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的沈阳中街北、沈河区朝阳街21号,今中国工商银行沈河支行和和平区中华路与南京街交汇处西北角,今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各矗立着一座中西合璧的华贵宏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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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前,位于沈河区的这座建筑,为东三省官银总号,2003年,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和平区的这座建筑,为东三省官银号沈阳分号(日站千代田通,今和平区中华路),2008年,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三省官银号是东三省最早和最大的银行,最多时在东北各地设有近百家分号。作为东三省近代金融的核心机构,东三省官银号既是东北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也是奉系军阀统治的财政工具,最终在日本侵华背景下消亡。
一、东三省最早的银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建于东北迭遭兵燹,商业萧条,为防止当时票庄、钱铺等私帖之危险,遂筹拨沈平银30万两,命马恩桂为总理,创设了官商合办的奉天官银号,另有一小部分商股约几万两,并拥有纸币的发行权。
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纸币:凭帖。
1907年,清廷下令,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裁吉林、黑龙江将军,设立奉天、吉林、黑龙江行省,同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任后,为整顿三省金融,将奉天官银号增资为六十万两,同时发还商股,官银号完全为官股控制掌握,名符其实地成为官办银行。1909年4月21日,徐世昌将奉天官银号改称东三省官银号,并计划将之推行于吉、黑两省,作为三省的“中央银行”,兼理东三省金库事宜,总号设在沈阳,另在吉林省省会吉林市和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市两地开设分号,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巡抚执意坚持“各办各省”,徐世昌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纸币:小银元票、大龙元票、铜元票。
清末民初,东北的金融机构,就其组织与营业形态而言,分为新旧两种:新式的乃为各种银行,旧式的则有票庄、钱庄、银炉、代理店、当铺等五种票庄,多为山西人所经营,主要营业为汇兑与放款。在1905年奉天官银号创设之前,黑龙江的广信公司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已经从事金融业务,虽说有更长的历史,不过在其创设当时,就其组织而言,并非一种新式的金融机构,不能列入新式银行之列。东北的新式银行,当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办的俄亚银行为嚆矢,该行开办的目的,全为援助中东路的建筑。我国最初在东北所设的新式银行,乃是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5年)的奉天官银号,之后则是1907年设立的大清银行奉天分行,1908年和1910年设立的交通银行营口分行、交通银行奉天分行。
二、东三省最大的银行
1931年东北文化社编印处编印的《东北年鉴》记述:东三省官银号“总号设于辽宁大北门里,自创办以来,迄今二十余载,资本由30万两,增至两千万元,分号遍于三省,附属营业共达22处,其势力于东北金融界中至称伟大,诚我东北唯一之金融机关也。”
《东三省官银号现行章程》规定:“东三省官银号为奉天省府官有营业以调剂金融为业务;东三省官银号设督办一员,由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领之;东三省官银号设总办一员、会办三员,均由省政府委任之。”东三省官银号办事员商最多达八百余名。
1930年9月东三省官银总号总、会办暨各员商各附业经理,恭送荆会办雪岑荣膺河北省财政特派员合影纪念。
东三省官银号有纸币发行权,它发行的纸币主要分为:凭帖、小银元票、大龙元票、银票、大银元票、汇兑券、铜元票等七种,七种之下还有若干小类。通常我们所说的奉票,乃是小银元票、百枚铜元票及汇兑券(即奉大洋票)之统称,其代表之银币为小银元。按小银元之成色、重量,每一元一角七分八厘等于现大洋一元。政府为计算方便起见,故以小银元十二角等于现大洋一元。而小银元票乃以小银元为标准,而发行之奉票汇兑券,乃假设以现大洋为标准而发行之奉票也。
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纸币:银票、哈大洋。
东三省官银号担负着奉天省政府的代理省金库业务,凡省政府公款的收支均由官银号办理,赋税课捐及官办营业收入,均解缴官银号入库,军费的发放均由官银号支付。
1929年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纸币壹圆。
东三省官银号经营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贷款业务是官银号的重要业务,所占业务份额巨大,贷款对象主要是工商企业;官银号因为纸币的发行并无限制,资金不愁不足,故对于吸收市面的游资即对于存款营业漫不经心,官银号存款以官款与有势力者的存款居多,其他私人的存款极少;汇兑业务主要是便利异地商业往来,减少企业资金运输风险。从1905年创设之初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官银号存放款分别增至23.8亿元和25.1亿元,每日汇款平均不下4000万元。
