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战斗失利之后,毛泽东及时调整战术,指挥红军一渡赤水,打算在云贵川交接的扎西地区寻找前途。可当红军到达这一地区后才发现,这里根本就是一个无法生存的死地,而且国民党的追兵很快就压了过来。

于是,毛泽东果断决策,指挥红军二渡赤水,重返遵义。

毛泽东

黔北有个“双枪兵”

自从红军一渡赤水离开黔北之后,遵义城又重新回到了黔军的手里,黔军军长王家烈欣喜若狂,决定借给母亲做大寿的机会,邀请同僚联络四方,为自己长久霸占贵州夯力,可哪知红军忽然之间又杀了个回马枪。

当王家烈得知红军再次到了贵州的消息时,独自一人呆坐良久,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红军为什么非要与他过不去。

其实,在国民党诸军阀中,王家烈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也正是这个原因之前被蒋介石所重用,又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了第一个被蒋介石彻底瓦解的弃子。

同时,王家烈治军也是比较宽松,所以他带领的黔军素有“双枪兵”之称,就是每个士兵身上除了背一支打仗用的枪,还要背一杆抽大烟的烟枪,只要烟瘾一来,不管战况多么紧急,都不影响黔军停下来抽上两口过把瘾。为此,王家烈的“双枪兵”也成为了国民党军队中最弱的一支军阀部队。

王家烈的“双枪兵” 剧照

《孙子兵法》讲: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就是说打仗要遵循避实而击虚的原则,先找虚弱好打的地方打,这样一来,原本强的地方也会因为不断分兵而逐渐变得弱小,为下一次进攻创造出条件。而毛泽东之所以会带领红军在贵州周旋五个月之久,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正是黔军在各军阀中势力最弱,这便是当时红军赖以生存的一个最大契机。

毛泽东施妙计,一手“牵牛”,一手“宰猪”

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失败的阴影长久弥漫在整个红军的头顶挥散不去,包括遵义会议之后,虽说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指挥位置上,但仍然吃了土城战役这一败仗,让一些本来就对毛泽东抱有偏见的人一路上颇有微词。

所以,不仅仅是红军需要一次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同样需要这样一次胜利,否则他又怎么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呢?

毛泽东

红军二渡赤水后,雄关漫道的天堑娄山关再一次阻挡住了红军前进的方向,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毛泽东决心将这一危机华为重大机遇,就此打一个大胜仗。那么,面对国民党在此布防的大军,该如何攻打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自然要用谋略取胜。

《孙子兵法》中所讲“倍则分之、敌则战之。”毛泽东策略则是一手“牵牛”,一手“宰猪”,他伸出手掌对大家解释说道,敌人就像是五个手指,在他还没有握成拳头之前,咱们要一个一个把他们割掉。

具体的操作是,先派出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往北,化装成红军主力,采取声东击西的方式与川军兜圈子,给敌人造成红军还要继续北渡长江的错觉,这种疑兵之计就是毛泽东口中的“牵牛”。

同时,红军主力大军南下去打遵义,去彻底消灭驻守在这里的黔军,这便是“宰猪”。

而要想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其关键的就是要再次一举攻占娄山关。

彭德怀

彭德怀林彪联手,再获娄山关大捷

娄山关,海拔一千四百四十米,向北距桐梓县城十五公里,南接遵义,一孔之道,险峻异常。关口的西侧是主峰,陡峭不可攀登;东侧山峰如同巨锥一般,名曰点金山,是控制关口的制高点。

长征路上第一险关被突破,伟人以诗言志却被曲解,诗坛领袖遭打脸

娄山关天堑便是摆在红军向南进攻面前的主战场。

1935年初,红军首次进入黔北的时候,作为红军开路先锋的林彪红一军团的红四团就曾攻占娄山关,迎接中央和军委到了遵义,并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也正是因为有过被红军战士攻占过一次的教训,所以此时的娄山关开始被重兵把守,所以执行此次攻打任务的也不再是一个先锋团,而是由彭德怀担任总指挥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

1935年2月25日,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接到了中革军委“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命令,随即发起娄山关战役。

娄山关遗址

2月25日凌晨,红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术,向娄山关挺进,与敌军为争夺关口展开激战。面对红军强大而坚决的攻势,敌人虽然仓皇应战,凭险据守,但守关的4个团最终还是被歼灭。

面对重大伤亡的黔军兵败如山倒,仓皇南逃,红军则乘胜追击,最终于2月28日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了敌军两个师以及8个团,取得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

之后,林彪又指挥红一军团乘胜追击,与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展开激战,歼灭吴奇伟59师、93师大部,并将这股赶到乌江以南,娄山关激战与遵义战役的胜利,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地位。

毛泽东以诗言志

娄山关战斗胜利之后,毛泽东心潮澎湃,不久之后欣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毛泽东以诗言志,表达了红军不畏艰难险阻,即便是面对钢铁一般坚硬的雄关漫道,依然也会豪迈地阔步向前,绝不退缩。

可是,对于毛泽东这种特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并非人人能懂,包括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著名的大诗人郭沫若先生,在读到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竟然以为毛泽东仅仅是在描写娄山关的景色。

1962年5月9日,毛泽东在读了郭沫若对这首诗的赏析后做了直接的回应,并将郭沫若对本词的解析内容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语气写了一段对这首诗的注释性文字:“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

也不知当时郭沫若读了主席的这段注解后有何感想?想必定然会因为境界上的巨大差距而感到羞愧难当了。

革命是残酷的,是要流血的,哪来那么多的诗情画意?但革命也需要一种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否则在逆境中又遇到强敌时,又如何擦干血渍从头越呢?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现实主义之上的。

毛泽东

现实中,我们行了很远的路,却常常发现自己越走越迷惘,为什么?或许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来时的路,或许是因为忘记了自己当初为了什么而出发,或许这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说起的初心吧!

红军将士也并非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他们之所以越是艰险越向前,就是因为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装着一个伟大的灵魂。因为他们是在为了自己的初心而战,所以不论面对怎样的惊涛骇浪,他们依旧能够踏歌而行。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要走的长征路。不论时代如何发展,不论科技如何发达,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不论你走的是哪条路,总会有许多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

由此来说,人生路本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长征路,或者说长征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路。您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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