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老北京的记忆——

东方饭店

民国初年，北京饭店、六国饭店与东方饭店并称为“北京三大饭店”。如今人们对前两家饭店耳熟能详，但对东方饭店则知之甚少。其实，东方饭店——这家中国饭店史上最早由国人按欧美标准投资经营的饭店，因为它积淀了与“北京”“六国”等由西方人经营的饭店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的趣闻轶事，因而留下了老北京的深刻历史痕迹。

元朝初年，一个法号“水浙”的和尚云游到元大都，在南城一处大水塘旁结庐修行、终至坐化。当时人们为纪念这位有道高僧，把他的草庐改建成一座寺庙，人称水浙庵。明万历年间，朝廷将水浙庵翻修扩建，并改名万明寺。据《光绪顺天府志》描述：“殿宇颇崇丽，称巨刹也”。

古代大型寺庙，多为迁客骚人旅途栖身之所。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游历至京，就在万明寺寄居了一年多。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的《鬼趣图》便是这一时期在寺中创作的。万明寺随封建王朝没落而荒废，光绪末年京师地图上徒有其名，而实无其影。

万明寺虽然圮废，但其四周早已形成了著名的“宣南文化”圈：东北有京城商业中心“大栅栏”商业街，有钱市胡同、施家胡同、西河沿等钱庄票号最集中的金融区；西北有北京最大的文化商品市场“琉璃厂”书画古玩街，有永兴庵等清末民初最热闹的报刊批发市场；西面有以湖广会馆为代表的30多所各省、府、县会馆，有大量早期的剧社、戏班；南面是北京最有文化品位的陶然亭；东南则是京城民俗娱乐中心——天桥；正北一街之隔，就是灯红酒绿的八大胡同。全城80%的剧场影院、报馆报社和著名饭庄，星罗棋布于其间。在这个集老北京文化之大成的圈子内，三教九流汇聚，五行八作云集。1935年出版的马芷庠著《北平旅行指南》评述当时的南城说：“北平有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之分。其四城之繁华，盖以南城为最也。南城多巨贾，一切银行、绸缎庄及旅馆、饭店莫不罗列于此，更以八大胡同温柔树帜于南城，公子王孙以及阔老冶游之辈，成群结伙，徘徊于路途者，不可胜计，尤以华灯初上之时愈形热闹也。”

1918年东方饭店外景

选自《北京近代建筑史》

1914年，北洋政府成立京都市政公所（其职能接近于市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兼任督办。该机构组建后，立即实施了“香厂模范新市区”规划。“香厂”原是万明寺旁大水塘干涸后形成的空旷荒地，清朝末年厂甸庙会连续三年在此举办，当时已经繁华如市场。新市区规划全面采纳西方国家城市建设先进理念，运用当时最新的市场运作手段操作。先由政府出资，以香厂为中心，在规划区内修筑了十四条道路及电线、电话线、自来水管、下水管等基础设施。各道路均为沥青铺路、方砖墁道(人行道)，并栽种德国进口槐树。其中，东西主干路横贯香厂旷野，叫“香厂路”；南北主干路因从万明寺旧址中穿过，故命名为“万明路”。两路交叉处，建有一个欧式圆形中心广场，广场上设置了北京第一处路灯和第一个交通岗亭。

随后，市政公所将道路两旁所有地块分段标号，规定租期、房屋样式（由西洋设计师出图纸），标明底价，对租地建房者公开招标。由于香厂原属官地，地价优惠，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人踊跃竞标，短期内就建起了成片的西式小洋楼。除居民住宅外，烟草公司、化妆品公司、绸缎店、百货店、茶馆、饭庄等计100余家商行如雨后春笋、鳞次栉比，皆兴隆热闹。甚至连国际知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也齐聚万明路、香厂路。

1917年，在中心广场东北建起一座由英国人麦楷设计，占地约四亩，局部高七层，面向西南方广场的“香厂新世界”。它仿照上海“大世界”格局，内设剧场、影院、演艺厅、舞厅、中西餐厅、娱乐厅、购物商场、屋顶花园等，是京城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娱乐项目最新颖的室内娱乐场，也是全城较高的建筑。处于“宣南文化圈”中心的香厂新市区初具规模，便成为北京最繁华热闹的地段之一。当时的上海《晶报》描述：“北京香厂一带，电灯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车如流水马如龙，宛然上海风景。”

