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公元1005年，宋辽在澶州签下的一纸盟约，终结了双方二十余年的血腥征战，开启了长达118年的和平局面
澶渊之盟
这份被后世反复争论的《澶渊誓书》，究竟给两国百姓带来了多少生活保障？所谓的“百年和平”是否够得上普通民众心中的“盛世”？而宋辽双方在这场和平博弈中，又真的是“辽得实惠、宋受屈辱”吗？透过赋税变化与榷场贸易的关键史料，或许能更清晰地看见历史的细节。
一、和平的“底线保障”：免于战乱，却难避赋税之压
对宋辽百姓而言，澶渊之盟最直接的价值，是恢复了稳定的生产秩序——这是战乱年代最奢侈的“生存保障”。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盟约签订前的咸平年间，河北、河东地区因战事“民多弃田，千里无烟”，仅沧州一地就有“逃户三万余”；而盟约后十年，河北路垦田面积从26万顷增至38万顷，农户“春种秋获，无兵戈之扰”，至少不必再为躲避战火背井离乡。辽国的情况同样明显，《辽史·地理志》提到，辽南京道（今北京一带）在和平后“商旅流通，农桑滋殖”，契丹牧民也无需再为“南伐”服繁重兵役，得以专注于畜牧生产。
宋辽之间百年无战争
但这份“保障”始终停留在“生存底线”，并未升级为“生活改善”——核心症结在于和平的“成本转嫁”。宋朝每年需向辽支付20万匹绢、10万两白银的岁币，这笔约合当时30万缗钱的支出，最终通过“支移”“折变”等附加税转嫁给百姓。江南西路在天圣年间（1023-1032年）的赋税，较盟约前增加了三成，《宋会要辑稿》中甚至有“民有鬻子偿税者”的记载；即便是受益于和平的河北地区，农户每亩田仍需缴纳“夏税绢二尺、秋税米五升”，遇灾年仍难免饥馑。
辽国百姓的负担则藏在“贸易差”里。榷场开放后，宋朝的茶叶、丝绸、铁器成为辽国贵族与民众的必需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辽朝每年从宋进口茶叶超50万斤，铁器占辽国年消耗量的60%。但这些商品在辽境内的售价被贵族与榷场官员层层加价，契丹牧民买一斤茶需支付“绢二匹”，是宋朝境内价格的三倍；普通渤海族农户为买一把铁犁，甚至要“卖一羊易之”。和平让他们有了“买东西”的机会，却没给他们“买得起”的条件。
二、“百年和平”≠“盛世”：安稳是真，富足是假
宋真宗赵桓
后世常将澶渊之盟后的岁月称为“治世”，但对普通民众而言，这只是一段“难得的安稳期”，远够不上“盛世”的标准——“盛世”需有“民生改善”的内核，而这份和平只提供了“社会安定”的外壳。
宋朝的“经济繁荣”与百姓无关
盟约后宋朝GDP虽年均增长1.5%，但财富多集中于官僚、士绅与商人阶层。据《宋史·职官志》统计，仁宗朝（1022-1063年）官员俸禄总额是太宗朝（976-997年）的五倍，而普通农户的年均收入仅30缗，除去赋税、口粮后所剩无几，《欧阳文忠公文集》中“丰年不饱，凶年流离”的描述，正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即便在最富庶的江南，也只是“士大夫家鲜衣美食”，底层织工仍需“日织三尺帛，仅得钱百文”，勉强糊口。
北宋市民生活安稳
辽国的“稳定”则伴随着更深的阶层剥削
契丹贵族通过岁币与榷场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辽圣宗时期（982-1031年）的贵族私田规模达“万顷”，而底层契丹民众仍需承担“驿役”“戍边”等苛役——《辽史·刑法志》记载，辽兴宗年间（1031-1055年），因不堪劳役逃亡的契丹牧民“岁至数千人”。渤海族、汉族百姓更被列为“二等人”，赋税比契丹民众高两成，所谓“和平红利”，几乎与他们无关。
