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中有不少词来自满语，比如“把式”“萨其马”“撒么”“hende”等。这似乎让人觉得北京话受满语影响很大，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 铲屎官都知道，猫在愤怒惊惧时，会拱起后背，全身的毛随之炸起，整个猫看起来大了一圈，以使自己显得更有威慑力。于是北京话里就有了炸猫儿一词，形容人受了点儿小刺激就情绪失控。
北京话 = 吞音 + 儿化音？
说到帝都方言，人们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吞音”与“儿化”。说话总给人一种含（hén）着口水的感觉，更有甚者，会给人说话不张嘴的错觉。作为与普通话极为接近的北京话，既有广为流传的特点，又极易被大家误解。
比如说，把“胸是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公乳坟儿“（公主坟儿）“装垫儿台”（中央电视台）“不日道”（不知道）等吞音说法，当做是典型的北京口音，更有甚者，发明了“套吃（特好吃）”“抱吃（不好吃）”这类更夸张的说法。
▲ 折箩，北京话中指残羹冷炙。
不少北京人表示，老北京话讲究的是字正腔圆、四平八稳、朗朗上口，像“装垫儿台”这类，因嘴懒而形成的读音，并不能代表北京方言。迄今为止，老北京依旧对南城口音看低一眼，大概也有如上原因。不过，这恰好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北京各地区的北京话存在差异。
除了口音，有些词汇也有区别。举个例子，要形容一个人说话啰嗦，南城人说“勺叨”，北城人说“啰嗦”。“出去散步”，南城人会说“出去拿个弯儿”，北城人则说“出去遛个弯儿”。
在普通话大力普及的当今，很多人都觉着北京话好学。似乎说话时多加几个儿化音，再囫囵吞枣地说上几个吞音，就是一口“京片子”了。不少人在说话时肆意使用儿化，却很少有能准确地运用儿化音的。因为儿化与否，会给同一个词带来不同含义。
最典型的例子是报站的场景：“前门站到了，请在前门儿下车”。作为地点的“前门”，和公交车的“前门儿”，表达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绝不可混为一谈。
这类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老人”指的是年长者，但是“老人儿”就是在一处（工作单位）资历较久的意思。诸如此类，让很多初到北京的外地人摸不着头脑。而上面有意提及的几个四字格“着急忙慌”“臊眉耷眼”也是北京话的一大特色。下面，我们就来正儿八经的说说北京话的历史。
破解「京片子」混血密码
聊起有关于北京话的艺术，很多人除了老舍的小说、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还会想到曹雪芹的《红楼梦》，虽然严格来说，这本书并不能完全算是北京话的艺术作品，但其中也有不少北京土语。
《红楼梦》第三回中有这么一段：
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吓的众人一拥争去拾玉。
“劳什子”是北京话，指没用的东西。话说回来，宝玉虽与“石头”的关系不小，北京话却绝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北京音的形成，可追溯至元大都音。此时，经过上古音、中古音，已经发展到近古音又叫北音的阶段。语言学家王力在《汉语史稿》中说，“就声调来看，当时北音的入声已经消失，而平声分为阴阳两类，和今天北音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原音韵的韵类……跟今天的北音比较，也相差不远。”
2011年，著名音韵学家冯蒸教授撰文，他认为，在久远的历史时期里，北京是一个混合了各地汉人及北方胡人的多民族聚居地。综合而言，汉语在北京，始终都属于强势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弱势语言对强势语言的影响，往往微乎其微，尤其是在有声媒体传播不发达的古代。
北京地区人口的变化，主要经历了明初和清初的移民。明初，徐达攻入元大都后，人口出现大量流失和外迁。葛剑雄等在《中国移民史》中说，洪武二年（1369年）时整个北平府的人口只有48973人，北平城人口约1.2万，这与元代后期元大都约80万人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明代的北方边境，为了应对退守塞北的蒙古人之侵扰，洪武朝曾施行了将塞外边民移入的政策。据统计，洪武二年到洪武八年间，北平府就净增人口274478。
北京人口的大规模变动，还发生在永乐年间。由于靖难之役与之后的迁都，北京的人口再度经历了大换血。靖难之役后，顺天府（北平府）的人口较洪武年间减少了近一半，洪武朝的移民成果消失殆尽。而这次的移民，基本来源于各地卫所，合计共有42卫1所，约70万军籍移民迁入北京。
由此可见，北京在明初时期，人口来源十分复杂。操持各地方言的人口汇聚到北京，在以中原雅音为基础的交流中，保留了各地的方言特征，又逐渐与彼时的北京本地音融合，从而形成了明代的北京官话。
▲ 清末，舶来品大量进入中国，如洋娃娃、洋布、洋火等。画中最左侧的男子就叼着洋烟。
清代的北京，是八旗入关后的主要聚居地。满人入关后，便强制北京的汉族居民迁至南城（即今日的崇文、宣武区），而内城（即今日的东城、西城区）则成为旗人的聚居区。城内旗民分治的情况，也是当今北京南北城口音差别的来源之一。
旗人的构成也比较复杂，这导致清初时内城旗人所说的语言的复杂。据《中国移民史》中估算，顺治初年，移居北京的满蒙八旗及眷属，共有30万人左右。顺治五年（1648年），八旗男丁总计346931人。其中满洲旗分男丁共55330人；蒙古旗分男丁共28785人；台尼堪（早期归附的汉人）、汉军、包衣阿哈共262816人。可见清初时期内城的旗人移民，是以辽东汉人为主。