这么好的地段，这么好的发财机会，有眼光的投资人对此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很多人都跃跃欲试、志在必得。

香厂新世界

选自《北京近代建筑史》

随着新世界游乐场激烈竞标尘埃落定后，众商家纷纷转而竞争位于中心广场西北，与新世界隔万明路相望的地段。在这场角逐中，武定军——即北洋新军驻京转运局以“张松寿堂”的名义，致函京都市政公所“承领香厂地亩拟盖造西式洋楼”，推出建造新型高档饭店方案，一举中标。饭店为股份制性质，经股东会议决定，名称定为“北京东方饭店”，经理由股东之一、宁波人邱润初担任。

1917年8月8日，东方饭店正式注册成立。1918年2月19日，东方饭店楼宇在古刹万明寺遗址上落成，京城各大报纸当天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

时至今日，万明路老住户中还流传着“袁世凯六公子是东方饭店后台”的说法。袁世凯孙女，现居天津的袁家倜老人说：“东方饭店有袁家的股份，小时候大伯（袁克定）常带我去那里吃西餐。”

东方饭店的历史坎坷曲折，其间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权的多次更替，数度易主，形成了初期经营、服务政府、重返市场、改制转型四个历史阶段。

开业时的东方饭店占地约五亩，其建筑呈“U字形”，一半为两层（楼顶设有屋顶花园，布置奇异花木，备冷饮西点，免费放露天电影），一半为三层（建有地下室、锅炉间和库房）；一楼是接待大厅和餐厅，另有账房等管理用房；二楼和三楼都是客房。饭店四面有门，天井院满铺花岗岩，光可照人；正门“万明路7号”是饭店正式注册地址。

东方饭店1918年2月19日开业的是餐饮部分。餐厅约有200个餐位，一日四餐，以法式大菜为主，兼有俄式菜肴，另有洋酒、冰激凌等。当时《北平旅行指南》的评价是：“中西菜均精致”。

东方饭店客房是1918年11月2日开业的。当时有大小客房80间。房型分为三种：甲种房间为高官富贾而设；乙种房间为一般客人而设；丙种房间都在三层，为随员、马弁和其他旅客而设。据著名作家、报界耆宿包天笑所著《钏影楼回忆录》描述，当年饭店客房仿照欧美等国高级饭店的布置，楼梯宽阔，楼梯、楼道、室内均为实木地板，电灯、电话、电扇、暖气、抽水马桶、沐浴冷热水等应有尽有。客房售价为甲等每日大洋十元、乙等五元、丙等三元。房价中含一客三餐，均为西餐(比外卖套餐档次稍低)，夜餐另外收费。参照西洋模式，东方饭店客房均只设一床、允住一客。如住两人，则须加床加价。客房加床费标准为甲等房三元，乙等房二元；丙等房加人不加床，收费一元。

东方饭店有专为住店客人提供汽车服务的业务。该业务有两项内容：一是在火车站与饭店之间免费接送住店客人，二是为住店客人办事及旅游提供有偿用车服务。

查阅《京师警察厅编存文卷》，东方饭店初期约有员工50人。因饭店首任经理邱润初在上海经营西餐多年，所以首批员工基本都是有饭店、西餐馆工作经验的宁波人和上海人。后随业务发展，饭店登报招工，人数增至百余人。其中，各类管事及柜台约十人，餐厅厨师、跑堂、杂役40余人，茶房(客房服务员)约40人，汽车夫约八人。所有员工上岗时均穿着工服、佩带工号。

香厂路街景

选自《北京近代建筑史》

东方饭店规模中等，档次却相当高。如客房卫生间面积达4.8平方米，足以与现在的四星饭店匹敌。1922年2月1日上海《晶报》评论：京城饭店中“最著名者，六国饭店、北京饭店而外，则为香厂之东方饭店”，“东方饭店设备较沪精良，每室有电话，超过沪远矣”。

东方饭店开业后着实风光了几年，但好景不长。当时，正是民国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北洋政权内部军阀混战连年不息，“城头变换大王旗”司空见惯，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昔日人如潮涌的新世界游乐场、城南游艺园先后破产关闭，曾经热闹非凡的香厂新市区门可罗雀。

