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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雁门关到底在哪里》和《恒山山脉与明代山西镇长城体系》的时候，我的初衷只是为十一月的山西镇明长城之旅提前梳理背景资料，雁门关和山西镇明长城依托的恒山山脉当然是一个不可能略过的主题，于是我花了大约两周时间写了两篇共一万五千字略作梳理。

由于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明长城上，短时间内梳理山西镇明长城的资料已是焦头烂额，一时偷懒，就没有仔细去搜索关于北岳的历史资料，直接相信了一本清代编撰的《恒山志》所述：

飞石之说，舜仲冬巡北岳，诣大茂山，阻雪望祀，而庙傍飞一石堕帝前；又五载，石飞于真定之曲阳。山之灵无往不在与，而非祀典之正所也。况三代而下，秦、汉、隋仍祀北岳于浑源州之恒山。五代失河北，宋祀於真定之曲阳，此一时权宜尔，祀典可无正乎？

于是我修正了今年六月走太行山明长城时的认知，以为北岳与雁门郡、代郡等地标一样是因为中原丧失北土而从现今的浑源恒山南移的：“石敬瑭向辽献燕云十六州后，恒山山脉北坡包括北岳恒山不再为中原王朝所有，于是北岳的祭祀改到临近的河北大茂山，建于河北保定曲阳县的北岳庙是五代至明朝各代帝王遥祭北岳恒山的遗址。直到清初，才重新回到浑源北岳恒山所在继续祭祀北岳。”

结果，《雁门关到底在哪里》文章发出以后，有眼尖的读者很快评论说我写反了，实际情况是北岳是从大茂山北移到现今的浑源恒山的。

因为《恒山志》和《魏书》的记载，一开始我是不相信这个评论的，后来到知网搜了几篇论文，发现支持他的说法不少，而且明代山西已是中土，如果北岳原本在浑源恒山，为什么不移祀回浑源？想必也是有根据的。

于是我意识到因为史料查阅的不充分，我在《雁门关到底在哪里》里关于北岳的表述应该是错误的，我需要再次修正自己对北岳的认知，同时也感觉有点哭笑不得——写北岳南移的时候我是“觉今是而昨非”，没想到原来反而是“今非而昨是”，我之前对北岳的认知才是对的：今年6月16日时从山西灵丘牛帮口看完敌台曾沿108国道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向西北进入明代山西镇和真保镇长城交接处的浑源境内投宿。由于连续几天在河北唐县、阜平县的见闻，当时的我以为：“其实古恒山并不在浑源，而在河北的大茂山，建于曲阳县的北岳庙是历代帝王遥祭北岳恒山即大茂山的岳庙，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县城西北。不过，现在的北岳恒山景区在浑源。”

看来，求知的过程往往是曲折回环的，勤奋不偷懒和兼听则明都很有必要。但是，我关于北岳的疑惑并没有就此结束，始终还是怀着一个疑问：为什么《恒山志》写得这么言之凿凿？其中有没有什么隐情？

随后，在山西镇明长城之行的过程中，我再次造访浑源，在古城的浑源历史文化馆里，我得到了关于北岳的新的信息，文化馆里专设了一间北岳展厅，其中梳理了北岳移祀的大事记，以下引用展厅展板的陈述：

· 秦（前219）

秦始皇封禅泰山，五岳地位由国家意志正式确立，逐渐成为华夏民族共同的意识形态。

· 从汉至唐（前206-907）

皆祀北岳于河北，即今河北唐县、阜平、涞源三县交界处的大茂山。

· 后晋天福元年（936）

石敬瑭即皇帝位，割让燕云十六州于契丹，后晋与契丹以大茂山分脊为界，北岳庙由今阜平县台峪乡千亩台迁至今曲阳县城内，距大茂山一百四十余里。山与庙的分离，造成古北岳的地位与影响有所下降。