彼时的满蒙八旗，尚各自保留着满语和蒙古语，所以在其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大量的汉军以及户下汉人对其汉语语音起到了直接的影响。
▲ 清代王爷的正妻，称福晋，这个词虽然是满语fujin的音译，但fujin被认为可能来源于汉语的“夫人”。图中的亲王是爱新觉罗·奕譞，一旁端坐的是福晋叶赫那拉氏。
清代北京的文人以及官员，依旧沿袭了明代的官话读音。官学中所教授的读书音，与民间的白读也有一定的区别。清代用满文对汉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记音（如《御制增订清文鉴》、《清汉对音字式》等书中都有所涉猎），从这些记录中可知，许多汉字在北京话中都存在文白异读。
许多人因北京的政治和历史，误认为北京话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甚重，甚至斥北京话为“胡语”。看了上述的历史，便会知这个结论之谬。
满语？汉语？百年「双语共生」模式
前些年清宫剧的热播，让许多人熟悉了清代，同时也产生很多误解。
剧中的皇帝、大臣们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令观众误以为自努尔哈赤起，清代皇帝就汉语流利，甚至早早放弃了满语。事实上，清朝的国语始终都是满语（清代时称之为“清语、清字、清文”），直到宣统年间，才改称汉语为国语。
满人对汉语的学习，大体上分两个阶段：一是口语无障碍交流；二是以当时文人对汉语言掌握水平为基准的、对汉语言的熟练运用。
▲《满文老档》是清代入关前，用满文书写的官方档案合集。
清代皇帝在口语上实现与汉臣的交流，要到顺治帝时才得以实现。日本中国语学家平田昌司在《清代鸿胪寺正音考》中说，太祖努尔哈赤跟通汉语的朝鲜俘虏谈话时，全靠翻译官翻译。太宗皇太极时，开始启用汉官，但汉臣日常对太宗奏事交流，他理解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到了清世祖顺治帝时期，顺治本人“渐习汉俗”，这才逐渐做到了多语言无障碍交流。
▲ 满蒙语共有一个词baksi（学者）。它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古老的汉语借词，源自中古时期的“博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词语从汉语的博士到满蒙语baksi之后，又演变成了北京话“把式”，即行家。上图所画，即“耍把式”。摄影/顾彩华
但是若说到清代皇帝能够通达汉语古籍，还是要到清圣祖康熙皇帝时才得以实现。
《顺治实录》曾记载，顺治帝喜读书，读到了翻译跟不上的程度，可见顺治帝在阅读汉语古籍文献时，还是得对照满文翻译才读得懂。而康熙生长在北京，幼年时开始接受汉文教育。康熙回忆幼年时曾提及：
“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叫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
因语言问题导致君臣沟通不畅的糟心事儿着实不少。雍正年间，福建漳州总兵初有德，想体现一下对皇上的忠心，并找找存在感，于是上了个文绉绉的汉文请安摺，原文如下：
福建漳州总兵初有德，奏为恭谢天恩事褶。臣庸愚劣谫，谬膺重寄，叨恩愈厚，兢惕愈深。窃思昆虫草木之微，亦当知栽培生成之德。抚躬自问，寝室靡宁。兹更蒙天恩浩荡，赏赉频加。
这奏折原意是要拍雍正的马屁，可这家伙却咬文嚼字，写得文理不通。雍正看后是这么批复的：“览。此奏谢之文系你自作的？幕客代笔的？你识字通文与否？”朋友，认识字儿吗？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吗？好好说话有那么难吗？
尽管王公大臣们的语言掌握情况复杂，但我们依旧可以做出概括：清太祖、太宗两朝，王公大臣大多不通汉语，这一点从两朝档案即可知。
待到顺治朝入关后，负责翻译工作的“启心郎”，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至顺治十五年（1658年）裁撤各部院启心郎，康熙十二年（1673年）才裁撤宗人府内启心郎。可见，京城旗人官员的汉语，直至康熙早期才达到可交流的水平。
▲ 北京话中，关于吃的土音有很多。比如叫人将菜吃了就可以说：垫补了、胡噜了，喝汤就叫遛逢儿，尝味道叫咋嘛咋嘛等等。摄影/冰棍
尽管清代并未在制度上强制汉人学满语，但清前中期，许多汉人是懂得甚至精通满语的。顺治、康熙两朝，天子近臣有很多被皇帝要求学习满语。如康熙时期的满文字典《大清全书》序文中说：“暨世祖章皇帝定鼎中原，令汉人并习清字（即满文）。”
康熙也要求传教士们学习满文。据《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记载，康熙曾命令白晋神父等人学习满文，“以便能与他交谈。”
除了官员和传教士，有些汉族平民也曾主动学习满语，沈启亮先生就撰写了清代第一部大型满汉对照类辞书《大清全书》。这本字典收录的词汇较为完善，解释详尽，有些词甚至还包括了方言说法，是非常优秀的满文资料。沈启亮作为半路出家学习满语的人士，能够做到这一点尤为不易。
▲ 伊克坦书写的满文对联。
在清初到雍正朝的近百年时光里，北京城中的语言经历了璀璨的双语时期。然而自乾隆朝起，旗人对满语的掌握水平开始倒退。尽管乾隆朝规定所有旗人必须学满文，而且接下来的历朝皇帝均对满文十分重视，然而在北京城中汉语的大环境下，满语的式微终究是大势所趋。
到了清末，就连溥仪的满语老师、清末著名的满语学家瓜尔佳伊克坦，也被庄士敦怀疑“他的北京话要比他的满语讲得更为流畅自然”。2013年，学者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去世。至此，北京最后一位接受过清代正统满文教育的人也去了。
北京城中移民的双语阶段，从清初的满语为第一语言、汉语为第二语言，到绝大多数人以汉语为第一语言，也不过百年间。
▲ 溥仪用满文标音的英语练习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