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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IBD）发病率持续上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陈旻湖教授就IBD与肠道微生态，人工智能在IBD诊疗中的应用，以及IBD治疗新药研发进展作了专题报告。

肠道微生态在 IBD 发生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进一步明确。研究证实，溃疡性结肠炎（UC ）相关大肠埃希菌因果糖代谢基因scrK 缺失，在高果糖饮食下显著加重结肠炎。口腔共生菌韦荣氏球菌通过抑制回肠胆汁酸重吸收，促进克罗恩病（CD）患者艰难梭菌感染及复发。新型肠菌代谢物L – 鸟氨酸可阻断IL-23/TYK2/STAT3 通路，协同增强乌司奴单抗疗效，为生物制剂增效提供新策略。

中山一院团队通过SOURCE 研究和FYH-SUSU 研究，揭示饮食模式、肠道微生态及硫代谢在CD中的重要作用，并发现单形拟杆菌通过抑制铁死亡改善促炎饮食诱导的结肠炎，为微生物靶向治疗提供新靶点。香港中文大学开发的基于宏基因组的ddPCR 诊断模型，可精准区分 UC/CD 与健康对照。以色列团队通过基于宏基因组的肠道宏蛋白质组学方法，解析了饮食-细菌-宿主互作全貌，开发出IBD疾病监测标志物。

噬菌体疗法成为热点，不同团队设计的精准靶向肺炎克雷伯菌（Kp）的噬菌体组合，均可缓解 IBD 相关炎症；DNA – 纳米贴片 – 噬菌体系统则能有效阻断 IBD 炎癌转化。

AI 技术在 IBD 诊疗中实现多维突破。结合白光内镜与细胞内镜的视觉语言模型，对 UC 组织学愈合预测的准确率达 92.69%，AUC 为 94.79%，显著提升内镜评估精度。中山一院构建的双模型系统（病灶检测 + 瘤变诊断）基于 4.5 万张 UC 内镜图像，对瘤变诊断的 AUC 达 0.938，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86.4% 和 91.1%。

影像组学与病理 AI 同步进展。CTE 影像组学特征可准确鉴别活动性 CD，而 UC 中性粒细胞自动定量系统通过 AI 精确定位，预测临床缓解的效能与专家相当。基于 CD 患者治疗前的病理全切片构建的乌司奴单抗治疗反应预测模型，实现治疗结局的可解释性预测。多模态 AI 模型（临床 + 内镜 + 组学）正推动 IBD 诊疗向个体化决策迈进。

1. 细胞因子阻滞剂：抗 TL1A/DR3 成为最热门靶点，目前已开展多项II-III期临床研究。全球首个 IL-6 反式信号通路抑制剂Olamkicept（TJ301）在中重度 UC 中显示显著疗效。通过计算机从头设计的口服型 IL-17/IL-23R 双靶点结合蛋白在小鼠模型中有效缓解结肠炎。

2. 细胞内信号传导阻断剂及淋巴细胞迁移阻断剂：JAK/TYK2 抑制剂进展显著，Ritlecitinib（JAK3/TEC 抑制剂）和 Brepocitinib（TYK2/JAK1 抑制剂）在 CD 诱导期试验中表现出良好疗效，安全性可控。S1P 受体调节剂 Etrasimod 和 Ozanimod 已获 FDA 批准用于 UC。

3. 新药研发中的新动向：纤维化靶点 TGFβR1 抑制剂 AGMB-129 在纤维性狭窄 CD 中改善内镜结局。CCR9抑制剂AZD7798拟开发用于治疗小肠CD。古塞奇尤单抗 + 戈里木单抗（VEGA 研究）显示协同效应，双特异性抗体（如靶向 IL-23/IL-12）进入临床前阶段。伴随诊断 + 药物的联合模式（PRA023及其配套的诊断仪CDx）成为研发新方向。

