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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是当今土著印第安人最多的国家之一。1993年9月至1996年11月，我在秘鲁工作期间，无论在首都利马或在其他省市，经常接触印第安人，也听过不少有关他们的历史故事。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有关印第安人起源问题的争论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和关注。

最早的秘鲁印第安人到底从何而来？他们属于什么人种，是什么时候来的？数十年来，经过中秘两国和欧美各国考古学家的潜心研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蒙古种族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

古代中国是蒙古人种的发源地，也是蒙古人种各分支比较集中的地方，美洲印第安人应是蒙古人种的一个迁徙较远的分支。

大量史料证明，早在最后一次冰川时期，约1万多年至2万多年以前，生活在鲜卑利亚（即西伯利亚）的蒙古族人由于放牧、追逐野兽、谋取食物，越过连接亚洲与美洲的白令海峡的“大陆桥”，或从冰上行走而到达阿拉斯加。

这种迁徙潮并非只发生一次。他们到达阿拉斯加后，穿过落基山脉，从北美洲逐渐推进到中美洲和南美洲，散布美洲全境。

在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很久，印第安人经过不知多少代的繁衍生息，形成了多不胜数的部落和种族。各种族和各部落之间，各有各的语言；肤色有黄有黑，深浅也各不一致。他们创立了不同的社会经济组织和文化形式，生产生活方式多种多样，从采集、渔猎、放牧、农耕到手工业，全都具备。

为什么说最早的美洲印第安人源自亚洲东北部的蒙古人种呢？各国考古学家从遗址文物、语言文字和人类遗传基因等诸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中，找到了大量资料和证据，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查文文化是秘鲁最古老的文化。它的发端可追溯到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500年。16世纪，在秘鲁北部华利斯地区的莫斯纳河谷，发现了大量查文时期的石头建筑群。这些石头建筑名叫“黄塔”（HUANTAR），为当时土著人祭祀祈福的庙宇。

查文·德万塔尔建筑群位于两河相遇的交叉处，主要寺庙建筑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

这里发掘出的石器中，有用于舂米、碾草药的园石臼、龟形臼、石磨盘，雕刻精细的石龟、石笔筒、鸳鸯笔筒，造型各异的人头、人像和皇帝坐姿等等，所有这些无一不像出自神州大地。

查文文化中的“大九州”图案，横线部分代表“阳”，竖线部分代表“阴”，中间部分代表“中国”。（图源：《走近神秘国度》）

更为有趣的是，在查文文化中，发现一块关于宇宙的“大九州学说”图案的石雕。图中刻有横线的四个方块为“阳”，指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刻有竖线的四个方块为“阴”，指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个角度；中间的一个方块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因为居中，故称“中国”。中国战国时期齐国哲学家和阴阳学家邹衍的“大九州学说”，竟然在秘鲁查文文化的石雕中得到了反映。

“龙”原本是古代中国人崇拜的神灵和图腾。但在查文文化中，秘鲁考古学家胡里奥·C·特略发现了一块前额刻有大“王”字和双龙头的人形石雕。以及各种各样的龙头石雕和虎头石雕。

“天龙碑”上部方块为“天”，下部为“龙”。（图源：《走近神秘国度》）

“天龙碑”就是著名的一例。该碑上部雕刻的大方块代表天，方块内的36个小方格代表天的不同方位，下部则是巨龙图案。

“雷蒙迪碑”——查文文化代表之一（图源：《走近神秘国度》）

以秘鲁考古学家雷蒙迪命名的一块大石碑堪称查文文化的代表作。该碑雕刻精细，线条清晰。这是在石庙中发现的一尊人形石像。碑上刻有龙头、龙面、蛇身、龙爪，双手各持一根权杖。头冠高大，共分五层，其两侧的装饰物形似羽毛，由蛇头和蛇尾构成。整个造型如同中国大龙王庙里的“龙王碑”。

前额刻有“王”字和双龙头的人形石雕（图源：《走近神秘国度》）

据传，秘鲁独立战争时期的印第安人图帕克·阿马鲁（AMARU）是中国人的后代，其父母望子成龙，为他取名“阿龙”（土著人语阿马鲁的意思是龙）。后来他成为秘鲁人民抗击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军首领和民族英雄。当时，在他的会客厅里陈设着一件醒目的屏风，屏风上面画有他的肖像，背景就是一条巨龙。