· 北宋淳化元年（990）

北岳庙被契丹焚毁，次年，宋太宗下诏重修北岳庙。

· 金大定年间（1161-1189）

朝臣提出移祀建议，被太常卿范拱驳回。

· 元太祖十五年（1220）

真常子刘道宁在浑源长高定的邀请下，先后主持龙泉、金泉、玄元等道观。

·元太祖十八年（1223）

秋天，刘道宁执弟子礼觐见丘处机，为丘处机看重，任西京道宫长十余年。

· 元太宗八年（1236）

尹志平谒全真教祖庭后，与刘道宁相会于“古恒岳之阳”，刘道宁一生几乎全部在大同范围内活动，古恒岳为今北岳恒山无疑。道教在浑源的繁荣发展，有效地提升了今北岳的地位。

· 明朝立国（1368之后）

鉴于宋朝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疆域日蹙，无险可守，竟致亡国的局面。分封诸子为王，屯重兵镇守各州，逐渐形成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等九边重镇的防御体系，大同成为北京的门户，恒山成为国家的屏藩。

· 弘治年间（1488-1505）

经过明朝军事力量与浑源地方官员的不断推动，今北岳已得到朝廷的认可。

· 弘治六年（1493）

七月，兵部尚书马文升请求将北岳祭祀由河北曲阳移至山西浑源，被礼部尚书倪岳驳回。

· 弘治十五年（1502）

弘治十五年（1502）、嘉靖二十五年（1546）、万历十四年（1586），礼部尚书马文升、户科给事中陈棐、大同巡抚胡来贡分别提出移祀请求，马、陈、胡诸人，皆认为浑源于四岳为正北，恒山当北方玄武七宿，象应昴毕，雄镇北维。国家建都于燕，曲阳在北京之南，浑源在北京之北，故应移祀北岳于山西浑源，诸人的建议为清代北岳移祀奠定了理论基础。

· 嘉靖三十五年（1556）

明世宗要服用北岳玄芝，在古北岳搜求，一无所获，又下令至今北岳采摘，得到的“状如云锦”的真芝十二本。古北岳的历史地位，再次受到影响。

· 万历二十四年（1596）

明神宗御赐道《大藏经》，收藏于恒山九天宫，无形中扩大了今北岳的地位与影响。

· 清朝入主中原（1644）

仍于曲阳祭祀北岳。

· 顺治十七年（1660）

二月初四，刑科都给事中粘本盛条奏，请移祀北岳于浑源州。六月初三，粘本盛再次条奏，题为《申请恒岳祀典以祈雨泽事》，奏中称得到《恒岳志》三册，书中备载山灵胜迹，历代帝王祀典，于马匹繁育、风雨以时尤为灵验。七月十四日，礼部尚书王崇简等议得：“恒岳之祀，宜在浑源。”十一月十一日奉旨：“依议。”

· 顺治十八年（1661）

闰七月，康熙皇帝即位，遣工部右侍郎李呈祥致祭于北岳恒山之神。

至此，从金大定年间就有纷争的北岳，历时近五百年，终于尘埃落定。此后，凡皇帝登基、太后圣诞、先帝配享圜丘礼成、战事胜利等国家大事，都会派使臣至浑源祭祀北岳，以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江山永固。

当时看到这些梳理，我的第一感受是不由得对浑源的文旅部门肃然起敬，他们没有模糊或回避北岳一开始并不在浑源恒山这个事实，也没有像清代编撰《恒山志》的大同本地官员一样完全否认在大茂山祭祀北岳的正当性，而是看起来比较客观地陈述了北岳曾经在河北大茂山的史实，这反而体现了他们对历史文化陈述的郑重态度，证明了这个展馆的展陈质量。

概括一下展厅的这些梳理：

古北岳在河北唐县、阜平、涞源三县交界的大茂山，后来北岳经历了一大一小两次移祀：小的一次移祀是五代后晋时期由大茂山南移至曲阳县城内，原因是后晋丧失北土。此后宋、金两朝都在定州境内祭祀北岳。大的一次移祀是清代顺治时期由曲阳北移至如今浑源的恒山，原因一是因为定都北京，而“北岳”在曲阳从地理位置上位于京城以南，不符合“北岳”的定位，二是明代已有多次移祀的讨论积累推动。