在消化道早癌诊断方面，强调了“全链条理念”，即首先白光内镜初筛，到色素内镜、放大内镜联合图像增强技术（ME-IEE）和共聚焦内镜的精细化观察，再到超声内镜（EUS）评估浸润深度。人工智能的融入可有效提高消化道早癌的检出率。在早癌治疗方面，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仍是推荐术式，其衍生术式，如隧道式内镜黏膜下剥离术（T-ESD），相较传统术式可降低肌层损伤风险。针对术后狭窄，人脱细胞真皮基质创面覆盖技术也具有临床转化潜力。

在胆胰疾病领域，超细镜直视化诊疗已广泛开展，显著提升了胆管结石的救治效率和胆管癌的早诊率，同时也使主胰管型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肿瘤（IPMN）达到病理诊断，部分胆囊取石和胆囊息肉也可经直视内镜治疗。

超声内镜的介入术式也为患者提供微创选择，EUS引导下胆管引流（EUS-BD）已成为胆道梗阻患者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失败后的重要替代方案。EUS引导下射频消融（EUS-RFA）、碘131粒子及钇-90微球植入等新兴手段为不可切除胰腺肿瘤提供了局部控制新途径。在胰腺囊性肿瘤治疗中，EUS引导下乙醇或聚桂醇消融术安全有效。慢性胰腺炎胰管结石，体外震波碎石加ERCP下取石和支架置入疗效确切。

此外，内镜逆行阑尾炎治疗（ERAT）成为急性阑尾炎的微创替代方案；EUS引导下门静脉压力梯度测量（EUS-PPG）助力门脉高压诊断；EUS引导下胃底静脉曲张治疗将部分替代常规内镜，磁控胶囊内镜则为肝硬化患者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筛查提供了无创新选择。

总之，中国消化内镜正朝着更精准、更微创、更智能的方向快速发展，为广大消化病患者带来福音。

近年来，我国、韩国、欧美等多个权威机构相继发表了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揭示了在不同国家诊治上的共识与差异。

各指南在诊断标准上基本趋于一致，均以腹痛、血清酶学显著升高和特征性影像学为核心依据。在严重程度评估方面，普遍采纳修订的亚特兰大分类或基于决定因素的分类体系；另外，多种评分系统的评估各有优势与不足。

在治疗方面存在异同。各指南重点强调了早期液体复苏的重要性，但具体策略如液体种类选择、补液速度及评估频率存在差异，反映了现有证据质量的不均衡性。在治疗环节上，指南间呈现出更多的个性化特点。所有指南均推荐早期营养，肠内营养优于肠外营养，其具体实施途径和启动时机仍有争议。对于抗生素的预防性使用，普遍持否定态度，但针对特定高危人群的处理策略有所不同，但评价指标尚需进一步探讨，引入降钙素原等客观指标可能优化临床决策。局部并发症的处理原则相似，主张无症状者观察、感染者引流；然而在最佳引流方式与手术干预时机上，东西方指南体现了基于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同存在差异。病因管理是预防复发的核心，尤其在胆源性胰腺炎方面，早期ERCP和胆囊切除术的时机选择成为关注焦点。我国指南纳入了中医药治疗作为综合辅助手段。

总体而言，当前急性胰腺炎（AP）的诊治已形成以循证医学为核心的通用范式，但区域间的分歧凸显了临床实践的复杂性，这既源于高质量证据的局部缺失，也与各地医疗体系的特点密切相关。展望未来，AP诊治的进步有赖于更多高质量临床研究填补证据空白，尤其在液体管理、营养支持、感染精准鉴别及中医药机制等领域。同时，个体化治疗策略、微创技术创新以及人工智能辅助诊治决策系统的融合发展，将为提升AP诊疗水平提供强大动力。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是消化系统最危重的疾病之一，全球发病率约为34/10万，具有高病死率、长住院时间和高医疗负担的特点。早期识别与及时干预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早期评估方面，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评分简便、动态且准确，推荐用于患者初诊病情快速评估。SIRS评分≥2分与持续性器官衰竭、胰腺坏死及死亡风险密切相关。此外，炎症标志物IL – 6（阈值>50 pg/ml）和CRP（>150 mg/L）预测SAP敏感性与特异性较高。2025年国际胰腺病学会急性胰腺炎（AP）指南建议，用SIRS单独或联合IL – 6、CRP预测SAP并按其处理。高龄、有严重基础疾病、肥胖及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发生SAP风险显著升高，基层医院接诊建议转诊上级医院。患者入院后需动态评估病情，如白蛋白进行性降低与SAP和死亡风险相关。对预测或确诊的SAP患者，要监测腹内压（IAP），动态监测比单次测量更能反映病情演变。

