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法］莫里斯·布朗肖 文，尉光吉 译

节选自《洛特雷阿蒙与萨德》，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

原文题为“La raison de Sade”

1797年，《新茱丝蒂娜或美德的厄运，及姐姐茱莉埃特的故事》在荷兰出版。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厚达四千页（作者几易其稿，以几乎无尽的工作，大大增加了它的篇幅），很快就令世人闻之色变。如果图书馆里有一座地狱，那就是给这样一本书准备的。可以说，在任何时代的任何文学中，都找不到一本如此丑恶的著作，一部如此深重地毒害人之情感和思想的作品。今天，谁还敢与萨德的放荡一决高下？不错，我们可以宣称，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有史以来最丑恶的著作。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关注它吗？我们有机会认识一部任何时代的任何作者都无法超越的作品。所以，某种程度上，在我们把握的范围内，在文学的如此相对的世界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绝对者，但我们尝试过查阅它吗？我们甚至没想过问它，问它为何如此不可超越，问它到底有何过分之处，有何令人永远难以忍受的地方。离奇的疏忽。但丑恶如此纯粹，或许只是因为这样的疏忽？当我们考虑历史将萨德打造为一个巨大的谜团所采取的审慎时，当我们沉思他二十年的牢狱生涯，他被禁闭和限制的生存时，当如此的监禁不仅影响人的一生，还延及其死后的时代，以至于禁锢其作品似乎把他本人，活活地，关入永恒的监狱时，我们便开始怀疑，宣布囚禁萨德的审查员和法官是否服务于萨德本人，是否满足了其放荡的熊熊欲火，因为萨德总渴望尘世深处的孤独，渴望秘密的隐居式生存的神秘。萨德一再地设想这个观念，即人的极端出格要求隐秘，要求深渊的黑暗，要求来自一间牢房的不可侵犯的孤独。所以，奇怪的是，将萨德投入禁闭的道德卫士们，恰恰把他们自己变成了这位最强背德者的同谋。正是其严厉的岳母，蒙特瑞伊夫人，把萨德的生活变成牢狱，但也正是她，把牢狱生活变成了一部堕落的、声名狼藉的杰作。同样，如果这么多年后，《茱丝蒂娜和茱莉埃特》仍是世上可以读到的最丑恶的小说，那是因为读它几乎没有可能，因为作者和编者借着普遍道德，用尽一切手段，确保这本书依旧是个秘密，是部完全不可阅读的作品，更别说其长度，其构成，其反复的思索，其描述的力量，其野蛮得只能把它投入地狱的淫秽，令阅读难上加难了。一本丑恶的书，因为几乎没人可以靠近它，也没人可以把它公开。但它也证明了，没有丑恶就没有尊重，丑恶登峰造极之际，便是尊重达到极限之时。还有谁比萨德更受人尊重？直至今日，还有多少人深信，只要这部被诅咒的作品在我们手里待上片刻，卢梭傲慢的断言便会成真：哪怕只读一页，任何年轻的女孩都会堕落。这样的尊重当然是文学和文明的一笔财富。同样，对其当下和未来的所有编纂者和评注者，我们不禁要慎重地发出这条声明：啊，尊重萨德吧，至少是他的丑恶。

《洛特雷阿蒙与萨德 [Lautréamont et Sade] 》的法文版第一版（Editions de minuit，1949）和中译版（上海三联书店，2025）书影