至此，古代山川信仰中的北岳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看起来也就有了答案。但仍有一个问题是，清代《恒山志》为什么明确说“三代而下，秦、汉、隋仍祀北岳于浑源州之恒山”？既然写入地方志，应该不会信口开河，但这个表述显然是与很多历史记载冲突的，比如《尚书·周礼注疏》记载：“自汉宣帝神爵元年，祀北岳常山于曲阳。”《汉书·地理志》记载：“上曲阳，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贡》恒水所出，东入滱。”滱水是唐河的古称，唐河的支流恒水则是曲阳县北的通天河，确实是发源于曲阳以北的大茂山。现在的网络资料也多介绍秦代恒山郡命名源于河北的恒山，汉武帝时正式确立五岳祭祀制度，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诏定恒山（大茂山）为北岳，因避汉文帝刘恒讳改称常山。

清代移祀以后怎么处理这个明显的矛盾呢？这就引出了又一个观点：浑源恒山与河北大茂山其实都是恒山，因为恒山是一个大的山脉概念。支持这个观点的比如清末至近现代的学者关赓麟写了《恒岳游记》：

余以为恒山之为岳，与二山之为一，无可疑者。考之群籍，《管子》谓：“恒山北临代，南俯赵，东接河汉之间。”固非一山所能尽，一证也。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凿恒岭通直道，时魏主将自中山北归平城，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门关凿通于代五百余里。中山为今河北定县，去浑源东南将五百里，如以今磁窑口为北端，与之适合，则两恒山为一而北山为主可知，二证也。曲阳县，隋开皇七年，尝改名恒阳，唐元和十五年复改今名；浑源县，元初名恒阴，山阴山阳，皆指恒而言，三证也。沈括《笔谈》云：“浑源州恒山距阜平县大茂山三百余里，峰峦相接，盖恒山周三千里，浑源南二十里，与在曲阳西北百四十里，实一山也。”又云：“今半隶契丹，以大茂分脊为界。”四证也。顾亭林作北岳诗，指曲阳而言，然其所著《北岳辨》云：“恒山亘三百里。”“予故先至曲阳，后登浑源。”至者山之趾，登者山之峰，五证也。故魏裔介《曲阳志序》:“浑源为恒山巅顶，大茂为正支，自浑源发脉由飞狐达曲阳。”又《浑源志》云：“恒山在州治南二十里，南与阜平之大茂山，三百余里势本联属，东南腾跃，达于曲阳。”皆未尝歧而二之。吴宽《重修北岳庙碑》铭曰：“神灵所之，倏来倏往，来则曲阳，去则浑源。”亦此意也。

他从历史记载中找出了五个证据证明浑源恒山和河北大茂山本是一条大山脉。证据一其实只是粗略表述。证据二《魏书》记载的原文是“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望都在今河北保定望都县一带，从望都向北五百里（约等于今217公里）正好到达浑源恒山以北的代国境内，但这并不能证明当时修路凿的恒岭是指大茂山和浑源恒山一体，完全有可能仅指大茂山。证据三“浑源县，元初名恒阴”是张冠李戴，查得元代恒阴县在山东境内，因为那里也有一座恒山，只是不是北岳。而今山西浑源自后唐时期名为浑源以后不见改名。证据四和五看起来比较有力，因为沈括和顾炎武毕竟是千载闻名的博学之人。

这段引述的“沈括《笔谈》云”十分明确说了“实一山也”。但我翻阅2016年中华书局版《梦溪笔谈》却没有这段原文，只有《梦溪笔谈·杂志一》中有一条关于恒山的记载，反而是支持北岳在大茂山的：

北岳恒山，今谓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属契丹，以大茂山分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石晋之后，稍迁近里，今其地谓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阳，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气清，则望见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题名云：“太原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亲领步骑五十万，问罪幽陵，回师自飞狐路即归雁门。”