在政权更替频繁的时期，洋饭店自有其特殊地位，而东方饭店却是树大招风，成为军阀政客眼中的“唐僧肉”。1925年，从东北一路打到上海的奉系军阀张宗昌骄横跋扈，一方面向临时执政段祺瑞要到了山东省统治权，另一方面看中了东方饭店，执意收购。邱润初利用袁氏家族的残余影响，转托张学良出面说项，并且采取丢车保帅策略，把山东分号转让给张宗昌，成功地保住了东方饭店。此事当时沸沸扬扬，路人皆知。上海《晶报》事后评论：“曾有一度宣传张宗昌已购东方饭店，后未成事实。说者谓除却邱老板，亦难办此东方饭店也。”

1926年5月8日，被史书称为“最黑暗的军阀部队”——直鲁联军第一军副军长、陆军少将毕翰章入住东方饭店30号房。次日即报警称：被盗金表、金首饰等（价值大洋三千余元）以及一万元现洋支票一张，责令警署限期破案，并让饭店赔偿全部损失。30号客房位于东楼二层北端，是三开间套房。毕翰章及家眷住在里屋卧室，中间是公事房。马弁住在最外面的会客厅，把守着出入户门。警察署明知此事有敲诈嫌疑，但迫于军阀淫威，还是把饭店经理抓了起来。邱润初此时作为饭店老板处于幕后，他与警察署达成默契，演出了一场“连环保”的好戏：先是具书承诺“查不出盗贼照单赔偿”，以为缓兵之计；然后将经理徐云生取保候审领出来，让其回江苏老家暂避风头。后来毕因为战事吃紧，不能久留，只得悻悻而去。

1928年北伐革命胜利，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更名“北平”，失去了首都的政治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导致东方饭店的客源锐减，饭店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从“五陵少年争缠头”到“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痛切感受。

更为严重的是，北伐革命四路大军刚刚联手推翻了北洋政府，转眼间就展开了“蒋桂冯阎”的内部大战，军阀混战的激烈程度，较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日益繁重的苛捐杂税外，各路大帅的军饷赞助是必不能少的，北平工商业深受其害，破产倒闭的商号企业与日俱增。东方饭店时任总经理邱润初忍痛采取大幅收缩经营范围、降低房费餐价、裁减员工等措施勉强维持，惨淡经营。东方饭店在其历史上第一个低谷中苦苦等待转机。不料，转机没有出现，日本人却兵临城下。1937年年初，北平上层人士蜂拥出逃，外界与北平来往几乎断绝，东方饭店宾客全无。面临绝境，邱润初回天无力，被迫将饭店出让给日本人伊东晴雄，从此匿迹江湖。

伊东晴雄接手东方饭店后，任命韩国人车应壁为经理。此后，东方饭店对外名称不变。抗战八年期间，东方饭店一直由韩国人经营，以至于不少人提到东方饭店时都说是韩国人开办的。作为日本人的傀儡，车应壁当东方饭店经理时没干什么好事，反而因为偷电、偷水被告到了警察局。车应壁起初百般抵赖，在警察抓到被车雇佣改动电表、水表的工人作为人证后，车应壁又搬出日本领事馆官员，使此事不了了之。北平沦陷后，东方饭店一度成为日军“南城宣抚处”（隶属日本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宣抚本部）驻地。饭店的东楼和南楼因此被全部改成日式房间。

香厂新市区建筑

选自《北京近代建筑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接管北平。东方饭店由北平商人袁绍明接手继续经营，后又被半买、半征用，成为国民党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驻京办事处。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东方饭店被定为“敌产”，由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1952年，出于大批接待外国专家的需要，北京市政府接收了东方饭店。当时饭店因频繁易主、年久失修，不仅建筑破旧斑驳、设备锈蚀缺损，被改成日式房间的东楼和南楼已属危房。市政府接收后，当年就对东方饭店进行了其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和装修。除1918年所建西楼完全保留外，其余建筑拆除后按照原有风格和规模重建。改造后的东方饭店在西楼增设了二层的舞厅（多功能厅）和三层的大会议室，客房总数73间。1953年，修葺一新的东方饭店作为北京市政府招待所投入使用，门牌号码从万明路7号改为11号。改造后的标准客房均设置两张床，收费标准为每张床每天五元。客人用餐需在前台用全国通用粮票和现金换取饭票，餐费分为一元和一元五角两种。

饭店从1952年起，就把“东方饭店”的招牌挂在了二道门。解放后出生的万明路居民，一般只知道有11号院，不知道这就是东方饭店。

从1953年起，饭店先后接待了苏联、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华专家、政府代表团成员、来华演出的文艺团体的艺术工作者；同时，承接了党和国家以及北京市政府的许多会议；也大量接待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出差来京的人员，包括出席二、三、四、五届全国人代会和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等。

