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应县的释迦塔。摄影/朱海虎
佛牙出世
直到20世纪的某一天来临之前，山西应县的释迦塔仅仅是个巨大而精巧的佛塔，建筑学家眼中它价值无限，百姓眼中它有神佛护佑，却没有人想到它的另一种用途。
佛塔，是为供奉佛家宝物而建造，而释迦塔的历史上，有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维修记录，供奉宝物的记载几乎没有。
这一天的到来十分平常，1966年6月，有人在木塔三层的佛座下发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花式银盒。1974年7月28日，专业技术人员在检查各层塑像的残破状况时，意外地在四层主佛像内发现了一大批辽代秘藏，银盒的来历随之破解。
经过研究，这个银盒为四层主佛像处所出，文革之初，有人从四层主佛像胸部凹槽内移藏于三层佛座下而未能取走的。两个月后，检查人员发现二层的主佛像被人撬开，内藏宝物全被盗走。经警方侦破，偷窃者是一个维修木匠，他盗得的也是一个银盒并已卖掉。
被盗的银盒被追回来，两个银盒里的物品，先前谁都没有料到。这不是一般的佛家宝物或辽代文物，而是十分重要的宝物：佛牙舍利。第一个银盒内盛有七宝、佛牙舍利及《释迦说法相》3幅；被追回的银盒里也是七宝与佛牙舍利。文物的整理鉴定在4年以后才展开。
1979年7月，国家文物局安排中国历史博物馆与山西省文物局组成了“应县木塔辽代文物整理组”，给应县木塔佛牙舍利做出了权威性鉴定。北京的荣宝斋承担了文物修复，荣宝斋77岁高龄的徐之谦为银盒仔细地写下了鉴定证书：“1966年夏季，木塔四层主像胸部木骨架的方形凹槽内，出六曲银盒，内盛七宝与佛牙舍利。佛教七宝亦称七珍，诸经大小异，木塔的七珍是金币牍、银片牍、铜币牍、香泥饼牍、水晶玻璃牍、沉香木牍、松香珠牍。佛牙、舍利俱指释迦牟尼遗骨。牙上镶嵌之细小珍珠、玛瑙即舍利。”
▲应县木塔结构示意图。
“种种瑞象，终难缕述，喜不自胜。”台湾著名高僧慧礼法师这样形容自己看到银盒内的一双佛牙时的感受。他也认定，这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而对应县木塔的原名“佛宫寺释迦塔”，他认为其意义是“佛陀的宫殿、释迦的塔”，也就是说，佛宫寺是释迦牟尼的宫殿，而释迦塔是为供奉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而建，像这般佛寺以“佛宫”为名、佛塔以“释迦”为名的，全世界只有应县这一处。
无论在大小还是在形态上，佛牙舍利与人类牙齿的样子都全然不同。佛经上对此有明确的记载：佛祖宝相庄严，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其实就是讲佛祖的相貌不同于常人，并且列举了相貌中的各种特殊之处。其中有关佛牙的“一相”“一好”是说佛的牙齿呈“黄白相，方形柱状，光耀晶莹”。按佛教经典来理解，佛陀留下的灵牙，会在牙根牙槽、牙身上生长出细粒舍利子。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迦湿弥罗国》提到过，玄奘法师在西天印度曾朝拜过佛牙，其佛牙长达3寸，熠熠生辉。这样看来，释迦塔珍藏的两颗佛牙，在色泽、大小、形制上同佛教经典的记载完全一致。
其他物品已不可考。文革动乱的时候，附近学校的学生到木塔“造反”，在一层大佛的胸部凿了一个大洞，从中掏出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究竟都是些什么，现在已不能准确统计。
只知道当时曾将掏出的经卷，以及一些能点燃的物品当街付之一炬，足足烧了一个多小时。
千年一塔，木构奇迹
同样是古代文物，一件可移动的收藏品的价值，最明显要体现在拍卖会上它能带来收益几何，而一座不可移动的古建筑的价值，恐怕要体现在人们肯为保护它花费多少。
应县木塔从1989年决定维修始，国家在18年里花了一千多万元，开了不少修缮保护论证会，众多专家关注与参与，却迟迟不能确定拯救方案。按照前述的标准，这恐怕要算古建中的重量级文物了。
应县木塔重7000多吨、900多岁，67.31米高，相当于如今的20层楼以上。它的巨大规模十分罕见，而建筑史的零散记载却又使它的出身不甚明晰。历史大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建于后晋天福年间（936—943），辽清宁二年（1056）重建，二是说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金代有两次增修。两种说法前后相差百年，却已是两代。