除总号设在沈阳外,东三省官银号还在东北其他各地设有80处分号,并经营利达公司等22处工商企业,成为垄断东北金融、具有综合经济实力的托拉斯。
1929年长春东三省官银号
东三省官银号共有80处分号,其分号遍布东三省,在关内上海、天津、北平等地也设有分号。分为四等。一等分号为:辽宁公济平市钱号、哈尔滨分号两处;二等分号为长春、大连、上海、天津、锦县、开原驿、营口、安东、公主岭、吉林等共10处;三等分号为沈阳、黑河、延吉、通化、黑龙江、山城子、通辽、辽阳、新民、洮南、西丰、铁岭、昌图、八面城、四平街、辽源、海城、盖平各分号及沈阳第一汇兑所、第二汇兑所,共20处;四等分号,为山海关、辽中、新宾、新立屯、法库、东丰、西安、海龙、宁安、绥化、呼兰、安达、复县、庄河、凤城、岫岩、宽甸、本溪、抚顺、郭家店、范家屯、下九台、北平、绥中、兴城、锦西、义县、北镇、黑山、彰武、盘山、台安、辉南、柳河、康平、临江、桓仁、长白、双城、辑安、开通、双山、一面坡、开原城内田庄台、清原、洮安各分号及哈尔滨道里办事处等共48处。
1929年黑龙江东三省官银号。
东三省官银号除经营银行业务外,还投资于其他各种企业,如钱庄、粮栈、油房、当铺、火磨、工厂、贸易公司等,官银号每年因此获得的盈利颇为不少。东三省官银号附属企业有22个,即利达公司东记、纯益繅织公司、东济油房、东兴火磨、公济粮栈、呼兰制糖厂、东记印刷所、东兴泉烧锅、广泉公烧锅、万生泉烧锅、东兴当、辽宁公济当、洮南公济当、盖平公济当、通辽公济当、辽源公济当、海城公济当、绥中公济当、海龙公济当、辽中公济当、锦县公济当、法库公济当。
东三省官银号附业:辽宁纯益繅织公司。
三、东北早期现代化金融引擎、奉系军阀黩武之后盾
东三省官银号作为清末民初东北金融体系的核心机构,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其在1905-1931年间,整合了分散的区域市场,培育了近代产业雏形,抵御了外国金融渗透,对东北经济的现代化转型贡献显著。比如:取代了清末混乱的私帖、钱票,发行统一纸币(奉票),至1917年流通量达1,700万元,成为东北主要交易媒介。通过分号网络(覆盖80余城镇)挤压日本金票、俄国卢布流通空间,1909-1915年间将奉票市场份额从不足30%提升至65%。向榨油厂、面粉厂、烧锅(酿酒)、丝房等包括中街的谦祥泰、谦祥源、吉顺昌、吉顺洪、吉顺隆、吉顺丝房等传统优势产业提供低息贷款,1921年注资200万银元建成奉天纺纱厂,支持实体经济与产业升级。开通奉天(沈阳)至哈尔滨、齐齐哈尔的48小时汇兑服务,降低商业交易成本,1912年汇兑总额达5,400万两。1924年注资500万银元参与修建奉海铁路,打破南满铁路对东北运输的垄断等。
1929年营口东三省官银分号。
东三省官银号在张作霖的操作下,运用其庞大的发行权和附属企业,形成一个大托拉斯,垄断着东北金融和经济,成为张作霖称雄东北、染指关内的重要金库,是张作霖穷兵黩武之后盾。
1931年东三省官银号沈阳分号(日站千代田通,今和平区中华路)。

1924年3月,为整顿币制,统一金融,张作霖决定将东三省银行和兴业银行合并于东三省官银号,资本增为奉大洋2000万元。1924年7月15日,新东三省官银号正式开业。新东三省官银号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最大的银行,无论资本金还是经营规模,其综合实力已达到了全盛时期。它成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增加货币发行,支持奉系军阀征战。
1930年9月25日出版《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德国参观团参观东三省官银号。
第一次直奉战争耗费1000万元军费,几乎耗尽了奉省省库的积存,且奉军败北。战后的张作霖疯狂进行扩军备战,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及郭松龄反奉期间,军费支出惊人。1922-1924年军费支出额分占各年财政总支出79.85%、81.45%和78.37%。庞大的军费支出需财政充分支持,依靠较高的税赋征收比率是无法满足需要的,最适宜的方法就是大量增发纸币。1919年底,奉票发行总额不到1300万元,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增至3600万元;1924年3月增至5150万元,到11月末增为1.95亿元,仅8个月增加近3倍,纸币发行的速度是官银号创办以来未有的。
1924年东三省官银号汇兑券壹圆。
1927年,张作霖复大举入关,驱逐冯玉祥军队于京津,此时官银号发行奉大洋已达5.52亿元,其中5亿多元在关内作为军需、军械之用。1929年5月15日出版的《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创刊号,发表时任东三省官银号副经理王元澂撰写的《东三省官银号之沿革》一文指出:“近年因战事频仍,军费浩大,收支预算相差太远,财政厅所恃以弥补缺损的,惟有向官银号借债,别无它途。官银号对于财政厅的要求,既不能拒绝,又无力应付,结果遂不得不出于滥发纸币之一途。将此损失转嫁于人民身上,奉票的一再跌价,其原因即在于此,至省府向官银号历年所借的数额,省府方面既无宣布,官银号亦讳莫如深,究有若干,无从推测。”
四、东三省官银总号的地址与建筑
东三省官银号(奉天官银号)初成立时,设于奉天省城钟楼南路东原德兴永门市房,即今沈河区朝阳街与沈阳路交汇处东北附近,1912年,东三省官银总号迁至大北门里即今沈河区朝阳街21号。
