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4日上午，天津战役正式打响。与此同时的是，在通县四里桥附近的平津前线指挥部，傅作义派来的代表正在与我军进行第三次紧张的谈判。
尽管双方的谈判代表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触，但此次谈判虽然不见刀光剑影，可暗地里却是针锋相对。
特别是正在打响的天津战役。
天津战役仅29个小时便顺利结束，无疑给前线指挥部傅作义的代表，时任华北“剿总”副司令的邓宝珊以强烈的震撼，谈判很顺利的就惊醒了下去。
两天后，即1月16日，双方便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19日，在城内华北“总部”联谊处，双方代表紧急商量后，将协议增补为十八条，并有附件四条。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与华北“总部”政工处处长王克俊以及崔载之在协议上签字。
从这份协议正式签字开始，标志着北平和平解放推动了一大步。
可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却差点出了意外。
一
就在1月19日双方签署协议书后，苏静被召到了平津前线指挥部，时任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的101给苏静看了一封信。
苏静看了信以后，心里吃了一惊。
这封信是毛主席以101、罗荣桓的口吻写的一封信，毛主席在信中措辞十分严厉，历数了从解放战争爆发以来，傅作义追随蒋介石犯下的累累罪行。
“傅作义将军：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
苏静心里很清楚，在双方刚签署协议的关键时候，如果出现这封信，很可能会给接下来北平和平解放造成未知的变数。
特别是傅作义，他可能不会接受这封信里的内容。
果不其然，苏静后来将此信交给了邓宝珊，邓宝珊看了以后也是急的直嘬牙花：
“这封信太出乎意料了，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
苏静和邓宝珊商量以后，决定暂时不给傅作义这封信，以免刺激他推翻协议，致使谈判功亏一篑。后来，苏进又把这个决定向101做了汇报，101当时也表示：
“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暂时不交也可以。”
聂荣臻、罗荣桓也表态支持这一决定。
苏静回到城内后找到了邓宝珊，两人相约一起到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一见他们两人联袂而来，也十分高兴，还热情的同他们打招呼，问这问那。
趁着傅作义拉着苏静聊天的空档，邓宝珊找到傅的女儿傅冬菊，给他看了毛主席这封信。傅冬菊看了这封信以后，也把信暂时藏了下来，没给她父亲看。
应该指出的是，傅作义后来是否看到这封信的原件并不清楚，最后只是送达了傅的女儿为止。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华北“剿总”机关以及军以上人员开会，并在会上宣布了起义改编的命令，从1约2日至1月31日，国民党军队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部，第4兵团部、第9兵团部及下属8个军部、2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连同特种部队及非正规军，总计25万人，陆续全部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解放军改编。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二
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主席以101、罗荣桓名义写的信的原文：
“平津前线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将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将军于一月十六日曾以公函一件送给傅作义将军。”
傅作义从报纸上看到了信的全文，心态一下子就失衡了。
应该指出的是，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之前，一度与我军有很大的矛盾，双方可以说是仇怨颇深，后来傅作义与我军谈判起义，期间也是历经多次反复，除了是为自己争取利益外，还有一重考虑就是，他不想作为和蒋介石一样作为战犯接受审判。
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战犯的消息，其中傅作义名列第31。
要知道当时傅作义还在与我军接触，双方互派代表进行了第一次谈判，当时我军还答应，要对傅作义实行“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战犯名单一公布，傅作义心存疑虑，还是后来其亲信劝说：
“这一定是一批中共青年干部做的，毛泽东不一定知情。”
傅作义情绪这才放缓，但心中始终担忧我军会对其“秋后算账”。
应该指出的是，我党之所以在谈判期间，将傅作义列入战犯名单，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一方面是出于对傅作义的保护（正如把卫立煌列入战犯名单一样），另外一方面则是出于震慑，因为傅作义起初谈判目的只是试探，并没有很大的诚意。
直至1949年初，双方谈判才算是步入正轨。
即便新保安战役已经结束，傅作义手中谈判的筹码所剩无几，但第二次谈判期间，傅作义仍然企图拖延时间、讨价还价，也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党才决定于1月14日发起天津战役。
从1月14日天津战役打响开始，双方进入第三次谈判，至天津战役结束，双方的谈判这才出现了重大转折。并于1月16日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
根据《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信息可以得知，毛主席以101、罗荣桓的名义写的那封信，就是双方谈判代表签署协议的那一天。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既然傅作义起义已经成了定局，毛主席为何还要写那封信？又为何非要在傅作义所部已经开出北平城外接受和平改编时，在报纸上刊登那封措辞严厉的信呢？
这其实还要从傅作义身上找原因。
三
北平和平解放，对于全国人民而言，无疑是一件幸事。
可在当时不少人心中，还是有疙瘩。
一方面是傅作义，他一辈子参军，打了无数生长，末了要放下武器投诚，他很难转过这个弯儿来，无数历史细节证明，傅作义其实还有准备，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准备都失去了意义。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军不少指战员心里难以接受。
傅作义从内战爆发以来，一直就是我军在华北强劲的对手。
1946年9月，我军在大同集宁战役失利，傅作义得胜以后，曾得意的发表了一封公开电《致毛泽东的公开电》。这封电文中，傅作义巧立名目，将发动内战的罪责完全归咎于我方，而称他们是正义的一方。
毛主席看了这封电文后，只说了八个字：
“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朱老总也命人将这封电文发给华北我军，要求每个人都牢记此耻辱。
大同集宁战役失利，致使后来张家口过早的丢失，而此战中傅作义再一次凭借出人意表的智谋而取胜，傅作义在占领张家口以后，又志得意满的发了一封侮辱性的电文《上毛泽东书》：
“如果共产党打胜了，我甘为毛泽东牵马执鞭。“
显然这两次失利，不仅仅是毛主席记在心里，华北全体将士也都记在心里。
在北平和平起义前，我军将士称呼傅作义还是“蒋傅匪”、“华北人民的公敌”，但在达成协议以后，这个称呼自然也就要发生变化，毛主席担心突然变了说法，会让很多指战员心里转不过弯儿来。
就在双方签署协议以后，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给平津前线发去了一封指示电：
“关于北平解放的报道与林（彪）、罗（荣桓）1月16日致傅作义公函，均经新华社台以新闻密码发北平分社及东（北）野（战军）分社，望于入城之日登在人民日报北平版。发表此两件的方针是在人民面前揭穿傅作义的欺骗，打击傅作义的南京道路，或第三条道路，使傅陷入孤立，以利尔后改编其部队。同时傅作义可将功折罪……”
一句“将功折罪”，凸显毛主席高超的政治智慧，一方面告诉傅作义，要打消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纾解全军将士胸中之气。
不过，就在这封信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以后，傅作义看后确实憋闷，但此事北平和平解放已经成为定居，他也无力再做什么，为了试探我军对他的态度，傅作义给101、罗荣桓写了封信：
“两年半的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为了安抚傅作义，101、聂荣臻、叶剑英在北平饭店宴请他，讲明我当政策。
与此同时，傅作义提出去西柏坡探望毛主席的想法。
1949年2月下旬，傅作义怀着惴惴不安的情绪来到西柏坡，一见面，毛主席的态度就让他感到如沐春风，特别是提出不再军队带兵以后，傅作义提出希望能回到河套地区从事水利工作，毛主席直接表示：
“河套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
同年政治协商会议上，因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不足条件，因此政治协商会议承担了选举人民政府的任务，并选出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部长。
傅作义激动的热泪盈眶，因为在过去，这个职务是他手捧真金白银在国民党政府都求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