幸运的是，萨德很好地捍卫了自己。不仅他的作品，还有他的思想，依旧深不可测——尽管里头充斥着理论的演绎，而他也用令人窘迫的耐心，一再地重复这些演绎，并用极为充分的逻辑，展开无比清晰的论证。体系化的品味甚至激情推动着他。他解释、他肯定，他证明；他一百次回到同一个问题上（一百次还是保守的统计），他从各个角度审视问题，他探索每一种反驳，他回应他们，他甚至发现别的反驳，并反过来回应。由于他说的话相当简单，由于他的语言丰富，却又简洁有力，我们会觉得，理解萨德的意识形态（在他身上，意识形态和激情密不可分）应当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萨德思想的基础是什么？他到底说了什么？这个体系的秩序是什么，它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在这个如此执迷于理性的思想的步骤中，除了体系投下的影子，还有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协调一致的原则没有成功地形成一个它们应该建构，甚至在表面上建构的完全稳固的整体？这依旧模糊不清。这就是萨德的主要特点：他的理论思想每时每刻都在释放一些与之紧密相关的非理性力量。这些力量，凭借一股冲劲，既推动他的思想，也阻扰他的思想，以至于他的思想一边抵制这股冲力，一边又屈服于它，并试图控制它；事实上它们控制住了，但在控制的同时，它们也释放出别的黑暗力量，那些力量再一次牵引、误导、歪曲了他的思想。结果，所说的一切内容都很清晰，但又似乎受制于某种未被说出的东西；而这未经说出的东西，在不久之后得以展示，并再次被逻辑抓住，但逻辑反过来也服从一种依旧隐秘的力量的运动；最终，一切都展露出来，一切都获得表达，但这样的一切又被再次埋葬于未经反思的思想和不可表述的时刻所构成的隐晦。

面对这种只有出于另一思想的要求才得以阐明的思想（而另一思想本身，在那一刻，也无法得到阐明），读者的不安往往十分强烈。而让读者更为不安的是，萨德宣称的原则——我们可称之为他的基本哲学——似乎是简单性本身。这种哲学是利益的哲学，也是彻底的唯我主义的哲学。每个人必须做取悦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除了自身的快乐外就没有别的法则。这种道德建立在绝对孤独的首要事实之上。萨德已用各种方式一再表明：自然让我们孤零零地出生，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所以，唯一的指导法则就是，我喜欢一切于我有利的事情，而不考虑此类选择会对他人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人最大的痛苦，在我自己的快乐面前，永远不值一提。如果我必须用闻所未闻的累累恶行来换取最微不足道的享乐，那又有什么关系？毕竟享乐让我满足，它内在于我；而罪恶的后果令我无动于衷，它外在于我。

《萨德的理性》是布朗肖为法国小说家、理论家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左，Pierre Klossowski）的《萨德我的邻居(Sade mon prochain)》（右图为中译版书影）所作的评论。这是战后法国思想界首部严肃探讨萨德侯爵的著作。

这些原则十分清楚。我们发现它们在二十卷书中以一万种方式展开。萨德不知疲倦。他无比享受地把这些原则与当时流行的观念，即个体在自然和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理论联系起来。于是，他提出此类论证：既然众生在自然眼中平起平坐，那么，这样的平等就允许我有权不为保全他人而牺牲自己，对我的幸福而言，他人的毁灭必不可少。更确切地说，他起草了一份《色权宣言》，以这个适用于一切男女的格言为其根本的原则：把你自己交给所有那些欲求你的人，享用所有那些你欲求的人。“当我遇见一个美丽的造物时，我作了怎样的孽，犯了怎样的罪啊，我对她说：’把你身上能让我得到片刻满足的部分给我，如果你愿意，也请享用我身上能取悦你的部分吧！’”类似的命题在萨德看来无可辩驳。在冗长的书页里，他提及个人的平等、权利的互惠，却丝毫没有察觉，他的论证远远没有因此得到强化，反而成了彻头彻尾的胡诌。“一种占有的行动是不可加在一个自由人身上的。”他说。但他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不是禁止我们违背他人的意愿，对他人施暴并以此为乐；而是主张，没有人能够以一些排他的关系，一种先行的“占有”权为借口，来拒绝别人。人与人的平等意味着一种平等地支配所有人的权利；而自由意味着一种让每个人服从自身之意愿的权力。