沈河区朝阳街21号今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沈阳市沈河支行,历史上的东三省官银总号建筑是哪一年建设的呢?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王丹岑、汤常鸣在《沈阳建筑风格设计研究报告——以东三省官银号为例》(《建筑文化·传承》2020年7月第17卷总第361期)一文中认为:“该建筑1926年由东三省官银号设计建造”;二是沈阳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和沈阳市房产档案馆2002年编著的《沈阳近现代建筑》一书中认为:“该建筑始建于1928年”;三是尔东强在《西洋面貌中国心——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沈阳市沈河支行》(《银行博物》2006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该建筑的基础部分建于1928年以前,由当时的中华建筑公司承建,1929年投入使用”。四时陈伯超主编的《沈阳城市建筑图说》)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出版)认为:“1929年由官银号自己的建筑师设计”。另外,1929年5月15日出版的《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创刊号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出版发行的《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封面,印制的都是东三省官银号沈阳分号(日站千代田通、今和平区中华路)大楼外景,不知为啥没有印制东三省官银总号大楼之景观。
1930年6月25日印发的《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第二卷第六号封面。
东三省官银总号建筑占地面积8200平方米,建筑面积3141平方米。该建筑主体三层,局部四层,地下一层。
东三省官银总号建筑兼具西洋建筑与中国本土文化特色,整个建筑外观公正华贵,体现了古典主义和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建筑的主入口在两条马路交叉处45度方向,并在入口处设有圆形中央大厅贯通两层,圆形大厅中空挑高,金字塔形的玻璃结构让采光格外充分。
今工商银行沈河支行(历史上东三省官银总号)大厅,张黎明拍摄。
其外部是两对贯通一二层、柱身没有凹槽的爱奥尼柱构成的柱廊,并且支承着三层挑出的平台,构图均衡,为新古典主义传统做法。建筑横向展开为五段,即中部主体、左右两翼、两端部,两翼与中央部分相较,略为跌落,并在建筑两端收头处设有四面坡顶,纵向为三段式。一层有假山石作为台基段,中间层是虚实相间、平面化的壁柱。与庄重雄伟的古典主义相比,建筑中连续曲线的女儿墙、多变的窗户形式和屋顶跌落的三重檐口都是明显的巴洛克风格,柱头的雕饰、檐口的线脚及其他细部,做工精细,构图协调轻巧,同厚重的墙面形成强烈对比。虽然建筑中大量运用柱式,但除了入口的两对爱奥尼柱的柱头是标准样式,其他的柱头雕饰是中国的传统吉祥图案“梅花”和“麦穗”,并且墙面上也把中国的吉祥图案作为雕饰,它们与西式建筑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东三省官银总号。
这座矗立于沈阳中街的灰色建筑,既是沈阳近代金融建筑的典范,也是东北金融跌宕百年的“活化石”,其玻璃穹顶下的阳光,依旧照亮着昨日烽烟于今日繁华的交叠。
五、东三省官银号急剧衰亡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面对多年战乱造成的官银号底子亏空,奉票毛
荒的金融环境,他仿效美国实行联合发行准备库制度,于1929年5月成立了以东三省官银号为主体,联合边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的奉天分行的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专门办理准备库券的印刷、发行和兑换,保管准备金,不作其他营业,东北金融才渐渐趋于稳定。
1930年新民东三省官银分号。
至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时,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发行的准备库券及现大洋兑换券流通区域扩大到关内许多地区。此后,官银号获利逐渐增加,控制金融市场能力增强,官银号进入到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20世纪30年代东三省官银总号。
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就派兵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将该号库存财物洗劫一空并停止其营业。
1931年9月19日上午,日本侵略者占领东三省官银总号大金库。照片提供:邵志刚。
1931年10月15日,在日本关东军严密监视控制下,东三省官银号“复业”。1932年6月,伪满政府将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及边业银行合并,成立“满洲中央银行”。7月1日,东三省官银总号改称“满洲中央银行奉天支行”。至此,东三省官银号走完其近27年曲折艰辛的发展道路,最终退出了东北近代金融史舞台。
1933年“满洲中央银行千代田支行”(位于今和平区中华路)。
1948年2月,原东三省官银号沈阳分号。
参考资料
1、王元澂:《东三省官银号之沿革》,《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创刊号,1929年5月15日。
2、东北年鉴编印处编纂:《东北年鉴》,1931年。
3、何孝怡编:《东北的金融》,中华书局,1932年。
4、荆有岩:《东三省官银号》,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5、陈伯超主编:《沈阳城市建筑图说》,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158——160页。
6、田峻峰:《东三省官银号及其发行的货币》,《中国钱币》,2014年第1期(总第126期),第41—47页。
7、王忠昆主编:《盛京皇城(中卷)》,辽宁美术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