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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是指在陶器表面使用颜料绘制各种图案，再经过一次性烧制形成的陶器。我国境内大约从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彩陶流行，这一时间跨度称作彩陶时代，经历肇始、发展、繁荣、变革四个发展阶段，拓开了文明社会的先河［1］。

彩陶时代深刻地影响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史前文化面貌和社会形态。如果站在中原眺望东北，我们还可以看到遥远的西辽河流域，大约距今6500—5000年，红山文化在彩陶时代下，面貌焕然一新。此前，当地尚未有使用彩陶的传统，彩陶时代的到来加快了西辽河与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交融的步伐，促成红山文明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红山文化类型划分、年代分期、谱系源流、社会结构等诸多问题不乏整体研究和个案分析，如朱延平［2］、陈国庆［3］、索秀芬［4］、刘国祥［5］、赵宾福［6］、张星德［7］、郭大顺［8］、郭明［9］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表达出影响深远的学术观点。彩陶是这些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足见其重要价值。然而，对于红山文化彩陶纹饰风格如何形成，演变过程中涉及到哪些内、外传统上的影响因素，仍缺少仔细分析和完整回答。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拟将彩陶纹饰作为线索，就其风格如何演变加以重新认识。

红山文化彩陶的基本情况

红山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主要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及支流一带，涉及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河北省三地。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红山文化的发现、发掘和研究贯穿中国百年考古始终，不仅引发对中国考古学本体新认识，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引领作用产生新思考［10］，意义重大。近年来，随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在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建平县、凌源市开展考古调查，共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墓地）544处［11］，更加丰富了红山文化研究的基础材料。根据蒙辽冀三地文物普查、专项调查和重点发掘情况来看，彩陶以陶片居多，可复原的完整器型较少，牛河梁遗址是目前完整器数量相对庞大的一处遗址；彩陶在红山文化早、中期常见于居住址，晚期多见于墓地，年代越晚彩陶所占比例越高。

彩陶主要以泥质红陶为主，零星发现灰陶。陶器表面光滑，施红色陶衣，内壁略粗糙，绝大多数为黑色彩纹，装饰在器物口沿下、肩部和腹部，也有通体彩绘和器内画彩的情况。装饰彩纹的器物有筒形罐、鼓腹罐、壶、瓮、盆、钵、碗、“塔”形器和器盖等，以钵、盆、壶、罐、筒形器和“塔”形器常见，还有个别罍、杯、豆、瓶形器、圈足盘。另外，极特殊会见到在压印之字纹上绘彩，以及在泥质黑陶小罐罐底涂朱的现象［12］，这是西辽河流域彩陶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一个孤例。

红山文化彩陶纹主要流行几何纹，不见象生纹，可以划分出很多类型。以往有学者归纳为平行斜线纹、勾连纹和鳞纹三种［13］，还有依据一个遗址细分成五个大类、八个小类［14］，也有将其在东北地区十二大类彩陶的分类视野下进行总结［15］。不难发现，这些类型都是基于彩纹线条位移、块体组合、线条与块体搭配变化，获得的直观认识。本文侧重彩陶风格的分析，就需要进一步从元素、主题、构图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入手。

红山文化彩陶纹饰风格分析

元素

红山文化彩陶元素并不复杂，分为线条和块体［16］。

这里所说的线条是指直线，一笔成型。线条在方向上有所不同，包括竖线、左斜线和右斜线三种，横线极少。线与线之间基本保持平行，排列紧密，多见陶钵口沿处。其中右斜线数量相对较多，左斜线次之，线条由粗到细，笔触轻巧细腻，一端画彩稍微加重，俗称幼鱼纹或蝌蚪纹。

块体是指线条围合并填充颜色形成的区域，包括带状纹“▃”、三角形纹“▲”、四边形纹“▉”等。带状纹一般横向笔直地涂饰在陶器口沿以下一周，宽窄不一，中间都没有断开的分界。这种带状纹加以弯曲便形成了弧形带，如垂鳞纹、连涡纹、连续折弧纹等。三角形纹分锥状三角和直角三角两种，锥状三角是在线条同方向上的一端不断描画，形状修长，而直角三角主要以倒立等腰三角形为主，也有斜边略弧，长直边长度约等于短直边的二倍，左上、右上、左下、右下方向均有。四边形纹有正方形和菱形两种，错落叠压排列较为常见。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元素，如那斯台遗址、红山后遗址所见“龙纹”以及西台遗址所见“伞盖”形纹等。总体来看，块体种类多于线条，数量也大。所以，红山文化彩陶纹饰以块体为主，线条为辅。