当我们看到类似的公式接连出现时，我们觉得，萨德的理性中存在一种遗漏、一种缺失、一种疯狂。我们感觉到一种极度错乱的思想，它怪异地悬浮于虚空之上。但突然，逻辑占据上风，反驳消失，而体系逐渐成形。茱丝蒂娜，我们知道，她代表了世间的美德，她顽强、谦卑，总受压迫，总在蒙难，却从未被证实犯有过错，她突然以一种极为理性的方式宣称：你的原则假定了强权；如果我的幸福在于从不考虑他人的利益，在于不时地损害它们，那么，他人的利益不也必然会损害我吗；那时，我又要以什么名义来抗议呢？“自我孤立的个体能对抗所有人吗？”如我们所见，一个经典的反驳。对此，萨德的人物，用许许多多的方式，既含蓄又明确地予以回应，而那些方式，也把我们一步步地引向了其宇宙的中心。首先，他说，没错，我的权利就是强权。其实，萨德的人物在本质上由少数无所不能的人组成，他们有能力使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损害之外；由于天性在他们身上产生的乖僻，他们自视不凡，不择手段地寻求满足。这些无与伦比的人往往属于一个特权阶级：他们是公爵、国王，就连教皇本人也出身于贵族；他们享有其处境为之担保的地位、好运和逍遥法外的优势。他们生来便拥有不平等的特权，并且他们乐于用无情的专制来使之完善。他们是最强大的人，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强大的社会阶级。其中一个人说：“我把那个只能靠痛苦和汗水来过活的卑劣又可鄙的阶级称为人民；所有气息尚存的人都必须联合起来反对这个下贱的阶级。”

毋庸置疑，虽然这些堕落的至尊者（Souverains）往往出于自己的利益，将阶级的全部不平等性集中到他们身上，但这只是萨德在其价值判断中并未考虑的一种历史情境。他完全察觉到，在其写作的时期，强权是一个社会范畴，它被刻入社会组织的内部，正如它在革命前后持续存在的那样，但他也认为，强权（如同孤独）不只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选择、一种征服：只有一个懂得如何用其能量来使自己变强的人才是强者。事实上，萨德的主角们来自两个相反的环境：顶层和底层，最得势的阶级和最失势的阶级，这世间的名门望族和贫民窟的渣滓浊沫。但两者从一开始就发现了某种于其有利的极端之事：极致的贫困是一种和丰裕的财富一样强大的推动力。当你是杜布瓦夫人或杜朗夫人时，你就起身反抗法律，因为你的地位远低于法律，若不实施毁坏，就没法直面它。而当你是圣冯或布朗吉公爵时，你就凌驾于法律之上，无需屈身服从它。这便是为什么，在萨德的作品中，罪恶的辩解表露了自相矛盾的原则：在有些人看来，不平等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某些人必然是奴隶和牺牲品，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什么也不是，故而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由此，就有了对暴政的狂热歌颂，就有了那些注定要让弱者的复仇和贫者的富裕永无可能的政治体制。“说白了，”韦纳伊坦言，“在自然的意图里，必然有一群生来就软弱，因而本质地服从他人的个体。”“法律并不为人民而设[……]对于任何明智的政府，根本的东西都在于人民不侵犯大人物们的权威。”圣冯说：“人民应处于被奴役的状态，这样，他们就根本别想取得统治或削减富人的财产。”还有：“任何被称为浪荡的罪行都绝不该遭受处罚，除非是奴隶所为。”

在这里，我们似乎面对着最绝对、最疯狂的专制理论。但突然，视角就变了。杜布瓦夫人怎么说？“自然让我们所有人生来平等；如果命运乐于打乱这头等的普遍规律，那么，我们就该纠正命运的反复无常并用我们的机智来弥补强者的篡夺[……]我们的安分守己只会加重我们的枷锁，所以我们的罪行才是美德，要是我们拒绝用罪行来减轻压在我们身上的重轭，那就太傻了。”她还补充说：对于穷人，只有犯罪能打开生活的大门；恶行是对不公的补偿，正如偷窃是来自无产者的报复。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平等、不平等、压迫的自由、对压迫者的反抗，都只是临时的论证，其用意是根据社会关系的差异，来肯定萨德的这些人物拥有强权的理由。不过，那些需要用犯罪来生存的人和那些只能从犯罪中享受生存的人，很快就没有了区别。杜瓦尔夫人成了男爵夫人。杜朗夫人，最低卑的投毒者，跃居于王妃们之上，为了她，茱丽埃特毫不犹豫地牺牲了那些妃子。伯爵们成了黑帮头目、骗子（就像在《法克斯朗吉》里），甚或旅店老板，专门劫杀蠢货。反过来，浪荡的大部分牺牲品选自贵族阶层，因为她们必须出身高贵，正如布雷萨克侯爵，怀着极大的蔑视，对伯爵夫人，也就是他的母亲宣称：“你的日子是我的，而我的是神圣的。”