1978年以后，出于国际交往需要和市场客观需求，东方饭店和香港京泰实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北京东方饭店有限公司”。1984年11月，双方签订协议，共同出资500万美元及240万元人民币建造一座三星级标准的饭店。1986年11月，饭店新楼竣工并对外营业。年89199月，东方饭店主楼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北京市首批三星级酒店。2004年年初，东方饭店归属北京首都旅游集团，使其完全回归市场。2005年9月底，东方饭店历史上第二次改造动工。饭店主楼和老楼内外焕然一新，老楼内部按历史原貌修旧如旧，如1918年老楼客房全部做成名人间。花园、洋楼以及“老房子1918咖啡厅”浑然一体，表现了东方饭店特有的历史韵味。

建店初期的东方饭店，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皆有之。

所谓天时，也就是社会发展潮流。“洪宪登基”和“张勋复辟”的失败，证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东方饭店作为近代新型饭店赖以生存的土壤。再说地利，1928年前，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东方饭店座落于京都最繁华热闹的香厂模范新市区中心广场，这里也是宣南文化圈的中心地带，前门火车站和天桥有轨电车枢纽站均举目可见。至于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饱受外国列强欺侮、国人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之际，作为当时唯一由中国人自己投资经营的高档饭店，东方饭店的“人和”与生俱来，从一开张便生意兴隆。许多在洋饭店被看作二等公民的达官贵人和民族情结浓重的人士，唯东方饭店是选。每逢国会选举，南方各省议员进京，多在此下榻。饭店因大量接待政府要员、国会议员、军队高官，成为京城各报社记者关注和报道的对象。上海报纸曾写道：“各政党、各衙门常在东方饭店宴客，而吴大头（民国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大闹东方饭店事，尤传诵人口。”民间人士入住东方饭店的，主要是洋行买办、国内商人、文艺界人士和驻京记者等。台湾著名作家唐鲁孙就曾详细叙述了大华剧团进京演出《啼笑因缘》时，一干男女艺人入住东方饭店的热闹故事。

万明路街景

选自《北京近代建筑史》

除了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外在优势条件，东方饭店在民国初年得以成就辉煌，还不能不说内部因素在起决定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体制、管理者以及先进的经营方式。

东方饭店的体制是股份制民营企业，企业管理结构表现为股东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管理实行股东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在那个传统的官商体制、作坊体制、家族体制仍占主流的年代，这种仿照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管理体制是十分先进的。东方饭店的股东有两大功绩：一是投资组建了东方饭店商号；二是为饭店选择了一位杰出的经理，并给予他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东方饭店首任经理邱润初，字仁祖，1883年出生，浙江鄞县人。由于家境贫寒，邱润初16岁就到上海西餐馆打工，十年之后被聘为经理。后又自己投资当起了西餐馆老板，逐渐发达起来。1917年年初，羽翼丰满的邱润初闻讯进京参加香厂新市区的招商，有缘成为东方饭店的股东和经理。东方饭店的市场定位、建筑装修、规模档次以及经营方针的制定，都是邱润初一手策划的。六年后，邱润初成为饭店最大的股东，直到1937年因日本入侵而退出。

西方的饭店经营理念认为，经营者制定的经营策略要为饭店的市场定位服务；不同的市场定位需要有不同的经营策略去配合，才能达到经营目标。100多年前，北京的高档饭店只有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北京饭店是法国人开办、管理，六国饭店是英国人奠基、主事，其客源结构都以外国人为主。受过大上海十里洋场熏陶的邱润初，以企业家的战略眼光，为东方饭店选择了服务国内高端客户的市场定位，建造了一座当时全国唯一由中国人投资经营的高档饭店。这就使东方饭店避免了与众多中低档饭店的竞争，独占了不愿意进入洋饭店的国内高端客户这个市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凡有骨气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包括政界要员、商业大亨、文化名人，都愿下榻东方饭店。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饭店业进入了全面鼎盛时期，蒸汽机车和载客公共铁路的出现，加快了饭店的规模化发展。饭店的服务对象已不仅仅是过夜的路人，它成为一个城镇中王公贵族、商贾名流社会生活和商业活动的集中地。西方饭店的经营理念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大规模、豪华的硬件和顾客舒适的体验就成为经营者追求的目标。要向高端发展、占领高端市场，就需要有高档的设施设备与之相匹配。在这个问题上，邱润初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魄力。比如，当时东方饭店每间客房都有电话，这在今天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查阅1918年的《益世报》就可以知道，直到1918年8月，京师警察厅还在为“给内外城冲要地方派出所装电话”而筹款。即便是六国饭店，当时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客房有电话。1925年上海《晶报》评：“每房间有一电话者，始创于东方饭店，今之上海已有效之者。”由此可见，东方饭店在客房安装电话方面领先上海至少七年。