主题

所谓主题，是由线条、块体元素组成，作为构成纹饰的基本图形单元。

由线条元素构成的主题有平行斜向纹、平行竖线纹和交叉纹。

平行斜向纹，一般由数道斜线依次排列而成，一端用圆点加以修饰，下笔重，而另一端呈尖状，下笔轻。有右斜和左斜两种方向，常见于钵类陶器。右斜，如西水泉H3∶2、西台T404G1-6C②∶40、四稜山T1∶2（图一：1-3）；左斜，如西台T404G1-6D②∶32。（图一：4）也有不加修饰的平行斜向纹，如小东山H34∶10、牛河梁N5H14∶4等。（图一：5、6）

平行竖线纹，至少十几条竖线平行排列，如西水泉F17∶19、T24①∶30，白音长汗AH53∶17等。（图一：7-9）

交叉纹，斜线相互交错形成，如西水泉T12①∶13、二道窝铺H5∶1、四稜山T5∶2、半拉山M21∶3等。（图一：10-13）

图一 线条元素构成的彩陶

1-3. 平行右向斜纹 （西水泉 H3 ∶ 2、西台 T404G1-6C②∶ 40、四稜山 T1 ∶ 2）4. 平行左向斜纹 （西台T404G1-6D②∶ 32） 5、6. 不加修饰的平行斜向纹（小东山H34 ∶ 10、牛河梁N5H14 ∶ 4） 7-9. 平行竖线纹（西水泉F17 ∶ 19、西水泉T24①∶30、白音长汗AH53∶17） 10-13. 交叉纹（西水泉T12①∶13、二道窝铺H5∶1、四稜山T5∶2、半拉山M21∶3）

由块体元素构成的主题有带状纹、三角纹和四边形纹。

带状纹基本有宽带、窄带、折带、弧形纹这几种形态。宽带指的是在口部涂黑色陶衣一周，宽带占整个器型高度一半，宽度至少在5厘米左右，如西水泉T7②∶20，西台T404G1-6B⑤∶88、BG201-2③∶4，一般施彩在钵类口沿外面，以到腹部为最大宽度，而一些折沿钵，直接布满折沿以上部分；另一种是在器身围绕一周，平行分隔三组，间距基本相等，带宽在2～11厘米左右，多在筒形器上表现，如牛河梁N2Z4B∶L1、N2Z4B∶L15，胡头沟筒11。（图二：1-6）窄带是带宽在2厘米以下，平行排列，常见于钵、器盖和器底，如牛河梁N2Z4BD∶82、N2Z4BD∶37、N2Z4BD∶95、N2Z4A∶9。（图二：7-10）折带纹是宽带或窄带发生弯折并形成一定的夹角，45°和90°的比较常见，如牛河梁N2Z4BD∶72、N1JⅠB∶11、N5H19∶10、N2Z1∶133。（图二：11-14）

图二 宽带纹、窄带纹、折带纹彩陶

1-6. 宽带纹 （西水泉 T7② ∶ 20、西台 T404G1-6B⑤ ∶ 88、西台BG201-2③ ∶ 4、牛河梁 N2Z4B ∶ L1、牛河梁 N2Z4B ∶ L15、胡头沟筒11） 7-10. 窄带纹 （牛河梁N2Z4BD∶ 82、N2Z4BD∶ 37、N2Z4BD∶95、N2Z4A ∶ 9） 11-14. 折带纹 （牛河梁 N2Z4BD ∶ 72、N1JⅠB ∶11、N5H19 ∶ 10、N2Z1 ∶ 133）