蝙蝠之“蝠”因其与“福”字同音，自古以来被中国人视为吉祥物。然而，在查文时期的石雕中也有大量的蝙蝠图像。

查文时期国王乘坐的轿子（陶器）（图源：《走近神秘国度》）

查文文化中的陶老虎（图源：《走近神秘国度》）

此外，查文文化中还发现了许多陶器，如三足鼎、三足盘、陶老虎、陶蝙蝠等，上面绘有黑、红、桔黄诸色的图案。这些陶器的造型和图案与中国古代的陶器雷同一致，难分彼此。

龙头石雕（图源：《走近神秘国度》）

在秘鲁卡哈马卡市东北7公里处，有保存完好的悬崖墓穴群。1994年11月，我应卡哈马卡市市长之邀访问该市时，曾慕名去那里参观过。从远处看，在悬崖上开凿的墓穴犹如一个个窗口，按横行排列，层层相叠，被当地人称为“奥图斯科小窗户”。这些小窗户同古代时期中国一些地方，如北京郊区的悬崖墓穴如出一辙。

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之前，土著印第安人的语言，据粗略统计有1700种至2200种（单就秘鲁来说，印第安人语言有33种，其中最主要的是克丘亚语），故有“语言博物馆”之称。

值得注意的是，在种类繁多的印第安人语言中，有不少与中国汉语有相似、相近或相同的元素，从而表明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以汉语的四声为例，世界上其他语言都没有这种现象，但在北美土著人亚塔巴斯卡语中就有类似的情形。同样一个单词有几种读法，发音稍有差异，词义便有很大的区别，与汉语的四声相似。

秘鲁印第安人的语言同汉语相似，多为单音节词，而且许多单词的发音和含义均与汉语相同或相近。如名词“娃娃”（WAWA）、“娘娘”（NANA）、“瓦罐”（HUACO）。有些象声词也有相同的发音，如金属落地声“当啷”（TAN LAN）、木器落地声“叭啦”（PA LA）、硬币落地声“叮铃”（TIN LIN）、鞭炮声“噼噼啪啪”（PIPI PAPA）等等。

印第安人对许多人物的称谓与汉语相同或相似。如在秘鲁北部皮乌拉地区，曾有一个名为“太阳”（DAYAN）的部族，妻子称丈夫为“男人”，丈夫称妻子为“女人”。在巴拉圭，印第安人称姑娘为“姑尼亚”。在阿根廷西北部，土著人把祖母称为“奶奶”，祖父称为“大爷”。印第安人称印加王为“大皇帝陛下”（TAWANTISUYO，SUYO表示尊称），称一种高官为“钦差大臣”（CHIN-CHAISUYO）。

秘鲁印第安人语言词汇中，发音和含义与汉语相同或相似的，在地名上表现更多。秘鲁各地、特别是北部沿海一带，有不少村镇、河流、墓地以中国人的姓氏或地名命名。如“高氏墓”（HUACA CAO）、“高峦”（KOLAN）、“孟四府”（MONGSEFU）、“赵河”（ELRIO CHAO）、“赵谷”（VALLE CHAO）、“八卦”（BAGUA）、“玉盘”（YUPAN），还有摩且河的一个港口被称为“香港”（HONKONG）等等。

在特鲁希略市附近有一座著名的土城遗址，名叫“昌昌”（CHANCHAN）。据当地人解释，“昌昌”的含义是“蛇”，而“蛇”在中国一些地方俗称“长虫”。很明显，“昌昌”正是“长虫”的谐音。

在阿亚库乔省有一座古遗址，被称为“瓦里”（WARI）。“瓦里”在印第安人语言中有“过去” “从前” “往日”之意，“瓦里”的发音又与“往日”相似。

至于“的的喀喀”（TITICACA）湖，更是大家熟知的一例。相传很久以前，有兄弟二人从远方来到这里，见到湖畔水草茂盛，于是在此安了家。因为是弟弟和哥哥共同开发的，人们就将此湖命名为“弟弟哥哥”湖。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著人把“弟弟哥哥”的发音演变成了“的的喀喀”。

的的喀喀湖景色

此外，兄弟二人还有一位大伯，他则落户于附近的一个较小的湖边（此湖在今玻利维亚境内），后人便称此湖为“伯伯”（POPO）湖了。

公元前1100年前后，在“的的喀喀”湖附近地区（今日秘鲁普诺省境内）兴起了一个国家，名叫“蒂瓦纳科”（TI-AHUANACO）。该词义为“地球南部的国家”，其发音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天华南国”相似。

印第安人在这里修建了大片塔林。这些古塔为圆柱形，高达10米多，是用打磨平整的长方形巨石一块一块地垒砌而成的。这些石塔被称为“矗立碑”（CHULIPAS）。据说，它们都是“天华南国”的达官贵人和僧侣们的墓地。这与中国著名大寺庙里的和尚墓地何其相似！

的的喀喀湖畔墓地上的矗立碑（图源：《走近神秘国度》）

秘鲁考古学家何塞·安东尼奥·布拉沃，1987年6月在《秘鲁视界》周刊上发表题为《中国人比哥伦布更早来到美洲》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列举了11个秘鲁现有地名与中国地名完全相同的例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古代中国一样，秘鲁一些地方的印第安人在很久以前就使用了象形文字，有的还是明明白白的汉字，如“天” “王” “禾” “武当山”等。