再说汽车，东方饭店共有免费和有偿为客人服务的轿车七辆。而据《市政通告》1918合订本记载，当年北京登记的轿车数量，包括总统、总理等政府首脑和外交使团、外国商社车辆在内，总计154辆，其中国内民用轿车只有45辆。

有了高档饭店，还要被世人所了解。邱润初摒弃过去“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经营理念，完全按照市场经营模式运作，在广告宣传上投入大把银圆。从1918年东方饭店开业前的四个月，到开业后的两个月期间，东方饭店共在京城《日知报》《益世报》《京报》《顺天时报》《晨钟报》等八种大报上不间断地刊登各类广告821次（头版广告超过50%），平均每天都见报。其频率之高、时间之持久，在民国初期极其罕见。正是这种大手笔的宣传，使东方饭店短时间内便名噪京城内外。

东方饭店外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酒店经营服务理念强调，要给足客人“面子”，让客人在宴请宾客、洽谈业务时得到管家式的服务。邱润初在服务行业做了近20年，深谙个中三昧。他挑选员工时，把有西餐馆和高档饭店从业资历作为首要标准。东方饭店开业时，已经拥有一支经验丰富、业务纯熟的员工队伍，其中绝大部分是从上海来的南方人。这也成了东方饭店的一大特色。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写道：“我在东方饭店住得最久，大小房间都住过，每次来京必住在这里。许多上海来的人，都喜欢住东方饭店，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由上海人经营，虽在北京，还脱不了上海气息。譬如说，这里所雇佣的侍者，大一半是南方人，尤以宁波人为多，账房间也有上海人，从语言、习俗上便利得不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先有几个上海人来住了，觉得满意，互相推荐，有许多熟朋友，住在一起，岂不是更多趣味呢？况且这个饭店主人，为了生意之道，满招呼，极客气，自然宾至如归了。东方饭店的旅客不仅是上海来的，东南各省的人士，来的也很多。”

包先生所言，表达了东方饭店众多回头客的感受。

在邱润初的经营下，东方饭店的生意兴旺繁盛。一年多的时间内，饭店员工就从50人增加到100人。饭店经营范围也一再扩大：先是在1918年年底承包了津浦线列车上的餐车（西餐），又于1923年年初在山东济南开设了东方饭店分号。

邱润初是东方饭店的创始人，他身上体现的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进取性以及精明敏捷、敬业勤勉、敢于冒险、善于变通的精神特征，秉承了明清以来江浙民间工商业自发繁荣所形成的文化和人文传统，融汇了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营管理理念。他经营东方饭店整整20年，奠定了东方饭店的基础和风格，在饭店的历史上写下了精彩的开篇。邱润初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佼佼者，他一生顽强奋斗、从不向命运屈服，但结局凄凉惨淡，他的命运也成为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

任何一家百年老字号都是一部无字的史书。东方饭店作为老北京三大高档饭店之一，身处时代漩涡中心，历史文化积淀尤为深厚。因东方饭店是京城当时唯一由中国人经营的高档饭店，故民初历届国会期间，南方各省议员集中在此下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乎全部重要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饭店的常客；这里还留下了张学良、白崇禧、邵飘萍、张大千、刘海粟、梅兰芳、蒋梦麟、叶圣陶、郭沫若、茅盾、巴金、马寅初、梁漱溟、赛金花等名人的足迹。

“风从虎，雨从龙”，众多历史名人云集，使东方饭店得以见证许多重大事件。陈独秀在“五四”中的被捕，就发生在饭店门前；中国第一部《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酝酿过程，大部分在这里进行。