弧形纹是红山文化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带状纹饰形态，大致有垂鳞纹、连涡纹、连续折弧纹，变化十分丰富。垂鳞纹可看作宽带纹的变形，三条或多条黑彩呈“U”或“人”字形套在一起，从外到内长度逐渐缩短，顶部平齐，如牛河梁N2Z4A∶20、蜘蛛山T1③∶47。（图三：1、2）另外一种近似垂鳞纹，竖行排列，不甚规整，如牛河梁N2Z5H2∶2。（图三：3）连涡纹在红陶衣上绘勾状黑彩，像水中旋涡，流畅舒展。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单勾连涡纹，上下相邻单勾反向相对，每个单勾回卷弯度较大，如牛河梁N2Z4M6∶W1（图三：4）；一种左右双勾连涡纹，其中一条勾弯度较小，如牛河梁79T③∶5、79T③∶6（图三：5、6）；还有一种是上下双勾连涡纹，两勾对称互为反向交错，如牛河梁N2Z4L∶1、N2Z4M6∶1、N5Z2M∶4、N2Z2∶49。（图三：7-10）连续折弧纹，若干条弯曲状弧状纹组合在一起，呈横向、纵向分布，如牛河梁N2Z4BD∶61、N2Z4M7∶2、N2Z4M9∶W10、N13T39∶1。（图三：11-14）

图三 弧形纹彩陶

1-3. 垂鳞纹 （牛河梁 N2Z4A ∶ 20、蜘蛛山 T1③ ∶ 47、牛河梁 N2Z5H2 ∶ 2）4-10. 连涡纹 （牛河梁 N2Z4M6 ∶ W1、79T③ ∶ 5、79T③ ∶ 6、N2Z4L ∶ 1、N2Z4M6 ∶ 1、N5Z2M∶ 4、N2Z2 ∶ 49） 11-14. 连续折弧纹（牛河梁N2Z4BD∶61、N2Z4M7∶2、N2Z4M9∶W10、N13T39∶1）

三角形纹是若干三角形构成镂空形态的纹饰，它们的布局富有变化。有顶角相对的，有上下反向排列的，有成组同向平行交错叠压的，还有底边相连成排的。如小东山H43∶1、G1∶125，牛河梁N1J3∶10、N2Z4A∶1、N2Z2M2∶T8、N5SCZ1∶49，东山嘴D9②∶14、牛河梁N5SCZ1∶22、西水泉F17∶4。（图四：1-9）

四边形纹有菱形或正方形，也呈现出镂空形态，如牛河梁N2Z4A∶13、N2Z4B∶L4，三道湾子H1∶12、西台F202①∶44。（图四：10-13）

图四 三角形纹、四边形纹彩陶

1-9. 三角形纹 （小东山 H43 ∶ 1、G1 ∶ 125，牛河梁 N1J3 ∶ 10、N2Z4A ∶ 1、N2Z2M2 ∶T8、N5SCZ1 ∶ 49，东山嘴D9②∶ 14、牛河梁N5SCZ1 ∶ 22、西水泉F17 ∶ 4） 10-13. 四边形纹 （牛河梁 N2Z4A ∶ 13、N2Z4B ∶ L4，三道湾子H1 ∶12、西台F202①∶ 44）

构图

构图是一个主题或多个主题相互组合形成的图案样式，红山文化彩陶纹饰与器物形态联系紧密。单一主题有平行斜向纹、平行竖向纹、交叉纹等，多在碗、钵、盆、矮体筒形罐这类陶器上见到，装饰位置基本都位于口沿处。而两个主题有折带纹、三角纹、四边形纹等，往往都由横线或竖线把它们相间排列或在它们之间两两搭配，分布在筒形器、双耳壶、折肩罐、折腹盆、器盖、“塔”形器等。这里还要说明的是，也存在三种主题的构图，如牛河梁N2Z4M6∶1，腹部最底端绘一周连续左右双勾连涡纹，腹部中间处绘三周连续上下双勾连涡纹，近口沿处也连续绘三周折带纹。（图五：1）再如胡头沟遗址的筒形罐、牛河梁遗址带盖双耳壶、兴隆沟第二地点的瓮和盆都由三种主题构成。（图五：2-6）

图五 三种主题构成的彩陶

1. 牛 河 梁 N2Z4M6 ∶ 1 2. 胡 头 沟 筒 5 3、 4. 牛 河 梁 N10 ∶ 1、N2Z4M5∶1 5、6. 兴隆沟第二地点F1①∶7、H38①∶ 1