1993年，瓦努科大学举行了一次文物图片展览。我国驻秘鲁使馆文化参赞王彦廷参观时看到一幅图片，上面有一个中国“水”字和一条鱼的图案。陪同参观的考古学家说，这是他在附近的历史遗址中拍摄的，秘鲁人不明“水”字之意，而中国人则一目了然。

中国的商代史学专家陈汉平，1996年9月在美国华盛顿参观一项美洲文明展览时，看到了近年在墨西哥土著人祭祀中心挖掘出土的拉文塔第4号文物的一件玉圭。这件玉圭属于“奥尔梅克文明”的作品。

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出土的玉器，与殷商的玉圭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奥尔梅克文明”是公元前1160年至公元580年之间发展起来的，是中美洲文明的母体。玉圭上刻有4个符号，按竖行排列，同3000多年前中国商代的甲骨文一模一样。这4个字的大意是“统治者和首领建立了王国的基础”。

拉文4号中心祭祀遗址发现的玉人和玉圭

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许辉从墨西哥“奥尔梅克文明”的掘土遗物中，先后寻觅到了200多块玉圭，上面刻有许多甲骨文字样。后来，他带着其中的146个字模两次来到中国，请数名古文字学权威专家鉴定，得出了“这些字属于中国先秦文字字体”的一致结论。

很有意思的是，这一结论与中国历史学家的“殷人东渡”说不谋而合。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曾发生“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商纣王战败自焚，商代殷人将士很有可能从东海出逃，经日本东渡太平洋，最后漂流到了美洲的墨西哥。这就是“殷人东渡”说的来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欧美各国的人类学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印第安人的遗传基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从人类遗传学的观点来说，两个族群之间相同或相似的基因越多，他们的血缘关系就越亲近。

大多数欧美学者通过线粒体DNA（比核DNA更为精细准确）来检测印第安人的血液样本，结果都发现印第安人的线粒体DNA的变体基因只有在蒙古人种的身上可以全部看到，而不见于欧洲人或非洲人。这是美洲印第安人起源于蒙古人种理论的有力证据。

印第安人（图源：《走近神秘国度》）

人类遗传基因在人体外貌上也不能不留下深刻的踪迹。中秘两国学者对人类遗传基因的外在表现进行了对比研究，他们指出，印第安人的共同特征是：面庞宽阔，颧骨突出；头发黑色，发丝硬直；眼睛细长，眼眸黑色；胡须细微，汗毛稀少；肤色在浅黄至棕黄之间；一般为中低等身材。这种体形不同于欧洲人或非洲人，而与蒙古人种最为接近。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美洲土著人属于蒙古人种的理论。

直观感觉使我对这一理论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当我1994年10月前往安第斯山区访问当年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时，见到那里的土著人同我国西藏人一模一样，因为西藏人也是远古时代蒙古人种迁徙的一支。在他们之间，大至长相、身材，小至脸形、头发和肤色，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兼之他们头上戴的毡帽、肩上披的披风、身上穿的衣裙，以及衣裙上的花边装饰等，都与西藏人毫无二致。

这种直观感觉并非我一个人所有。记得1994年9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晖率领中国民族艺术团来秘鲁访问演出的演员中有一位女歌唱家来自西藏，她对呈现在眼前的印第安人感到十分惊讶和好奇，说这些人的长相外貌和穿着打扮都同今日西藏人一模一样，置身于他们之中，真有回到了家乡的感觉。

对于美洲古印第安人的来源问题，除了“蒙古人种说”之外，各国考古学家根据自己的考察和研究，先后提出过其他一些假说和理论。如有的说是来自南太平洋岛屿，有的说是来自非洲，有的说是来自欧洲北部，还有的说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后期，土著古印第安人来自南太平洋群岛的说法有了新的论据。首先是在南美洲发现了年代更早的人类遗址，如智利“绿山期”和“绿山Ⅱ期”发现了距今1.25万年至3.3万年的人类遗址，而此前考古学家判断来自西伯利亚的蒙古人在美洲迁徙的时间要晚于那个时期。因为在冰川时期，加拿大的冰块堆积如山，距今1.4万年之后才逐渐融化出一条人类可以越过的通道。

不仅如此，南美洲陆续出土的一些年代更为久远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呈现窄长形状，外形和五官比例同蒙古人种的宽圆头型相去甚远，而与澳洲人相似。

通过对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的测试，发现北美洲的古印第安人具有更多的蒙古人种基因，而南美洲的古印第安人有更多的澳洲人种基因。据此，有些学者认为南美洲的古印第安人并非全部是由北向南迁徙的蒙古人种，也有来自南太平洋群岛的马来人种。

研究美洲古印第安人的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虽然数十年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果，但是要彻底搞清事实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使学术界达成共识，还有待各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坚持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