无论是宋还是辽，这段和平都未出现“轻徭薄赋”“荒年赈济”等盛世标配：宋朝的常平仓仅覆盖州府，县乡百姓遇灾仍需“流亡就食”；辽国甚至没有固定的救灾体系，《辽史》中“岁饥，民相食”的记载仍偶有出现。对百姓而言，“不打仗”是最大的幸运，但“能吃饱”仍是未实现的奢望。
三、宋辽得失：辽国“短期稳赚”，宋朝“屈辱换长远”
关于“辽国更难获利”“宋朝纯属屈辱”的说法，实则忽略了双方利益的“维度差异”——辽国赚的是“眼前的实在钱”，宋朝换的是“长远的发展空间”，不存在“谁更吃亏”，只存在“谁的需求更被满足”。
辽国：岁币与贸易，撑起短期繁荣
约为兄弟之国，宋朝向辽国纳绢
对辽国而言，澶渊之盟是“一本万利”的交易。首先，10万两银、20万匹绢的岁币，直接填补了辽国的财政缺口——据《辽史·食货志》估算，辽国年财政收入约50万缗，岁币占比达60%，相当于每年多了一笔“无成本收入”。这笔钱不仅支撑了辽圣宗时期的汉化改革，更让契丹贵族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史载辽南京“锦绣珠玉，充斥市场”，本质是岁币转化的消费力。
其次，榷场贸易让辽国获得了“不可替代的物资”。宋朝对辽出口的茶叶，解决了契丹人“食肉多滞”的健康问题；铁器则提升了辽国的农业与手工业水平，辽中京的铁冶作坊，原料多来自宋辽榷场。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辽国每年从榷场获得的“实用物资”，价值远超岁币，这种“物资依赖”虽让辽国短期受益，却也削弱了其自主生产能力，为后期衰落埋下伏笔。
宋朝：用“小钱”省“大钱”，换经济文化红利
宋朝的“屈辱”更多在政治层面——需与辽国“约为兄弟之国”，打破了中原王朝“天朝上国”的认知，但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一笔“极划算的买卖”。
北宋以岁币换和平
第一，军费节省远超岁币支出
据《宋史·兵志》记载，盟约前宋朝每年在河北、河东的军费超3000万缗，而岁币仅30万缗，相当于“用1%的军费，换来了边境安宁”。节省的军费一部分投入民生，比如修复黄河水利，另一部分支撑了经济发展，仁宗朝的商税收入从盟约前的400万缗增至1200万缗，正是和平带来的红利。
第二，榷场贸易让宋朝“赚回远超岁币的利润”
宋朝对辽出口的茶叶、丝绸、瓷器，利润率普遍在50%以上——一斤茶叶在宋朝卖50文，在辽国卖150文；一匹丝绸在宋卖1000文，在辽卖2500文。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统计，宋朝每年从榷场获得的贸易顺差超100万缗，是岁币的三倍多。更重要的是，和平让宋朝得以专注于文化与科技发展，活字印刷、指南针等发明均出现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这份“屈辱”的本质，是宋朝用“政治面子”换“民生里子”——对普通百姓而言，“不用打仗、能安稳种田”，远比“天朝上国”的虚名更实在。
四、历史结语：和平的价值，在于“底线”而非“完美”
澶渊之盟后的百年和平，不是“盛世”，却是宋辽百姓难得的“安稳岁月”——它没能让民众摆脱赋税压力，却让他们免于战乱致死；它没能实现“人人富足”，却让生产与贸易得以延续。对宋辽两国而言，也不存在“谁更吃亏”的绝对答案：辽国获得了短期的财政与物资红利，却丧失了发展的自主性；宋朝承受了政治屈辱，却换来了经济文化的持续繁荣。
宋朝百姓的市井生活
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细节里
当河北农户在田埂上收获粮食，当契丹牧民在榷场买到茶叶，这份和平的价值便已显现——它或许不完美，却已是那个时代能给百姓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