证。
吴万章交代：上海解放前夕他躲到了湖北鄂城老家，然后又辗转躲到了香港避风头，并在香港接受了保密局的特务训练，于1951年4月初作为潜伏特务被派回上海，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不到一个月他就落入了法网。
1951年5月1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普陀分局在此案的处理意见中指出：“吴万章勾结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积极镇压工人运动，致多人死伤，解放后又继续造谣阴谋活动，实属怙恶不悛、罪大恶极之反革命分子，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条及第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处死刑。”
顾正红纪念馆前的顾正红烈士雕像
5月28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同志亲笔批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5月30日，吴万章被验明正身后执行枪决，走完了他68年的罪恶人生，当天的《解放日报》报导了此事。此时距离顾正红烈士遇害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六年，迟到了二十六年的正义终于来到了。
1951年5月30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枪决吴万章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