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633 年，松赞干布迁都拉萨，这座红山宫（今布达拉宫前身）见证了一个横跨青藏高原的帝国崛起。
当唐朝忙于安史之乱时，吐蕃趁机占据河西走廊，将势力延伸至西域。克什米尔的香料、西域的玉石顺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送入拉萨，贵族们的庄园如雨后春笋般在雅鲁藏布江畔拔地而起。
但这个看似强盛的帝国，早已埋下致命隐患。赤松德赞推行的 “七户养一僧” 政策，让每七户百姓必须供养一名僧人。
僧人们不仅享有免税特权，还掌握军权，穿着华丽袈裟出入宫殿，而百姓却连种地的劳力都被征调去修建寺庙。苯教贵族表面隐忍，暗中却囤积兵器，等待反扑时机。
838 年，朗达玛登上王位，一场改变吐蕃命运的宗教清洗拉开序幕。这位赞普在苯教贵族怂恿下，将桑耶寺的佛经堆成小山焚烧，铜佛像被投入拉萨河，僧人被迫还俗去打猎喂兵。
密宗僧人拉隆贝吉多杰伪装成猎人，在大昭寺前一箭穿透朗达玛胸膛，这个瞬间成为帝国崩溃的导火索。
朗达玛死后，两个儿子永丹和欧松各自拉拢军头。拉萨街头竖起战旗，东部军队拥立永丹，雅隆贵族支持欧松，曾经的神都沦为血腥战场。
地方将领趁机自立，陇西大将论恐热调兵二十万吞并异己，河西走廊的军镇甚至开始使用独立年号。此时的吐蕃，中央权威如同风中残烛，地方豪强割据一方。
当贵族们忙于争权夺利时，底层民众的忍耐已达极限。869 年，卫藏地区爆发 “邦金洛起义”，奴隶、平民和苦役工人组成的队伍砸开贵族庄园，焚烧寺庙账本，将粮食分发给饥民。
他们喊出 “僧贵当偿债” 的口号，这是西藏历史上首次由底层发起的大规模反抗。
更猛烈的风暴接踵而至。877 年的 “嗢末起义” 中，奴隶、战奴、汉人逃兵组成的联军掘毁赞普祖陵，将象征王权的陵墓夷为平地。
起义军所到之处，贵族庄园被洗劫一空，王室彻底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此时的吐蕃，就像被白蚁蛀空的巨树，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塌。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将史书上的记载变成触手可及的实物。拉萨温江多遗址出土的陶器裂纹密布、釉色不均，显示当时基础手工业已濒临崩溃。
兵器上刻着 “贡噶”” 崔氏 “等家徽，证明军械制造权已落入地方贵族手中。阿里桑达隆果墓地的高规格墓葬中，墓志上不再出现” 赞普 “名号，取而代之的是” 镇主 “”节将” 等头衔，印证了吐蕃进入割据时代。
最具标志性的是沙州张议潮起义。848 年，这位汉人将领率部收复河西十一州，吐蕃西域驻军瞬间瓦解。
当张议潮的信使历经九死一生抵达长安时，唐宣宗震惊之余，赐其 “归义军” 旗号。西域门户洞开的那一刻，吐蕃失去了最后的战略屏障。
帝国解体后，西藏高原陷入 “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 的混乱局面。王室后裔退守阿里建立古格王朝，雅隆河谷出现民政长老统治，曾经的赞普制度彻底崩塌。
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内乱，让吐蕃从强盛走向分裂，直到四百年后元朝重新将西藏纳入版图。
吐蕃的崩溃印证了一个真理：真正摧毁帝国的，往往不是外敌的刀剑，而是内部的裂痕。从宗教政策的失衡到贵族权力的倾轧，从经济制度的僵化到底层民众的反抗，每一个环节的失控都在加速帝国的灭亡。
那些散落在高原上的陶器残片、锈蚀兵器，以及被掘毁的王陵，都在无声诉说着一个帝国自我毁灭的悲剧。
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后人最深刻的警示：一个文明若不能平衡各方利益、化解内部矛盾，再辉煌的盛世也终将化作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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