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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伟恒 

当雍正五年的冬天，江宁织造衙门的朱漆大门被贴上交叉的封条时，那个躲在乳母身后、睁着惊恐眼睛的十三岁少年还无法理解，曹氏家族自曾祖母孙氏以来积累的百年荣华，竟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曹雪芹——这个当时还叫做曹霑的孩子——注定要用一生的颠沛流离来消化这场浩劫，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将家族记忆炼就成了照耀千古的文学奇珍。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场毁灭性的抄家，意外地为中华文明催生出了一部空前绝后的伟大小说。

康熙二十三年春，苏州织造李煦的密折中首次出现了关于曹寅的记载：”奴才妹丈曹寅，蒙皇上天恩，现管江宁织造…”这看似平常的公文背后，隐藏着一个包衣奴才家族崛起的秘密。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作为康熙帝的乳母，为家族赢得了”从龙入关”的特殊地位。当这位满洲皇帝在1684年南巡时，特意在江宁织造署召见年迈的孙氏，当面称她”此吾家老人也”，并赐”萱瑞堂”匾额。皇权与奴仆之间这种看似温情的关系，为曹家三代四人把持江宁织造这一肥缺长达六十年奠定了基础。

曹寅时代的江宁织造署堪称东南文化中心。这位兼任两淮巡盐御史的织造大人，不仅四次接驾康熙南巡，更主持刊刻《全唐诗》，收藏宋元书画真迹，与朱彝尊、尤侗等文坛巨擘诗酒唱和。现藏于北京故宫的《楝亭图咏》四卷，记录着当时名流对曹氏家族的赞美。康熙五十年，曹寅在扬州书局校勘《佩文韵府》时染疟疾去世，康熙帝特命其子曹颙继任，并亲口叮嘱：”尔父效力年久，朕深悉知。”这种超越常规的皇恩，埋下了日后政治风险的种子。

雍正元年的政治清洗如秋风扫落叶。新皇帝对康熙晚年的财政亏空展开彻查，而曹家历年接驾造成的巨额亏空达数百万两之巨。更致命的是，曹家与雍正的政敌胤禩集团过从甚密。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以”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为由，将曹頫革职抄家。档案记载，这次抄家仅得”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而已”。曾经堆满宋版书的藏书楼，转眼间只剩下贴着封条的空荡书架。

乾隆九年的某个雪夜，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老宅里，三十岁的曹雪芹裹着破旧的毡毯，就着微弱的油灯重读祖父的诗集。窗外呼啸的北风让他想起南京旧宅的暖阁，那里曾有西洋自鸣钟整点报时的清脆声响。而今全家靠着”鬻画沽酒”度日，连他最珍视的《楝亭夜话图》也早已典当。这种天壤之别的生活体验，正在他心中酝酿着一场文学革命。

曹雪芹的落魄轨迹在清代文人笔记中留下零星记载。敦诚《寄怀曹雪芹》诗注提到：”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裕瑞《枣窗闲笔》则记载：”其人（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这些片段拼凑出一个从贵公子沦为市井文人的形象。他在右翼宗学当过差，结识了敦敏、敦诚兄弟；据说还在南京两江总督尹继善府中做过幕宾，但始终无法重现家族昔日的辉煌。

西郊黄叶村的岁月是曹雪芹创作的关键期。张宜泉《题芹溪居士》诗云：”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在这里，他将记忆中的大观园与眼前的破草堂奇妙地融合。现存《废艺斋集稿》残篇显示，这位落魄文人不仅精通绘画、扎风筝，还研究编织、印染等工艺。这种对物质文化的痴迷，在《红楼梦》中转化为对服饰、饮食、建筑近乎人类学式的精细描写。

三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开始在北京文人圈流传。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小说，用”假语村言”包裹着最残酷的人生真相。第一回那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题诗，道出了文学史上最复杂的创作心理——作者既要逃避文字狱的罗网，又渴望知音理解其苦心。

曹雪芹的创作方法堪称文学炼金术。他将祖父曹寅《续琵琶》中的戏剧元素、舅祖李煦家族的政治遭遇、自家抄家的惨痛经历，与对清代贵族社会的观察熔于一炉。大观园元宵夜宴的繁华对应着康熙南巡的盛况；元春省亲的仪仗暗藏着曹寅接驾的记忆；而贾府被抄的描写，几乎就是雍正五年事件的文学转写。这种将个人创伤转化为普遍人类经验的能力，使《红楼梦》超越了家族小说的范畴。

脂砚斋批语揭示了创作过程的艰辛：”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漫长过程中，作者不断调整叙事结构。从早期《风月宝鉴》的情色小说框架，到后期融入政治寓言、哲学思考，最终形成”大旨谈情”而实则包罗万象的宏大文本。这种创作轨迹，印证了苦难如何被艺术驯服的过程。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3年）除夕，当京城百姓忙着贴桃符、放爆竹时，西山脚下的破屋里，四十八岁的曹雪芹在贫病交加中走到了生命尽头。敦诚《挽曹雪芹》诗记载：”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这位文学巨匠死时，身边只有续弦妻子和几叠未完成的手稿。据传他因幼子夭折悲伤过度，又无钱延医而逝，草草葬于西山某处，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曹雪芹的死亡方式构成残酷的历史反讽。他笔下贾宝玉最终”悬崖撒手”的结局，竟以更悲惨的形式在作者身上应验。现存所谓”曹雪芹墓碑”不过是1971年在北京植物园发现的粗砺石块，上面仅存”曹公讳霑墓”五个模糊刻字。正如他的小说永远缺失后四十回，他的坟墓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迷失之物”之一。

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回望曹雪芹的一生，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历史悖论：正是那些摧毁曹家的政治风暴，阴差阳错地造就了《红楼梦》的诞生。就像但丁需要流放才能写出《神曲》，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经历死刑赦免才有《罪与罚》，曹雪芹的文学天才恰是在家族没落的黑暗中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完成了双重超越：既是个人苦难的升华，又是时代局限的突破。曹雪芹将包衣世家的记忆转化为对封建社会的全景式描绘，使私人叙事获得史诗品质。从”好了歌”到”飞鸟各投林”，他构建的不仅是某个家族的衰亡史，更是对人类存在困境的哲学思考。这种将”黑”转化为”红”的能力，正是天才区别于常人的根本特征。

今天，当我们在北京植物园的曹雪芹纪念馆看到那些粗糙的瓦罐、煤油灯复制品时，很难想象它们曾见证过怎样惊心动魄的文学创造。历史反复证明：伟大往往诞生于衰败之中，而文明最璀璨的花朵，常常绽放在废墟之上。曹雪芹用他红与黑交织的人生，为这个历史命题写下了最动人的中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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