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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道泉（1902—1969），男，原名本立，四川达县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四川省文联国画组组长。先后在武昌美术专门学校、成都南虹艺术专科学校、成都艺术专科学校、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任教。60年代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分科教学花鸟画方向负责人，是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与建设者之一。

笔墨证心：钟道泉的写意孤旅

1969年清明前的重庆，寒风卷着两江雾气，一位老者蜷着身体艰难走向温馨的家。褪色的棉袄裹着嶙峋的骨，一条充当腰带的围巾在腰间勒出深深的痕，像他笔下藤蔓的皴法——我不知道，这是否是钟道泉留给世间最后的墨痕。

彼时他或许不知，三十余年后，那些藏在尘埃里的画会挣破时光，以墨为露，以笔为根，在当代人的心田抽出新绿。这株跨越世纪的艺术之树，其根脉深扎在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的土壤，其枝干挺立于乱世的风雨，而滋养它的，始终是一颗以笔墨为呼吸的赤诚之心。

砚田耕读：笔墨的觉醒之路

1902年的四川达县，一个孩童凝视着窗台上的牵牛花，指尖在泥地上勾勒花瓣的弧度。这便是钟道泉与笔墨的初见。十八岁负笈武昌美专成为该校首届学员时，他像一块未琢的端砚，与唐一禾、唐平铸、裴介一和李一目等才情横溢的青年才俊在中西艺术的清泉里浸润——晨课临摹《芥子园画谱》的草木，暮时弹奏肖邦的夜曲，乐理书上的音符与宣纸上的飞白，在他心中织成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传统的骨与现代的韵。

1926年，潘天寿的一纸引荐，让他叩开了吴昌硕的门。不知道是否是在海派大师案头的墨香里，他悟透了笔墨是画家心脉延伸的根本，不知道吴昌硕是否因为见到他笔下梅枝非凡的骨力，才叹曰“深得老夫笔意”——在看过钟道泉的画册并了解他的经历后，我以为这并非技法的承袭，而是两颗灵魂在笔墨中完成的对话。否则无法解释他（大概）在1926年后，将本命“钟立本”改为“钟道泉”—— “立本”二字，像缚在笔尖的绳，而艺术从不是“立”住一个“本”就可以的，而是需要钻到“道”里，再破土而出。

后来，当我知道他迷上了太极，在山间晨雾推手时，我忽然觉得自己理解了他的更名——“道”是太极的阴阳相济，是笔墨里藏不住的生机；“泉”是山骨里渗出来的活，是笔锋划过纸面时，那股不疾不徐、遇石则转、遇洼则聚的劲。钟道泉这个名字，是他交给艺术的投名状：不做守成的“立本者”，要做秉道而行的“泉流者”。

艺坛播火：乱世中的笔墨薪传

1927年的武昌楚材巷，年仅25岁的他，带着新婚娇妻王景霞回到武昌艺专，受聘为乐理教员兼任国画课程教学。同年，他同蒋兰圃、唐义精和张肇铭一道，发起了著名的美术团体梅社，成员还有王霞宙、赵合俦、欧志先、马绍文和徐松安等，号称“梅社十友”。那时，“四川会所”的油灯常亮至深夜，钟道泉与“梅社十友”围坐案前，砚台里的墨香混着王景霞炖的川味腊肉香，在空气中酿成一种奇特的滋味——那是艺术与生活的共生，也是湖北艺术火种熊熊燃烧的时刻。

1930年，他又与唐一禾共同发起“武美艺术研究会”，进一步推动湖北地区艺术发展。在教学与创作中，钟道泉始终秉持“兼容并收”的理念，他的艺术胸怀如同广袤的天空，容纳着不同的艺术风格与思想。1935年被公推为“武美汽术研究会”主席。1936年，他专程赴北京拜访齐白石，得到齐白石对“道泉仁兄”的题赠。1937年1月4日，在“七七事变”发生的前夕，由蒋兰圃、唐义精、马绍文、张肇铭、李笃辉、方康直、钟道泉、徐松安等人组织的“慰劳守土将士书画展览”，于汉口市总商会大礼堂盛大开幕，陈列作品五百余件，以书法、绘画作品出售所得尽数捐往前方作抗战军饷用。钟道泉积极投身其中，他深知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艺术也能成为一把利刃，刺向敌人的心脏。他与同仁们一起，用手中的画笔，凝聚起民族的力量，为抗战胜利贡献着自己的一份热血与激情。

同年，汉口市党部召集武汉音乐界举行音乐座谈会，由国民党汉口市党部要人胡国亭主持，会上决定组织“武汉抗日歌咏协会”，推选熊务民、马丝白、裴介一、钟道泉等人为筹备委员，月日报送省党部登记，协会筹备会议向社会和公众推荐首歌曲《国歌》《出发歌》《救国进行曲》《救中国》。钟道泉再次挺身而出，用音乐的力量鼓舞着人们的士气，让激昂的旋律在城市的上空回荡，激励着人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战。