现在发生了什么？几个人物变强大了。有些人生来便是如此，但他们已通过其获得并享受该强权的方式证明自己配得上它。另一些人也变强了，而其成功的标志，就是他们通过犯罪获取权力后，还能利用这一权力获取无恶不作的自由。这便是世界：有些人已爬到最顶层——而他们四周，尽是无权无势的个体构成的无数无名的尘埃。那么，让我们看看绝对的唯我主义法则成了什么。我做取悦自己的事情，萨德的主角说，我只知道自己的快乐，并且，为了保证我的快乐，我折磨并杀害。你用类似的命运威胁我说，有天我也会遇到某个人，他的快乐也是折磨并杀害我。但我获得的强权恰恰让我跳出了这一威胁。当萨德对我们提出诸如此类的回答时，我们便发觉自己完全滑入了其思想的某一面向，那是由隐藏的黑暗力量所纯然持有的面向。这样的强权是什么？它既无惧意外，也不怕法律，它傲慢地将自身暴露于如下法则导致的可怕风险：我会尽我所愿地伤害你，而你也要尽你所能地伤害我；如此一来，这套法则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要注意，为了让原则瓦解，只需一个例外：一旦强权者在追求其独享的快乐时遭遇厄运，一旦他在其暴政的实施中成为受害者，他就会迷失，快乐的法则会表现为一场骗局，而人们，不再想要以出格取胜，再次开始苟且偷生，受不了一丝一毫的恶。

萨德知道这点。“如果运气出了差错呢？”茱丝蒂娜问。所以，他要更深地陷入他的体系，并表明，一个竭力求恶的人绝不会遭遇任何恶的事情。这便是萨德作品的根本主题：美德即厄运，恶德才是持久繁荣的幸福。有时，尤其是在《茱丝蒂娜》的初稿中，这样的断言就像一个简单又做作的命题，它以证词的形式，说明了作者所控制的情节安排。我们觉得，萨德可能在给自己讲述寓言，他把太多的好事归于一种幽暗的天意，以此来指引那些宁愿作恶也不肯行善的人。但在《新茱丝蒂娜》或《茱丽埃特》中，一切都变了。显然，萨德有了这样深刻的信念：一个绝对的唯我主义者不可能落入厄运；甚至，他会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并永远如此，绝无例外。疯狂吗？或许吧。但这样的思想在他身上与一些如此强烈的力量相连，以至于那些力量，最终，让它们所支撑的观念在他眼中变得无可辩驳了。事实上，这一信念的理论转述算不上畅通无阻。萨德求助于多种解决方案，他不断地尝试，但没有一个能令他满意。第一种是纯粹言语的方案：它体现为拒绝社会契约，因为根据萨德的说法，社会契约是对弱者的保护，而对强权者，它构成了一个严重的理论威胁。其实，在实践上，强权者很清楚如何利用法律来巩固其专制，但既然他是通过法律才变得强大，那么，在理论上，法律恰恰成了强权的化身。只要无政府状态或战争状态没有取得统治，君主就是唯一的至尊者，因为即使法律帮助他碾压弱者，这，不管怎样说，也是借由一种以弱者的名义创造的权威，后者用契约的虚假关系，取代了唯一个体的力量，而他便成了那一权威的主宰。“在可怕程度上，邻人的激情完全比不上法律的不公，因为邻人的激情能被我的激情压制，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限制法律的不公。”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法律，因为没有什么高于法律，所以法律永远高于我。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法律服务于我，它也压迫着我。这也是为什么，如果萨德能从大革命中认出自己，那只是鉴于，在某段时间内，在一套法律转向另一套法律的过程中，大革命代表了一个没有法律的政权的可能性，正如他用这些奇怪的评论表达的那样：“法律的统治要低于无政府的统治：我这么说的最主要依据在于，任何政府，当它想要重建其构成时，就不得不将自身投入无政府状态。为了废除古老的法律，它被迫建立一个没有法律的革命政权：这个政权最终诞生了新的法律，但这第二个国家必然不如第一个国家纯洁，因为它脱胎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