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他开始把希望的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的俄国，试图与苏俄进行合作。正当孙中山准备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时，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原名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于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7月27日，越飞率随员24人离开莫斯科前来中国，于8月12日到达北京。越飞来华的目的，一方面是与北京政府就缔结商约、俄国庚子赔款的使用，以及外蒙和中东铁路等重大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就是同孙中山商谈双方的合作问题。8月18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著名教授李大钊、胡适等十余人在东方饭店宴请越飞。李大钊代表中国知识界致辞欢迎越飞。蔡元培对远道而来的苏俄客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在讲话中肯定俄国革命对中国的良好影响。他说：“俄国革命事业为吾人之前驱。今日愿以受业者之资格，欢迎远道来临之先导者。”接着越飞致答词，他说：“以先导之尊称赠予俄国，吾人实不敢当。中国有极深的文化，实为人类之先导……俄国代表团来华之目的，希望中俄两国国民建设良好之友谊。”胡适等人也于席间发言。主宾热情交谈，至午夜方才从东方饭店散去。随后，北京《新潮月刊》等14个团体又欢宴越飞。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罕见的。

宣布北伐胜利的记者招待会也是在东方饭店召开的。1928年5月，北伐军的四个集团军逼近京津，北洋政府最后一位执政者张作霖于6月2日凌晨仓皇离京，6月4日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当时第一集团军司令蒋介石、第二集团军司令冯玉祥远在南方和西北；第三集团军司令阎锡山在保定，离北京最近；北伐军代总参谋长兼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还在汉口。众多准备抢发“改朝换代”消息的国内外记者云集北京，大家都认为“露脸”的肯定是阎锡山。哪知阎锡山进京途中因身体不适又返回保定，而“小诸葛”白崇禧却轻车简从、星夜兼程，于6月10日赶到北京，将行辕设在东方饭店。当天晚上，白崇禧打电话给上海记者顾执中，说次日一早要在东方饭店召开英美记者招待会，让他连夜联系外国记者，并担任会议翻译。经过顾执中的彻夜奔波，6月11日上午9时，英美记者招待会如期在东方饭店举行。白崇禧抢先向全世界宣布了北洋政府垮台、北伐革命胜利的消息。当天下午，白崇禧又在东方饭店召开了国内记者会，进一步谈了希望与张学良化敌为友以及北伐胜利后的裁军设想等问题。等到阎锡山闻讯匆忙进京的时候，满大街都在叫卖的，却是刊登白崇禧在东方饭店新闻发布会谈话的各种报纸。

曾在东方饭店留下足迹的历史人物

1934年春，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闯将、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为给赛金花写传记，四次请赛金花在东方饭店座谈其身世，他的学生商鸿逵记录。刘半农为赛金花作传曾轰动一时，一些讲究“体面”的政界、学界人士颇有微辞。但作为性情中人的刘半农“天真烂漫，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他在东方饭店写赛金花，在东方饭店请赛金花吃饭，为赛金花买大烟抽——无非是想把这位颇多传奇色彩的风尘女子的坎坷经历记录下来。不料传记未脱稿，刘半农便英年早逝。隆重的追悼会上，胡适之、梅贻琦、林语堂、钱玄同、郁达夫等社会名流都送了挽联。出人意料的是，赛金花竟然出现在北大礼堂追悼会现场，风尘女子闯入上流社会、公开吊唁著名大学教授，堪称奇事，至今仍令后人感慨。后商鸿逵执笔完成了《赛金花本事》一书，于1934年11月出版。

1933年至l935年，著名画家张大千为打一场笔墨官司，旅居东方饭店两年之久。张大千是应中国画学研究会邀请，于1933年冬天前来北平参加画学会在稷园(今中山公园)举办的秋季联展，下榻东方饭店。有一天，与张大千形影不离的好友于非闇来东方饭店张大千画室，在纸上画了两只蝴蝶，要求张大千补画人物。张大千提笔补一简笔仕女，并随手题了一首打油诗：“非闇画蝴蝶，不减马江香。大千补仕女，自比郭清狂。若令徐娘见，吹牛两大王。”在这首题画诗中，张大千把于非闇比作明朝画兰著称的女画家马湘兰（号江香），自比以“清狂”画名著称的郭诩。“徐娘”其时并无所指。在这次展览会上，张大千展出了《仿石溪山水》《墨荷》《白描天女散花》三件作品，颇受北平画界好评。同时展出的还有张大千与于非闇合作的《仕女扑蝶图》，没有想到这幅作品在北平引起轩然大波。

