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总有人将人生起伏归咎于天意或外界环境。可翻开《资治通鉴》，这部记录了16朝1362年兴衰的“帝王教科书”，却藏着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真正决定命运的从不是风水，而是看似简单却难行的“自渡”二字。正如《论语》所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个人能否破局成长、改写命运，终究要看自己是否有“自渡”的觉悟与行动。
困局时“自渡”：不怨天尤人，方有逆风翻盘的可能 《资治通鉴·周纪》中记载了苏秦“锥刺股”的故事。苏秦早年周游列国，向秦王献策却遭冷遇，盘缠耗尽后狼狈归家——妻子织布不理他，嫂子不给做饭，父母也不愿与他说话。换作常人，或许会抱怨“时运不济”“世人眼拙”，可苏秦却没将困境归咎于外界，反而叹道：“此皆秦之罪也！”这里的“秦”，指的是他自己学识不足、游说无方。
此后，苏秦闭门苦读，每当犯困便用锥子刺向大腿，鲜血直流仍不肯停歇。他日夜钻研《阴符》，琢磨各国形势，最终带着新的谋略再次出发，先说服燕国，再凭“合纵”之策联合六国抗秦，佩六国相印，成为名震天下的纵横家。当他再次路过家乡时，父母远迎三十里，妻子不敢正视，嫂子跪地道歉。苏秦感慨道：“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正是困局中不怨天、只责己的“自渡”，让他从“穷途末路”走到“人生巅峰”。 反观同时期的楚怀王，面对秦国的步步紧逼，却总将失败归咎于“风水不好”“臣子不忠”。他不听屈原的劝谏，执意与秦国结盟，最终被秦昭襄王骗至武关扣押，客死他乡，楚国也自此由强转弱。《资治通鉴》点评此事时说：“怀王之祸，非天亡之，乃自亡也。”一个人若困局中只会抱怨外界，不愿从自身找原因，再好的“风水”也护不住走向衰败的命运。
顺境时“自渡”：不沉溺安逸，方能守住长久的福气 《资治通鉴·汉纪》中，汉文帝刘恒的“自渡”之道，恰是顺境中守得住本心的典范。刘邦建立汉朝后，历经吕后乱政，朝政动荡不安，刘恒作为代王，本可在封地享受安逸生活，可他却从不敢懈怠——每日清晨研读律法，午后亲自耕种劝农，傍晚与大臣探讨治国之策，即便登基为帝后，仍保持着节俭自律的习惯：宫殿不增修，衣物只穿粗布，甚至连自己宠妃的裙摆都不许拖到地上。
有人劝汉文帝：“陛下已居九五之尊，当享天下之福，何必如此苛待自己？”汉文帝却答：“朕为天下父母，当思百姓疾苦。若朕沉溺安逸，百官必效仿，百姓必受难，大汉江山何以稳固？”正是顺境中不贪享乐、持续“自渡”的清醒，让他开创了“文景之治”，为汉武帝北击匈奴、开拓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周易》所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顺境中的“自渡”，不是自苦，而是守住福气的根本。 而反观西晋的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三国后便沉溺于安逸，不仅广选美女填充后宫，还纵容权贵贪腐。他曾指着国库中堆积如山的财物说：“此皆天下之利，可尽情享用。”可他没想到，自己死后不久，西晋便因“八王之乱”“永嘉之祸”走向灭亡，短短51年便亡国。《资治通鉴》中说：“太康之治，成于武帝，亦败于武帝。”顺境中若忘了“自渡”，沉溺于眼前的安逸，再鼎盛的家业也会在懈怠中崩塌。
失意时“自渡”：不放弃希望，终能等到柳暗花明的时刻 《资治通鉴·唐纪》中，狄仁杰的人生转折，正是失意时“自渡”的最好证明。狄仁杰早年任大理寺丞时，因刚正不阿得罪了权贵，被诬陷谋反，打入天牢。在狱中，有人劝他：“不如认罪求饶，或许能保一条性命。”可狄仁杰却不愿违背本心，他暗中写下冤情，藏在棉衣夹层中，托付狱卒带给家人。 家人拿到棉衣后，发现了狄仁杰的血书，连忙呈给武则天。武则天看完后，亲自提审狄仁杰，问他为何不认罪。狄仁杰答：“臣若认罪，不仅辱没自身清白，更会让奸人得意，国法蒙尘。臣虽身陷囹圄，却不敢忘初心，只求陛下明察。”正是这份失意时不放弃、坚守本心的“自渡”，让狄仁杰洗清冤屈，后来更成为武则天时期的宰相，辅佐她整顿吏治、安抚百姓，被后人称为“唐室砥柱”。
而与狄仁杰同时期的宰相来俊臣，却在失意时选择了“求人渡”而非“自渡”。他早年因贪赃枉法被贬，却不思悔改，反而靠罗织罪名、陷害忠良重新上位，最终因谋反罪被处死，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资治通鉴》中说：“俊臣之败，非无人救，乃自弃也。”失意时若放弃本心、投靠歪路，即便暂时脱困，最终也会走向自我毁灭。 读《资治通鉴》越久，越明白“自渡”二字的分量：它不是靠风水庇佑的侥幸，不是靠他人相助的偶然，而是困局中不抱怨、顺境中不沉溺、失意时不放弃的清醒与坚持。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有命运的馈赠，其实都是“自渡”后的水到渠成。
这世间从没有什么“风水宝地”能让人一劳永逸，真正的“好风水”，从来都在自己身上——是困局中逼自己成长的勇气，是顺境中提醒自己清醒的自律，是失意时支撑自己前行的信念。当你学会“自渡”，便会发现：命运的方向盘，一直都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