液体复苏是SAP早期治疗基石，乳酸林格液为首选复苏液体，优于生理盐水。复苏速率应控制在中等水平（约1.5 mL/kg ^{– 1}·h ^{– 1}），避免过快致液体超负荷，多中心研究显示积极复苏组液体超负荷发生率高且未改善临床结局。病因处理需个体化，胆源性胰腺炎无急性胆管炎不推荐72小时内行ERCP，有急性胆管炎则24h内行急诊ERCP；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首选胰岛素降脂，无需常规联合低分子肝素，不推荐常规使用血浆置换。腹内高压（IAH）早期管理关键，首选非手术方式干预，常规措施无效时新斯的明可降腹内压。营养支持方面，发病72小时内无法口服者启动肠内营养，IAP≥15mmHg时优先鼻空肠管低速输注，IAP＞20mmHg则暂停。中重度疼痛可选用非甾体抗炎药或阿片类药物镇痛，唐承薇教授团队研究发现选择性COX – 2抑制剂能减轻疼痛、降低SAP发生率、缩短器官衰竭时间，临床应用前景良好。

总之，SAP早期识别与处理是多维度、动态调整过程。临床医生应采用多方法结合策略，最大程度改善患者预后。未来，随着更多高质量研究推进，SAP早期评估与治疗将更加精准规范。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全球估计有超过700万人患有IBD。尽管近年来人们对肠道微生物组与IBD之间的关联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微生物组生物标志物在IBD诊断中的具体作用仍需深入探索。

我们团队开发了一种基于微生物组的IBD诊断方法。首先，我们利用来自不同地域和种族的近6000份IBD患者和非IBD对照样本的宏基因组数据，确定了IBD的微生物群变化，筛选出10种和9种细菌分别用于构建UC和CD的诊断模型。这些诊断模型在发现队列中鉴别IBD和非IBD的曲线下面积大于0.90，在来自八个人群的跨种族验证队列中，也保持了令人满意的诊断性能。

其次，我们进一步开发了一种针对特定IBD相关菌种的多重液滴数字PCR检测系统，基于该系统的诊断模型在诊断UC及CD方面，表现优于粪便钙卫蛋白。

综上所述，我们首次发现了广泛存在的IBD相关细菌，并利用这些细菌构建了新型生物标志物组合。这一组合作为IBD诊断的非侵入性工具，展示出潜在适用性，在确定疾病亚表型和监测治疗应答方面也具有一定应用潜力。

David S.Weinberg博士为Gastroenterology杂志现任主编，该杂志是美国胃肠病学会（AGA）的旗舰刊物，同时也是全球胃肠病学领域的顶尖专业期刊。每年，编辑部收到近5000篇原创投稿，其中来自中国的稿件数量持续增长。这些稿件的内容涵盖了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和转化研究的各个领域，Weinberg博士与同事们共同负责监督这些稿件的同行评审流程。

在本次消化年会上，Weinberg博士将带来专题报告，详细介绍Gastroenterology的编辑工作流程——从稿件接收那一刻起，到最终决定刊用或拒稿的全过程。他将详细解释编辑如何进行初步筛选，如何选择审稿专家，用什么样的标准评估稿件的创新性、严谨性和影响力，以及最终如何做出接收或拒稿的决定。

同样重要的是，他将为希望提高投稿成功率的研究人员提供实用建议，包括如何撰写清晰且令人信服的科学叙事、如何实现数据的透明化呈现、如何有效回应审稿人的意见，以及如何规避那些常见的退稿风险。