五代史上的硝烟可从另一个角度佐证塔的来源：后晋天福元年（936）割燕云十六州入辽，应州属于被割范围，后晋应该不会在此大兴土木，而此时的应州对辽还不是十分重要，直到后周灭掉北汉，应州才成为辽宋战争的地区。公元986年，北宋名将杨继业在这一带被擒，此后纷争稍稍平息，可以推断的是，战争期间建一座巨大的木塔，几乎不太可能。那么，辽道宗清宁二年的建塔记录应更可信一些。
建立辽的契丹族，原本没有佛教信仰，唐末，契丹族中一个部落主耶律阿保机统一邻部，开始有意吸收内陆文化，以收揽汉人。与此同时，中原由于周世宗柴桂奉行灭佛政策，佛门中大德高僧、巨擘能人一时间逃向辽国和西夏。这两股力量在辽国重用人才的政策之下，得以充分释放，补充了辽国传统建筑力量的不足，崇佛之风开始在皇族与权臣中蔓延，诸多皇帝痴迷佛教，许多僧人做了高官，因此被史家评说为“辽以释废”。
领风气于先的是圣宗皇后萧耨斤，她对佛教的笃信和热衷，直接影响到了她的儿媳兴宗后萧达里和孙媳道宗后萧观音。萧达里是应州人，她的丈夫兴宗又崇信佛法，“尤重浮屠法”，因此，在应州建塔应始于兴宗时，而道宗清宁二年是完工的一年。
▲ 在释迦塔北门和南门的额壁板上，分别绘有男女两组供养人像。专家认为，南门额壁板上所绘女像为圣宗钦哀皇后萧耨斤、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北门额壁板上所绘男像是韩王萧知足、大丞相萧孝穆、齐王萧无曲。
辽代建筑保存至20世纪的只有13个，其中又有5个毁于抗日战争。建于辽代的释迦塔在战争之下，已经濒危。唐代建筑保存到现在的很少，辽代建筑较之宋代建筑，更多地保留着唐代建筑做法和风格，正可补充唐代建筑实物不多的缺陷，为研究唐代建筑提供更多的线索，这就是很多研究者对辽代建筑特别重视的原因，释迦塔因此引起了建筑学家的重视。
塔的标准身高67.31米，是由建筑大师梁思成测量所得。他的助手莫宗江回忆道：“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惟一的办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是这九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会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我们也就跟了上去，这样才把塔刹测了下来。”这一天是1933年的9月17日，梁思成与莫宗江在测量了木塔身高后，只剩下塔刹没有测，梁思成就这样攀上了塔顶。
梁思成调查释迦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33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到山西大同调查古建筑，梁思成此前没有在任何资料中看到释迦塔的照片，不得已之下，他写了封信给应县的一个照相馆，在信中附上1元钱，请他们代照一张木塔的照片寄过来。照相馆没有让他的希望落空，这张珍贵的相片使释迦塔加入到建筑大师的行程中，也由此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
这是历史上创新最多的木塔，是运用斗拱最多的木塔，是斗拱的集大成者。单一的木构建筑运用54种斗拱，可以看做是54种最复杂的巨型鲁班锁的集合体，每座斗拱都有着固定的组合形式，结成一个整体，最终的形状是每层都筑成一个八角形中空结构层。
下有4.4米高的两层四方形石砌塔基，上为八角形楼阁式塔身，外观五层六檐，内则一至四层有暗层，实际为九层。塔体结构采用内槽柱和外檐柱构成双层套筒，在各层以梁架、斗拱相互联系，具有极好的整体性，与现代高层建筑的结构体系极为相似，可以说是现代高层建筑双筒结构的鼻祖。
大修还是小治？
九百多岁高龄的木塔承受了各种破坏，而这些并没有对木塔构成巨大的威胁。致命的伤害恰恰来自木塔内部——木塔的结构。精巧的双筒结构中，内环和外环用木枋连接后，就构成了两道八角形木环。巧妙的柱网布局，采取建筑学上“侧脚”和“生起”的技术（在榫卯结合的构架中，直榫容易脱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传统方法是运用力学原理，让立柱向内微倾，称为侧脚；把平放的额枋做成向屋角微翘，称为生起），降低塔的重心，并使整体结构重心向内倾斜，增强了塔的稳定性。
如此一来，木塔的外筒即外檐柱有24根，而内筒即内槽柱只有8根，内筒的每根柱子都承受了外筒3根柱子所带来的压力。这直接导致了内外筒受压的不均衡，而使内槽柱出现了破损。内槽柱柱头及其与普柏枋（梁和斗拱之间的水平木梁）相交处破损较多，柱身扭曲，其中荷载较大的二、三层较为严重。木塔的维修史从此掀开序幕，维修方法上的实验与争论，从此也开始了漫漫长路。