实际上，红山文化彩陶的构图方式也有规律可循，概括以下三点。

第一，排列对称，搭配顺序富有变化和层次。在三角纹中，如牛河梁N2Z2M2∶T8，每个黑色三角形都有相对应的空白，这样构成了上下对称。（图四：5）再如牛河梁N1J3∶10，每个黑色三角形也都有上下对称的空白，如果放大到一个它们组成的方形区域，四个黑色三角形顶角相连，形成了中心对称。（图四：3）在四边纹中，菱形、正方形黑彩基本上也都保持上下对称。除了对称以外还突出排列顺序的变化和层次，尤其体现在弧形纹中连涡纹和连续折弧纹上。连涡纹与另一个连涡纹横向按照一个方向围绕器身构成一组，其上方或下方叠压的这种相同图案既有同向的，也有反向的，这种反向主题搭配是红山文化晚期纹饰构图的特点之一。不仅如此，相同纹饰主题宽度基本一致，不同主题之间还要用线条加以分隔，非常强调清晰明了之感，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兴隆洼文化纹饰分片装饰传统有关。

第二，横向平行到纵向累叠。早、中期的纹饰流行横向装饰，构图相对单一，主要有一个主题，两个主题少见。晚期构图主题开始丰富，甚至出现三个主题，而且开始纵向排布，装饰纹带的周数变多，累叠在一起突出明显的层次感。

第三，数字“3”理念的延续。比如采用三角形纹装饰的陶器出土数量相对较大、出现三种主题搭配的构图等。更有趣的是在那斯台遗址和哈民忙哈遗址都发现有“3”形符号纹饰。陈继玲、陈胜前两位学者此前曾在兴隆洼文化筒形罐纹饰研究中，讨论数字“3”针对器物、聚落、生计等方面蕴含的结构寓意，他们认为“’3’可以表示完整性，也是第一个能用来表达’全部’的数字，三角形最稳定”［17］。

红山文化彩陶纹饰风格演变

目前，红山文化分期有“三阶段”说、“早、中、晚三期”说、“早、晚两期”说、“四期”说，还有更为细致的“四期五段”“新三段论”“三期六段”等方案［18］。由于侧重寻找本地文化传统和异地文化传统中的线索，本文以赵宾福的分期结论作为依据。红山文化彩陶纹饰元素、主题、构图风格的演变，大致可归纳为早、中、晚三期，彩陶是本地文化传统打破—重建—再塑的重要因素。

早期流行的纹饰主要是由线条元素构成的图案，如平行斜线纹、平行竖线纹、交叉纹等。绝大多数装饰在钵的折沿位置，这与兴隆洼文化夹砂筒形罐口沿纹饰相似，且左、右斜方向均有，是“移植到泥质红陶钵上的一种新创”［19］。在平行斜线纹中，还有一类俗称“幼鱼纹”或“蝌蚪纹”，一端笔画加重，一端笔画轻细微弧，这种纹饰的主题来源于兴隆洼文化筒形罐上的竖压横排“之”字纹。竖压“之”字纹的特点是两端深、中间浅，线条边缘平滑。实验表明利用平直刃工具一端为支点，轻轻扭转就会产生出弧线效果［20］。

如果把连弧线条中一条去掉，结果很容易转化成“幼鱼纹”或“蝌蚪纹”。而且在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赵宝沟文化西寨遗址部分陶器中已经出现这种线条结构，只不过在红山文化红顶钵上用黑彩表现出来。平行斜线也有相交或交叉排列的现象形成交叉纹，同样可以在兴隆洼文化中见到“影子”，赵宝沟文化也不例外。可见，由线条元素构成的红山文化彩陶图案，源头在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无疑，属于本地土著文化传统，开始出现打破本地文化传统的萌芽。

中期在保留部分线条元素图案的同时，块体组合的主题逐渐加入进来。中期稍早阶段平行竖向纹与平行斜向纹存续一段时间，稍晚阶段交叉纹、带状纹数量开始上升，这与后冈一期文化中的西水坡遗址、石北口遗址中的纹样几乎一模一样，装饰位置也非常一致，说明此时与后冈一期文化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别于本地纹饰传统。（图六：1、2、6、7）值得注意的是，蜘蛛山遗址出现一件垂鳞纹陶罐显得格外突出，朱延平先生通过研究发现在西梁、西水泉、胡头沟遗址中都有多重半环状垂鳞纹［21］。我们认为这种纹饰的形成也可能受到后冈一期文化带状纹的影响，尾部有向左、右两个方向弯曲延伸趋势，更强调修长整齐的美感，形成本地特有风格。然而，后冈一期文化的影响并没有贯穿始终，东庄类型的渗透改变了原有纹饰风格。在东庄类型中，同样有口沿外侧饰一周宽带黑彩的陶钵，数量可观。通过比对发现，东庄类型的直角三角形纹与红山文化三角形纹无异，而且都呈现出中心对称。（图六：3、4、8、9）至于四边形纹，顶角或顶边错落叠压，继承了兴隆洼文化横排“之”字纹的构图理念。菱形纹、几何形折带纹和赵宝沟文化重叠菱形纹、几何纹主题相似，这些是东庄类型所不具备的。因此，红山文化中期彩陶纹饰风格有来自后冈一期文化和东庄类型的双重影响，块体组合搭配的主题有代替原有线条元素风格的趋势。与此同时，又保留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在主题、构图上的固有方式，表明该阶段异地文化传统和本地文化传统开始处于接触、融合状态，完成了二者的重建。