这项专题报告旨在揭开期刊编辑流程的神秘面纱，并加强Gastroenterology与中国优秀研究者间的合作。

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虽为近年来肿瘤治疗的重要突破，但在消化道肿瘤等实体瘤中应答率仍有限，亟需探索有效增敏策略。多项临床队列分析表明，肠道菌群组成及其代谢产物与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反应密切相关，已成为影响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团队系统研究了肠道菌群与T细胞免疫轴的作用机制及临床价值。研究发现，约氏乳杆菌通过色氨酸代谢途径产生吲哚丙酸，可显著增强CD8⁺T细胞的免疫应答能力，从而增敏PD-1单抗治疗；吲哚丙酸的产生依赖于约氏乳杆菌与生孢梭菌的协同作用，提示菌群互作在免疫调控中具有重要意义；吲哚丙酸促进肿瘤微环境中TCF-1⁺耗竭前体CD8⁺T细胞的富集，并通过表观遗传调控增强TCF7基因超级增强子区域的H3K27乙酰化水平，进而维持T细胞干性及泛癌水平上的免疫治疗增敏能力（Cell 2024）。团队已完成约氏乳杆菌的菌株分离鉴定、专利转化，目前正在进行临床II T研究并申请IND批件中，构建了从临床到基础研究再回归临床的全链条科研体系。

围绕T细胞干性调控（Trends in Cancer 2025），王教授还介绍了团队在“免疫衰老与菌群代谢”方面的最新进展。以TCF1⁺耗竭前体T细胞减少为特征的免疫衰老，可导致老年小鼠抗肿瘤免疫功能下降。衰老过程中含量降低的N-乙酰-L-酪氨酸（NALT），可通过调节CD8⁺T细胞中HDAC1活性促进TCF-1表达，恢复抗肿瘤免疫功能，为老年肿瘤患者的免疫治疗提供了潜在干预靶点。上述发现为利用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辅助T细胞免疫治疗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未来，通过深入解析核心菌群及其代谢物与肿瘤微环境的相互作用，推动自研菌株的临床转化，并探索菌群调控在缓解免疫治疗不良反应等方面的应用潜力，有望为肿瘤免疫治疗开拓新的微生态干预路径（Trends in Microbiology 2025）。

随着饮食结构的变化，胆囊疾病（例如胆结石、胆囊息肉）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逐渐上升趋势。胆囊切除术（GBx）作为临床最常见的胆道外科手术，已被公认为治疗胆囊疾病的标准方案，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过去一直认为胆囊切除术几乎无害，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胆囊切除术后综合征以及与代谢综合征相关的疾病发病率显著上升。重要的是，之前的临床研究已表明，胆囊切除术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有关，但其潜在机制尚不明确。

研究者利用AOM/DSS化学诱导和APC^min/+自发性结直肠肿瘤模型，均发现胆囊切除可加速结直肠肿瘤的发生；通过宏基因组分析和液相色谱-质谱法分析胆囊切除患者和胆囊切除小鼠的肠道微生物群和胆汁酸（BAs）谱，确定了短双歧杆菌（B. breve）和瘤胃球菌（R. gnavus）以及甘氨熊去氧胆酸（GUDCA）和牛磺熊去氧胆酸（TUDCA）是GBx诱导CRC发生的潜在靶点；使用抗生素混合物（ABX）、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MT）和单菌定植实验以及胆汁酸补充实验证实了胆囊切除引起的肠道菌群改变可促进胆汁酸TUDCA的产生进而加速结直肠肿瘤的发生； RNA测序、免疫沉淀和小鼠肠道类器官等方法揭示了胆囊切除介导的胆汁酸变化可抑制FXR信号，从而阻断FXR/β-catenin相互作用，进一步促进β-catenin的转录活化，最终加速结直肠癌发生；利用奥贝胆酸（OCA）重新激活FXR信号可恢复FXR/β-catenin的相互作用，并抑制胆囊切除术诱导的CRC发生。

总之，肠道菌群在胆囊切除术诱发的结直肠肿瘤发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调节肠道菌群-胆汁酸-FXR轴是一种有前景的预防策略。