对木塔的维修，历代都有过，已故的陈明达先生曾对木塔有系统研究，在他著录的《应县木塔》一书中，结合对木塔结构的观察与分析，他认为有两次大修关系到木塔结构：第一次在金代的明昌二年至六年（1191-1195）。“后加构件，大大增加了塔的结构强度，塔的柱头劈裂、普柏枋头压碎等普遍损坏情况，很可能是在初建后百余年间，曾遭受一次严重破坏的结果。也是金明昌年间，必须加固修理的原因。”第二次在明代，正德三年（1508）的这次修缮，主要工作是把一层的内外墙、东西二外门及斜面明间的直棂窗拆掉，在华拱下增加了柱子，在重新砌筑时又增加了拆除门窗处的墙体——这种针对柱子的扭曲变形而采取的加固措施，进一步加强了木塔结构的强度。
从这两次大修的方法和效果看，不但准确地找到了木塔受损的症结，并采取了简单有效的修复措施，也没有损坏木塔原有风貌。因此，陈明达先生在书中说：“ 明昌增修，主要是针对损坏情况进行加固，其加固方法颇为完善，根据对原状的推测，加固时可能曾拆除各面窗子，但基本上保持了塔的原状，对实用毫无影响，对风格未曾改动。在我们今天修理古代建筑时，是可引以为借鉴的。”
▲“应州是个小城。”陈明达先生在他的著作《应县木塔》开篇即如此说道。他在20世纪60年代测绘应县木塔时，这个小城的楼房很少有超过10米高的，而近70米高的木塔，恐怕在小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今天的应县已繁华了许多，木塔却仍是凌驾于全城之上的主要建筑物。摄影/李森
根据他的研究可以看出，现在所见的二、三层柱头及普柏枋劈裂现象早已出现，金代明昌年间大修就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很成功，使木塔安然度过九百余年直至现在。为此，陈明达先生写道：“释迦塔自建成至今已历九百余年，其基本情况尚属良好。”
而破坏木塔结构的维修，在1936年。据传说，这次大修由应州城内的一位风水先生倡议，由住持和尚大行师徒募资筹建。大修时拆除了塔内的全部夹泥墙，改装成了扇门。理由是，宝塔原本是玲珑塔，在康熙年间应州知州章弘的手中改为夹泥墙，这是章弘有意破坏应州的风水，所以要改回来，复原为玲珑塔。风水先生的说法属于捕风捉影，与章弘在塔上留下的两次修缮题记并不相符，而这次拆改夹泥墙的行为，却实实在在减弱了柱圈层的整体刚度，在近代地震与炮火的伤害积累下，加速了塔的变形。
近年来，在文物保护意识与开发旅游意识的推动下，木塔的维修也被有关部门提上了议事日程。统共有三种修缮方案，最彻底的是落架方案，就是把原有的古建筑拆卸到底，再照原样重建起来；保守一点的是加固方案，就是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技术对塔进行加固；折中的是悬吊方案，就是用钢拉栓从塔顶穿透五层后加捆将其吊起，再进行更换、增强等工作。
从目前的这几种方案看，除现状加固外，都是以木塔的部分甚至是全部被拆除为前提，这对木塔来说是伤筋动骨，甚至是被肢解的大手术。专家们在观点上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持续数十年的维修之争由此而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傅熹年，就是反对落架的。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落架大修方案有两个致命的问题——一是当年的木料经过岁月的脱水和自身重量的挤压后，木塔整个的榫卯结构已经互相铆合得很紧，很难完整地被拆卸下来，如果硬拆，只会使木料的各部位榫卯都受损伤，甚至需要全部换新料；如果木塔全部换成新料，“逾千年而不腐”的木塔之名便不再存在，其历史、文物价值也就不存在了。
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专攻木作的马炳坚则反对悬吊方案，原因同样由于木塔上的榫卯节点过多。严重变形与移位的节点使一些柱子的歪斜角度达到了70度，许多榫卯已经不堪搅动，而悬吊过程中把木塔抬升，会向塔内插入一些巨大的钢梁，这样的大动作充满了不可预见的因素。也许很多木构件本来还可以支撑，而在抬升过程中，木纤维遭到瞬间破坏，就会折掉；在三层以上的有些部位，有着多达二十几厘米的移位，很难使整个被抬起的上层重新插回去；抬升木塔需要的钢架重达4000吨，这需要在木塔周围打桩做基础，因而也会对木塔的基座形成严重的干扰。
落、吊方案的确风险太大。日本人曾经用悬吊的技术维修保护过唐代寺庙，但他们只是吊起大屋顶一层而已；中国古代也有托梁换柱的技术或利用杠杆原理进行局部“扶正”，但仅仅是扶正柱子的倾斜度。
此刻的应县木塔仍然在倾斜中巍巍不倒，而不可知的修缮风险使大家不敢轻举妄动。无论如何，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技术对塔进行加固，应为最佳方案。
没有人拆开这个巨大的鲁班锁，它依然以九百多年前的排列方式，向人们展示着传统木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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