《十七史商榷》记载，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885年），李可举伐王处存，李克用举兵营救，路过曲阳县北岳庙，与王处存同祷于庙而题碑，留存于北岳庙中。《梦溪笔谈》现存多个版本，有的版本比2016年中华书局版条目更少，比如微信读书APP上的2022年中华书局版《梦溪笔谈（中华经典藏书·升级版）》就没有收录这条记载，而胡道静所著的《梦溪笔谈校证》完整保存了各个版本的内容，其中则有这一条，但没有关赓麟引用的：“浑源州恒山距阜平县大茂山三百余里，峰峦相接，盖恒山周三千里，浑源南二十里，与在曲阳西北百四十里，实一山也。”不知道关赓麟看的是哪个版本，因此这个证据的可靠性存疑。

至于另一个证据——顾炎武的《北岳辨》，原文其实也是支持古代一直在曲阳祭祀北岳：“北岳之祭于上曲阳也，自古然矣。”顾炎武还引用了《水经注·滱水》的记载：“（上曲阳故城）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岁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汤沐邑，以自斋洁。周昭王南征不还，巡狩礼废，邑郭仍存。秦罢井田，因以以立县，城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有下，故此为上矣。”

顾炎武《北岳辨》的主要观点根本不是浑源恒山和大茂山哪个才是北岳，而是辨明古代为什么选择在距离大茂山一百多里外的曲阳祭祀北岳，“祀非其所”，原因不是相传的“飞石说”——一块石头突然从大茂山飞到了曲阳县西，而是因为曲阳在恒山以南的平坦地方：“古之帝王望于山川，不登其巅也，望而祭之，故五岳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觐诸侯，考正风俗，是亦必于大山之阳，平易广衍之地，而不在险远旷绝之区也明甚。”

“恒山之绵亘几三百里……予故先至曲阳，后登浑源，而书所见以告后之人”，由于顾炎武并没有明确说恒山的“绵亘几三百里”是不是从曲阳大茂山到浑源恒山，因此似乎不能推断出顾炎武认为浑源恒山与大茂山同属恒山。大茂山主峰神山尖海拔1898.8米，浑源恒山主峰天峰岭海拔2052米，两座主峰相距约160公里，确实就是“几三百里”。但如果只以大茂山山脉来看，按现在资料，大茂山山脉整体南起滹沱河谷，北至永定河谷，绵延约200公里，涉及阜平、灵丘、涞源、唐县、曲阳5县，也符合明代度量衡的“几三百里”即171公里。

曲阳、大茂山、浑源恒山位置见上图红色标注

《明史·地理志》记载保定府下辖的唐县：“府西，少南。西北有大茂山，即恒岳也……又唐河在西，源出恒山，流经定州曰滱水，下流合于南易水。”唐河发源于浑源恒山，这个记载把大茂山称恒岳，而唐河源头称恒山。记载真定府下辖的曲阳：“州西北。元属保定路。洪武二年来属。恒山在西北，恒水出焉。”鉴于《明史》是清代编撰的，这也体现了清代两座恒山并称的现象。

如此看来，浑源恒山与河北大茂山其实都是恒山这个观点还是清代人移祀之后为自圆其说而制造出来的。这也再次印证了王明珂的理论，过去的历史记忆常常被族群重新构建，用以合理化自己的心理构图（包括身份认同、言行等）。

其实，我倒是发现了一个能为这个观点提供一些佐证的证据，不是史料记载和考古证据，而是以北岳作为镇山的并州的地域范围。“正北曰并州，其山曰恒山”，恒山是并州的镇山，且十分巍峨显著。《魏书》记载：“时（袁）尚外兄高幹为并州刺史，（牵）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险，右有大河之固。”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西汉和东汉时期并州的范围，浑源恒山确实一直居于并州以内，且位于并州的行政中心太原盆地的正北，而大茂山已经处于并州东侧与冀州交界地带。从海拔高度上来说，浑源恒山也更高一点点。从水文上看，浑源恒山还是华北重要河流之一滱水的发源地。作为并州境内的群山之主，如大茂山一般偏居并州一隅确实显得不是那么正位，如果从大茂山到浑源恒山连作一体，那么无论在位置上、规模上都更合理，反正两条山脉都属于太行山的范畴嘛。而且，这样统一古今北岳，不是更显得兼容并蓄、大国风度？