40年代抗战时期，他随校西迁四川，四川作为“大后方”，此时汇聚了众多艺术大家，宛如一座艺术的殿堂。钟道泉与张大千、徐悲鸿等画坛巨匠频繁交流，他们围坐在一起，探讨着绘画的技巧、艺术的真谛，如同在艺术的长河中共同探寻宝藏。他不仅与同行画家交流，还与历史学家顾颉刚、学者谢无量、舞蹈家吴晓邦、歌唱家蔡绍序、医学家李九皋等各界名家过往甚密，在多元的文化碰撞中，他的艺术触角超越了绘画本身，形成“以笔墨写心，以气韵贯通”的独特风格。

曾受教于钟道泉的钟茂兰教授回忆道，钟老师上课生动有趣，还会讲些应时的风趣话，比如到了三八节，他会祝贺大家妇女节快乐，还会分享自己家庭的趣事，说夫人非常伟大，生了十个小孩，让学生们感到十分亲切。从这些回忆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钟道泉在生活与教学中的人格魅力，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大师，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师长。

1944年的重庆小南海，民惠轮触礁的巨响，我相信一定碎了钟道泉心中的一团火。很难想象唐义精、唐一禾兄弟与同船百余人赴难的消息传来时，钟道泉是何反应。钟仁俊老师说自记事起，父亲就沉默寡言。但我相信唐家兄弟在时，钟先生的话一定比墨多。也许不是不念，是念已太重，重到只能化在笔里。乱世的知己本是劫火里的灯，灯灭了，剩下的人只能把自己活成灯芯，在孤独里熬出光。

笔阵图：大写意中的生命密码

1956年，钟道泉负笈来到重庆，于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任教，彼时的川美，正处于蓬勃发展与深刻变革的关键节点，钟道泉的到来，恰似一股清泉，注入了这片艺术的天地，为国画教学领域带来了独特而深邃的气息。

但钟道泉的所处的时代，花鸟画是被边缘化的。抗战时，版画、漫画是刺向敌人的刀，他的花鸟是墙角的草；特殊年代里，“红光亮”是主流，他的墨荷是池底的影。可他偏要在这非主流里，种自己的花。但其实，花也在守土。

他的笔墨，我以为是在与顾颉刚谈史、与吴晓邦论舞、与与程漫父、柯璜往来、打着太极拳笑看风云的过程中的一场场顿悟，是一场场与天地精神的对话，那些笔墨挣脱了技法的束缚，是心性的自然流淌。

他的《墨芙蓉》，花瓣以中锋一笔扫出，浓处如晨露未干，淡处似晚霞将散，墨色在宣纸上晕染的轨迹，恰如生命从盛放至凋零的呼吸。汪亚尘说它“清新俊逸，墨趣横生”，但我以为那是画家本人洗尽铅华后的本真。《葡萄》一画里，他笔势飞动，只用藤黄、花青与墨，便让观者尝到了酸甜。藤蔓的飞白如老妪的皱纹，却裹着孩童般的鲜活与洒脱；葡萄的圆劲中藏着篆书的婉转，一笔之中见浓淡，恰如人生的甘苦都含在当下。唐小禾先生曾震撼于其笔力：“下笔即有形，浓淡虚实丰富变化，极具表现力，且意趣横生。”

也许现在有人会说，那是因为艺术实践能有效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嘛，短短45分钟的创作活动，就能显著减轻压力，那是改善情绪、促进心理健康的有效手段。但我以为，于他而言，笔墨绝不是疗愈，而是生命本身——就像寒梅在冰天雪地里绽放，不是为了抵抗严寒，而是因为它本就是坚韧的生命。他的笔在宣纸上行走，如孤僧在荒原上叩拜。看着某些作品上晕开的墨斑，想起了他咳出的血；看着那些突然转折的的藤蔓，感觉深藏着未说出口的呐喊。

1969年那个傍晚，当他倒在街头时，我不知道他的笔墨放在哪里——那是他与这个世界最深最深的连接。

磨痕不朽：写意的精神基因

如今凝视钟道泉的画，仍能感到笔墨的脉搏。他的晕染里有晨光，藏着江风，那些自然灵动的笔墨，是一个艺术家对生命最本真的礼赞。他的写意，从来不是“简”的技巧，而是“真”的勇气——用最少的笔墨，诉说生命的温度，展示在困境中开花的力量。

2022年展出四川美术学院星汉灿烂：中国现代美术在重庆

钟道泉的一生，是写意画最好的注脚：笔为骨，墨为血，心为魂。当我22年在“星汉灿烂：中国现代美术在重庆”中第一次见到他，就忍不住驻足，到了今天，我终于明白，我看见的不仅是一树花，更是一个灵魂如何在笔墨中完成对生命的认领。这或许就是艺术的终极意义——不是留下作品，而是留下一种活着的姿态，如他笔下的梅，在时光的风雪里，始终保持着绽放的勇气，始终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只会在岁月淘洗中愈发璀璨。

 “道泉”不息，笔墨便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