《仕女扑蝶图》展出的时候，中国画学会会长周养庵与北京著名画家徐燕孙同观此画。周养庵开玩笑地对徐说：“徐娘者，就是指你徐燕孙也！”徐燕孙本来没有注意，受此一激，勃然大怒，认为是张大千存心对他公开侮辱，于是具状地方法院，控告张大千恶意诽谤。张大千接到法院传票后，决定与徐对簿公堂。

当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听说江南画家张大千要和北京画家徐燕孙打官司，便亲临张大千寄居的东方饭店，把两人叫到一起，在酒席上平息了官司风波。然而，虽然官司没有打起来，但张、徐二人却由此展开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一场笔战。

在这场笔战中，于非闇成了张大千的代言人。徐燕孙在《小实报》上撰文挑战，于非闇在——《北平晨报》副刊及画刊上发文应战。这场旷日持久的笔战过程中，张大千在东方饭店创作颇丰，连年举办画展，誉满京华。在此期间的作品均收入1936年出版的《张大千画集》，徐悲鸿曾作序，推誉“五百年来一大千”。张大千从此成为中国画坛的一颗明星。

今日东方饭店 宏描摄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方饭店成为专门接待苏联、东欧援华专家和党政军领导的政府招待所。到过东方饭店的老一代国家领导人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

周恩来总理来饭店的次数比较多，给饭店员工留下的印象很深刻。1953年9月，蒙古国人民艺术团应邀来华参加中国国庆演出，住进东方饭店。周恩来总理百忙中抽时间来饭店亲切看望蒙古艺术家，并与大家一同进餐。席间蒙古朋友反映：他们每人每餐五元标准营养不足，在台上跳舞时腿发软。原本谈笑风生的周恩来听后，表情严肃起来，当即指示接待部门取消原定标准，牛肉不限量。

1959年7月，为绘制人民大会堂迎宾厅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傅抱石、关山月两位国画大师将东方饭店作为住所兼画室。作品的题目是周恩来总理定的，取毛泽东词《沁园春·雪》之意境。傅抱石画了几幅草图后，陈毅、郭沫若、齐燕铭、吴晗等多次来饭店商讨，数易其稿。最后确定的画象，据傅抱石讲，“基本上是陈毅元帅的设想”。这幅巨画约宽10米、高6.5米。先用上百张“乾隆丈二匹”拼成一张五十平方米的大纸，用大轴卷起后，从纸卷一端画起，随画随展随卷。作画时左右只见纸卷，看不到全貌，难度可想而知。傅抱石先生生性嗜酒，无醉不成画，他的印章便是“往往醉后”四字。傅、关二先生夜以继日埋头创作，周总理特批了十箱茅台酒为画家助兴。巨作如期完成后，将毛泽东亲笔题写画题“江山如此多娇”放大后临在画面左上方。画作装裱好，卷起来，连绫边有十多米长，要从万明路的东方饭店运到人民大会堂。汽车没法拉，当天又正下雨，最后是把巨幅画用防水材料包好，由饭店20多个职工抬着前往大会堂。一路上好像在舞龙，引来了许多看热闹的行人。直到作品悬挂在人大会堂迎宾厅后，人们才真正看清这幅传世之作的真面目。

喝完庆功酒，傅抱石、关山月为感谢东方饭店的周到服务，又再次联手精心创作大型国画《梅花图》一幅相赠，成为饭店的镇店之宝。画面题款至今读来仍然亲切如初：“一九五九年七月，我们在此为人民大会堂进行《江山如此多娇》国画的创作。三个月来，辱承全体工作同志的关怀与帮助，特奉此帧以留纪念。东方饭店惠存。关山月、傅抱石并记。”

回旋的楼梯、玫瑰花窗、落地大摆钟、铜制把手以及老楼内的装修风格，处处浸润着民国的味道。走在柔软的地毯上，看着阳光穿过花窗洒在地面上的斑驳影像，一种“穿越”到民国之感萦绕在每一位走进饭店的顾客心头：一些近现代重要历史事件“收藏”于客房，许多文化学者的艺术哲思与创作灵感萌生于咖啡厅，知名人士鲜为人知的交往与情感纠葛酝酿于餐桌……

世事巨变，沧海桑田。如今，京城知名酒店已不胜枚举，东方饭店虽已湮没其中，但就其文化底蕴之深厚，薪火传承之绵长，仍可称得上是凤毛麟角。东方饭店和香厂新市区作为辛亥革命后京华大地上“宣南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建筑遗存，时至今日，依然向世人诉说着老北京的记忆，仍让人回味不已、啧啧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