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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陆军上将张发奎，绝对是国民政府里的异类。

1927年的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参谋拿着花名册拍桌子：“叶挺独立团里全是共产党！”

他端着茶杯慢悠悠吹浮沫：“兵能打仗就行，管他戴不戴红领带？”

手下两千多个共产党人，从营长到文书，名字在档案里摞了半尺高，宪兵营三次请令抓人，他把枪收了锁军械库，说“都是打军阀的兵，抓来抓去像什么样子”。

有人半夜递密报，说贺龙在驻地开支部会，他揉着眼睛骂：“大惊小怪，开会又不是挖祖坟”，转头让副官给哨兵打招呼：“贺师长的人进出，别搜身”。

别人说他糊涂，他叼着烟笑：“兵是国家的，党籍算哪门子事？”

1927年4月，清党密令雪片似的飞来，南京来电催他’清共’，他把电报往抽屉里一塞，转头让军需官把宪兵营的枪全锁进军械库。

‘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

心腹参谋急得跳脚：’军长，再不动手要被南京问责的！’

他把军帽往桌上一摔：’都是打江山的兄弟，现在拿枪指着自己人？’

当晚，有宪兵偷偷摸去叶挺住处，被他抓个正着，当场撤了宪兵营长的职。

别人劝他’识时务’，他冷笑：’我张发奎手上的枪，要么打军阀，要么打外敌，绝不打中国人。’

转头反让副官偷偷给’形迹可疑’的人开了通行证，上面盖着第二方面军的大印，写着’军内通行，沿途放行’。

南京来电问责，他回了八个字：’军心不稳，暂缓清党’。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枪响震碎夜空时，张发奎的司令部里，叶挺带着参谋在作战室标进攻路线，贺龙的副官抱着弹药清单从后院出来，哨兵刚要拦，他从二楼窗户探出头骂：“瞎眼了？都是自己人！”转头让副官把后门钥匙塞给叶挺：“省得哨兵啰嗦”。

有人急报“共产党在司令部调动部队”，他把茶杯往桌上一顿：“打军阀的兵，调就调了”，直到起义部队撤出南昌，他才慢悠悠下令“追”，却让骑兵营“慢慢走，别追上”。

后来盘点才发现，他的第二方面军简直是将帅摇篮：贺龙从独立十五师师长一路打到元帅，叶挺带着参谋在作战室标进攻路线时，林彪还是个扛着步枪的连长，蹲在地图前跟老兵讨教战术；

陈毅在政治部写标语，粉笔末蹭了满身，徐向前蹲在伙房帮炊事员劈柴，说’吃饱了才有力气打仗’。

粟裕扛着机枪追着他问’迂回战术咋练’，张云逸抱着电报在收发室熬通宵，许光达、徐海东、罗瑞卿这些后来的大将，当年都在他手下当过兵、带过队。

有人嚼舌根说’养虎为患’，他把军靴往桌子上一蹬：’兵是国家的，又不是哪个党的私产！能打军阀、能保家国的就是好兵，管他党籍红不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消息刚传到韶关司令部，南京的加急电报就拍了过来，封皮上印着“绝密”二字，里面白纸黑字写着：“着张司令官即刻通电声讨新四军叛变，肃清辖区共党分子”。

副官捧着电报手都在抖：“委员长亲自签发的，不执行……”

他捏着电报在手里转了两圈，没看第二眼，直接塞进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咔嗒上了锁。

参谋处长急得冒汗：“司令，这可是委员长的手令！”

他把军靴往桌腿上一磕，烟灰掉了一地：“手令手令，打内战的手令？”

第二天，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话追到前线：“向华兄，通电拟好了吗？”

他对着话筒冷笑：“拟什么？拟’日本人还在烧杀，我们先杀同胞’？”

对方噎得半天说不出话，他啪地挂了电话。

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派特使来劝：“委员长说了，只要通电，战区军饷加倍。”

他指着墙上的地图骂：“上海还在日本人手里，武汉的炮声没停，你跟我谈军饷？”

特使还想说什么，他让卫兵把人“请”了出去，临走扔了句：“告诉顾祝同，想打新四军，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连着三天，南京催了七封电报，他一封没回，只让副官给前线打电话：“守好阵地，别管后方电报。”

有人偷偷翻他抽屉，看见那封手令压在一堆旧作战地图下，边角都磨卷了。

底下人怕他担责，劝他“敷衍一下，发个含糊的通电”，他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茶水溅了一地：“我张发奎这辈子，要么说人话，要么不说话，糊弄人的事不干。”

直到月底，战区通电汇总里，独独缺了第二方面军的名字，南京气得拍桌子，他却让军需官盘点仓库：“前线缺药，先紧着送，管他是中央军还是游击队。”

1942年的粤北山区，游击队卫生员揣着字条摸到第二方面军后勤部，盘尼西林只剩半瓶，磺胺粉连伤口都盖不住，伤员在山洞里疼得直打滚。

军需官拿着字条手直抖：“这…这是共军游击队啊”，张发奎正好来查仓库，听见动静掀帘子进来：“磨磨蹭蹭干什么？”

军需官把字条递过去，他扫了一眼往桌上一拍：“不就是几箱药吗？”

军需官小声提醒：“委员长有令，物资不能给共匪”，他眼睛一瞪，抓起毛笔在条子上唰唰写：“抗日的药，分什么你我？”

写完把笔一扔：“出了事我担着！”当天下午，十箱消炎药、两箱绷带顺着山间小路送出去，押运的士兵说，张司令特意交代：“路上碰见穿灰布军装的，别开枪，都是打鬼子的”。

这人这辈子，活得确实拧巴。

清党时他把枪锁进仓库，南昌起义前夜给叶挺开后门，皖南事变压下手令不发，给游击队批药时骂军需官“抗日还分你我”。

南京说他通共，延安说他军阀，两边都不讨好，他叼着烟冷笑：“我干我的事，谁爱说谁说”。

别人忙着争权夺利，他守着一条线——枪口不指中国人。

“兵是国家的，不是党派的”，这句话他说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

有人说他糊涂，可乱世里，能守住良心不打死结的，才是真清醒。

手里的枪没沾过同胞的血，心里的秤没偏向过私利，张发奎这辈子，活得比谁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