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中 chen da zhong
《好大王碑》，全称《高句丽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陵碑》，又称《好太王碑》或《广开土王碑》，是高句丽第20代长寿王为纪念其父谈德于东晋义熙十年所立的重要碑刻。此碑现存于吉林省集安市太王乡，碑高6.39米，四面环刻，有竖界栏，计44行，每行41字，原刻总计1775字（其中141字已脱落无法辨认），字径约14厘米见方。作为中国现存最大的石碑之一，《好大王碑》不仅是研究高句丽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也是书法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瑰宝。
《好大王碑》结体方正纯朴，古厚敦实，宽博大方，浑穆古朴。其字形外廓大多整齐而不放纵，但内部结构却变化多端，对比强烈而妙趣横生，体现了书者對点画熟练的’排兵布阵’能力和大胆超凡的空间构造想象力。其风格大大摆脱了汉隶时期的’格式化隶书’，用独特的书写手法展现了当时另一种隶书的风格，打破了常规创作精神，不随波逐流，是逆时代的代表之作。
在章法上有行有列，字字独立，但其篇章构成仍带有明显的从隶到楷的过渡特征。一方面，由于字型大小不一，自然天成，使它无法用北朝碑版惯用的纵横界格使自己应规入矩；另一方面，它又力图摆脱隶书’左挑右波’的束缚而力求新变，使它无法采用汉碑那种拉大字距、强化横向’行气’贯通以造成空间对比的篇章处理手法。
因此，碑文采用靠近’楷法’排列方式并辅以竖界，形成了独特布局风格：字与字之间的章法形式不一，有相互对齐的，有相互错落的、紧凑的，也有疏散的。同一布局中，当遇到笔画较多的字时，旁边的字则会相对刻小；反之，某一局部中，若字的笔画都较为均匀，则必有一两个字比较大，不按常见章法排布，比较跳脱抢眼。这种安排看似无意，实则十分有趣，通过巧妙布局使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处理十分微妙，章法也显得比较有韵味。
临习《好大王碑》时，应在熟练掌握中锋运笔的基础上，注意行笔过程中的提与按、轻与重、快与慢的交替运用和细微变化，以增强运动感，从而使线条更加圆浑，更加厚重而富于力度。点画的起、收处注意用笔要灵活，点画之间的笔锋转换应顺乎笔毫的自然状态，因势利导，顺势出之，方能使线条形状姿态各异，丰富多变。临习时要把握好用笔的力度，避免书写速度过快，行笔中始终保持中锋运笔，把退涩的味道表现出来，进而更容易去追求古拙的趣味。
由于此碑线条多带篆意但已有楷变特征，临习时需注意观察横画的’斜方头’、撇画的’尖尾’等细节。起笔或逆锋或顺锋，力求圆浑涩劲，雄浑豪迈，完好地保留篆籀的传统笔法，使其线条凝练而富有生气，笔画无波磔顿挫，却也能做到收放自如，随心而欲。
《好大王碑》笔画粗犷有力，展现出一种古朴、雄浑的美感。在书写过程中，巧妙地运用了隶书的笔法，使得整个碑文既具有隶书的端庄稳重，又不失行书的流畅自然。此外，碑文中的点画、结构、章法等方面也体现出了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从审美角度看，此碑呈现出稚拙奇趣和浑穆大气的特点。它尽量将笔画安排在字形的四周，中间疏朗，空可走马，并利用字内笔画组合间的位置错动，形成稚拙的奇趣。而整体上浑穆天成的大气，更是摄人心魄。这种风格暗合于傅山著名’四宁四毋’的审美价值取向。
它的审美价值还体现在其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上。作为东晋时期的碑刻，它反映了当时书法由隶向楷过渡的特征。同时，由于高句丽远离中原，受中土文化影响较小，保留了更多古朴率真的意趣。这种兼具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使其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在文化价值方面，《好大王碑》不仅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高句丽时期的代表性文物，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同时，碑文中所体现出的好太王的治国理念、民族精神以及文化追求等，也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好大王碑》原石近照
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由隶向楷过渡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好大王碑》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研究意义。其用笔圆浑涩劲，保留篆籀遗意；结体方正拙朴，变化多端；章法自然天成，妙趣横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哈佛大学藏民国剪裱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