机制图：胆囊切除术后肠道菌群失衡促进结直肠癌的发生

认识胆管上皮细胞（BECs） 在肝脏稳态、损伤修复与疾病进展中的关键作用，人们得以从新的视角深入理解肝胆系统疾病的发生与演变。

胆管上皮细胞并非仅是被动的结构性上皮，而是在肝脏损伤中发挥主动调控作用的“信号枢纽”。这些细胞虽仅占肝内细胞总数的3%~5%，却构成了维持胆汁运输与代谢平衡的重要屏障。随着单细胞测序、空间组学及类器官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发现，不同层级的胆管上皮细胞在形态、功能及基因表达上存在显著异质性。它们不仅参与胆汁分泌与胆汁酸感应，还能整合机械、代谢及炎症信号，在肝脏稳态与修复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在慢性肝病中，胆管上皮细胞可被激活形成“胆管反应”（DR），通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与免疫细胞、肝星状细胞及血管内皮细胞相互作用，推动炎症和纤维化的进展。同时，部分BECs具备向肝细胞转分化的潜能，在肝细胞再生受限时成为替代修复的重要来源。如何区分再生性与病理性胆管反应、探索其可逆性机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在细胞命运层面，胆管细胞衰老（senescence）被认为是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等慢性胆汁淤积性疾病的共同病理环节。衰老的胆管细胞通过分泌SASP因子可诱导邻近细胞继发性损伤并促进纤维化。针对这一过程的“抗衰老”干预策略——包括清除衰老细胞、调控代谢通路等——正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此外，马雄教授还展示了基于人源胆道类器官的最新进展：来源于患者的胆管类器官可在体外长期培养、模拟病变并促进胆管修复，为肝胆疾病的再生研究和精准治疗提供了重要实验平台。

本次报告指出，重新认识胆管上皮细胞的异质性、命运演变与功能特性，有助于深化对其在肝脏炎症反应、纤维化进程及再生修复中的调控机制的理解。鉴于此，系统阐明胆管细胞在肝脏疾病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对于揭示肝胆系统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并推动精准干预策略的研发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门脉高压影响肝硬化临床结局，降低门脉压力可改善患者预后。近年来，随着对门脉高压发病机制研究深入，新治疗靶点与药物不断出现，为患者带来新希望。

肝纤维化是门脉高压形成的主要结构基础，减轻肝纤维化是治疗门脉高压的核心。肝细胞核因子4α（HNF4α）是肝脏发育和肝细胞功能维持的重要转录因子，系列研究证实，提高HNF4α表达可减轻小鼠肝纤维化、逆转肝硬化。近期研究发现，脂质纳米颗粒包裹的HNF4α自复制RNA对晚期肝癌患者安全且有效，开创了实体瘤诱导分化治疗先河，也为肝纤维化治疗提供新思路和策略。

门静脉是压力传导核心通道，但其在门脉高压中的作用长期被忽视。我们研究发现，门静脉平滑肌细胞上的五羟色胺1A受体（HTR1A）是调控门脉压力的关键受体。我们证实常用平滑肌松弛剂阿尔维林是HTR1A的选择性拮抗剂，能显著降低多种肝硬化模型动物的门脉压力，效果与卡维地洛相当，且对血压、心率无明显副作用。初步临床研究也证实，阿尔维林能有效降低肝硬化门脉高压，部分患者食管静脉曲张消失，且无显著不良反应。目前多项前瞻性多中心临床试验正在进行，阿尔维林有望成为首个直接靶向门静脉的精准降压药。

肠道菌群代谢产物经门静脉直接影响肝脏。我们发现，肠道抗生素利福昔明可调节菌群，减少次级胆汁酸脱氧胆酸（DCA）生成，抑制肠道嗜铬细胞合成5 – HT的关键酶TPH1，降低门静脉血中5 – HT水平和门静脉压力。此机制表明利福昔明除防治肝硬化失代偿、联合普萘洛尔协同降压外还有重要价值，为调控肠道微环境治疗门脉高压提供依据。

肝硬化门脉高压治疗正从传统降压、对症处理转向多维度精准治疗，针对肝内血管阻力、门静脉功能、肠道微环境及肝细胞再生与分化。阿尔维林、利福昔明和 HNF4α 基因治疗等新策略拓展治疗靶点，为“肝纤维化逆转”和“肝癌诱导分化”提供全新路径，临床应用前景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