当然，清代以前的古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因此只留下了北岳在曲阳的记录。为什么最初只以大茂山为北岳？可能还是地缘政治的原因：大茂山更靠南，离华北平原的黄河干流以及多个大都邑都更近，且旁边就有太行山脉的重要谷道和名关倒马关（初称恒山关）。

梳理北岳祭祀的历史，辨清孰是孰非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从这些历史变迁透露的文化心理反而更值得玩味。

北岳移祀的过程可窥见中国古代对五岳四渎的认知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引起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疆域和政治重心的变化：随着文明的发展开拓，疆域扩张、族群增加，一些从前的“化外之地”成为华夏领土，最初的文化地标就需要据此调整以吸纳更多的人群信仰。而伴随政治中心的东移、南移，都城周边地区的重要性也需要得到凸显，于是一些地标的位置进行了调整、一些地标的地位飞升而另一些遭到黜降。正如《史记·封禅书》记载：“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

基于同样的道理，南岳衡山也经历过移祀：汉武帝时，“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这时的南岳在今安徽潜山的天柱山（霍山）。隋文帝开皇九年，以湖南境内的衡山为南岳，废霍山为名山。

基于同样的道理，幽州镇山“北镇”医巫闾山也经历过移祀：隋文帝确立“四大镇山”制度，始建于隋代的北镇庙位于营州龙山（今辽宁朝阳凤凰山）。女真崛起于白山黑水之后，金代把北镇庙重建到更北一些的医巫闾山。元明清时期，医巫闾山由于临近统治政权核心根据地的地缘因素，地位不断提高，成为“五镇”之首。

当然，也有一些王朝并不遵循这个道理而是仍然遵循古制，背后的心理则是通过崇古来体现自身政权的正统。比如同样定都于北京且已经据有浑源的金朝，大定七年，“或有言前代都长安及汴、洛，以太、华等山列为五岳，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这个建议被当时的太常卿范拱驳回，理由是：“轩辕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尝据所都而改岳祀也。”这也是金朝为了凸显自己才是华夏正统，刻意继承汉唐旧制。元明时期也没有将北岳移祀到浑源，可能也有这个原因。

大茂山积淀着历史上近两千年里人们对北岳的信仰与记忆，最近四百年里对北岳的主流认知是则在浑源恒山，如今人们对山川也已经没有神圣化的信仰，更不会在国有大事的时候祭祀山水神祇，因此，想看哪座北岳都随人喜好。更重要的事还是脚踏实地走到山前，如果不是亲身走到浑源城，我也不会恰好看到浑源历史文化展示馆中的北岳资料。

《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担任恒山派掌门登位之日，少林和武当掌门来贺，于是令狐冲引二人游览恒山悬空寺，金庸将恒山派写于今浑源恒山：

令狐冲引着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下见性峰，趋磁窑口，来到翠屏山下。方证与冲虚仰头而望，但见飞阁二座，耸立峰顶，宛似仙人楼阁，现于云端。方证叹道：“造此楼阁之人当真妙想天开，果然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三人缓步登山，来到悬空寺中。那悬空寺共有楼阁二座，皆高三层，凌虚数十丈，相距数十步，二楼之间，联以飞桥。飞桥阔仅数尺，若是常人登临，放眼四周皆空，云生足底，有如身处天上，自不免心目俱摇，手足如废，但三人皆是一等一的高手，临此胜境，胸襟大畅。方证和冲虚向北望去，于缥缈烟云之中，隐隐见到城郭出没，磁窑口双峰夹峙，一水中流，形势甚为雄峻。

可惜的是这一趟明长城山西镇的行程时间有限，我虽然身在令狐冲三人北望的城郭——浑源城中，却没能登上浑源恒山，亲见恒山悬空寺的仙人楼阁。今年六月太行山长城之行，也错过了倒马关（常山关）和大茂山。

希望在即将来临的2026年，我能再次登上太行，北游山西，在巍巍群山中细细感受北岳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