在红山文化晚期，真正体现内外传统交融达到巅峰的标志，是弧形纹的出现。弧形纹当中的垂鳞纹又与菱形纹上下搭配，突出一定的层次感。相反，三角形纹、正方形纹等几何形纹饰在逐渐衰退。究其原因，这和庙底沟类型向东北地区扩张，代替后冈一期文化、东庄类型有关，有学者指出红山文化连涡纹是庙底沟类型“花瓣纹彩的变体”［22］。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几点：首先，以连涡纹为代表的弧形纹在线条笔画上，借鉴了庙底沟类型花瓣纹，特别是在庙底沟中期阶段体现尤为明显，利用露底与彩绘相互穿插、对比的方法，通过弧线描绘花的茎叶，回勾卷曲，这种元素直接被红山文化单勾、左右双勾以及上下双勾连涡纹采纳，这是变体的明显特征。（图六：5、10）其次，通过比对发现这些连涡纹在主题表达上又与庙底沟类型有所差异，而与赵宝沟文化“∽”形纹、“F”形纹主题近似，弧线首尾交织，对称呼应，能够和花瓣纹特征融合。实际上，如果把三角形纹、垂鳞纹、连涡纹放在一起观察，类似龙的鳞片、身躯等形态或许成为花纹变体较为契合的转换方式。此外，一些勾画回折明显，留白部分甚至出现直角，有意保留赵宝沟文化“F”形纹的内涵。最后，构成一个主题单元的连涡纹，既有横向也有竖向分布，在某种意义上参照了兴隆洼文化“之”字纹的布局方式，实现了新文化传统的重塑再生。

图六 红山文化彩陶纹饰与其他地区彩陶纹饰对比

1. 西水泉F13 ∶ 30 2. 西水泉T2②∶ 20 3. 牛河梁N1J3∶10 4. 牛河梁N2Z4A∶1 5. 牛河梁N2Z4L∶16. 石北口T6 ∶⑤11 7. 西水坡T253⑥∶ 1 8. 芮城东庄村 H104 ∶ 4 ∶ 11 9. 芮城东庄村 H109 ∶ 4 ∶ 110. 西阴 H33 ∶ 7 （1-5 属红山文化，6-7 属后冈一期文化，8-9属东庄类型，10属庙底沟类型）

结语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彩陶纹饰早期风格侧重使用线条元素，仍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为主的本地文化传统是重要“模版”来源，并不是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既无制作草创、又无技艺完善的成熟特征。

种种迹象表明，面对彩陶的到来，起初红山文化尚未呈现出完全接受的状态，只是把原有的线条通过彩绘手法表现出来，稍作变化，单一且缺乏生动美感，尚未真正脱离本地传统的母体，此时可以看作为萌芽阶段，略有打破本地文化传统的倾向。

中期晚段开始，随着后冈一期文化、东庄类型的加入，块体主题强于线条元素，三角形纹尤其明显，但其变化更趋向东庄类型的表达方式，讲求搭配组合，开始有意摆脱本地传统，可以说后冈一期文化引领了本地文化传统和异地文化传统相结合，东庄类型最终确立了二者重建的新格局。

红山文化晚期庙底沟类型强势北上，从元素、主题以及构图上，风格彻底改变，以连涡纹为大宗的弧线纹全面流行开来，主题更加追求多元，活灵活现，对新格局又进一步再塑。然而，此时无论添加哪些新的要素，在构图上又回归到本地传统上来，如三段主题甚至多段式布局再现兴隆洼文化特有的纹饰风格。可见，无论红山文化彩陶纹饰风格如何演变，并非一味吸收其他文化因素，而是将外来文化因素与自身文化传统结合不断推陈出新，这也是红山文化强大包容性的有力体现。

作者：张大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熊增珑，暨南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