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昏黄的油灯下按下红手印，他们不是在反抗，而是在活命。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决定，这是一次不许失败的冒险，他们把命押在了“包产到户”四个字上。
“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实
村口晒场上，谷堆稀疏，李老汉蹲在地头，望着收成，没说话，他干了一季，粮食却还不如前年多，他的口粮和那个年年旷工的“懒赵”一样多。
集体干活，“大锅饭”吃惯了，谁也不愿多出力，一个队三十来口人，早上锄地，下午点种，有的干得汗湿衣背，有的边干边歇，一把锄头挑到日头偏西。
“反正干多干少都那样，分不多。”这是村里人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
凤阳县农民开始习惯了这种“差不多”，可肚子不认，到1978年，全国还有2.5亿人吃不饱饭，凤阳更严重。
村里开始出现“打发人去城里讨饭”的现象，不是为了可怜，是为了生存，队里记账，“今天赵老五去乞讨，带回半袋糠。”写在公社记录里，堂而皇之。
李老汉的儿子偷偷种了几棵红薯，被队长发现后批评了：“这是集体地，私种是资本主义尾巴。”
可那年他家靠那几棵红薯熬过来了。
每年年初，县里下发生产计划，亩产多少，种哪类作物，写得明明白白。
可天不懂文件，雨少一月，地里开裂；虫来一夜，半田被啃光，但任务不能减，完不成就“记账、通报、批评”。
1978年冬，小岗村，18户人家围坐在破旧的祠堂里，炉火不旺，风从窗缝灌进来，没有官员，没有批文，只有一张契约。
“谁签名，谁按手印。”
“要是出事，孩子就给国家，父母给队里埋。”有人犹豫。
十八个红手印，印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他们决定：每家分地，自己种，自己交粮，剩下归己。
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从18000公斤飙到66000公斤，人均口粮翻了几番。
“以前没人抢活干，现在天还没亮就下地。”队里不再有人偷种，也没人再去城里讨饭。
肥西县山南公社也动了，干部先是“试试看”，地分到户，产量上涨明显。
1979年，《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十个问题的试行规定》下发，文件没明说“包产到户”，却给了空间。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多种形式。”这句话成了最重要的默许。
干部下乡调研后回报：“农民干劲大了，连牛都精神。”政策开始松口。
包产到户的推广与政策突破
1980年春，北京一场内部会议，有人说包产到户是“倒退”“资本主义苗头”。
邓小平听完，只说了一句：“包产到户，不是走资本主义，是为了吃饭。”
没有长篇大论，没有反驳谁，话说完，会议静了，这句话传回各地，很多犹豫不决的干部松了口气。
同年，中央下发75号文件，头一次写明：“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责任制形式。”
合法，定性，可推。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文件开头就写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没人再争了，红头文件在手，谁还怕？
包产到户开始迅速推进，安徽是先锋，四川、河南紧随其后，1980年底，包产到户生产队占比仅1.1%。到1982年，超过90%。
连平时最保守的老支书也动了心：“上头都定了，我们不搞就落后。”
1982年，农业总产值增长11.2%，小岗村人均收入从22元升至400元。
400元，意味着能吃米饭了，能穿棉衣了，能买农具了，很多人第一次有了存款。
县供销社的账本上，卖种子、肥料的数量翻倍，有人开始买化肥、租耕机。
“以前我们是求着卖粮，现在是挑着卖。”凤阳县粮站的账房说。
这不是简单的“分田到户”，不是“各人管自己”，地还是集体的，产权归村集体，只是经营权到了农户手里。
土地变成了“责任田”，不是“私产”，这是底线。
“这块地是村里给我的，不是我自己的，但我可以种，我可以管，我也得上交。”。
村里按合同监督，交不够，下一年可能就收回，这不是散乱，而是制度重构。
包产到户的创新性与突破性
有的人家第二年种的，不是小麦是玉米，没人拦他。没人罚他。
“这块地是我的责任田，我看天气、看地势、看市价，产量好，口袋鼓。”
以前，种什么作物是按文件分配的，选错了，产量跌，没人管，包产到户后，选错了，自己承担，选对了，赚得多。
人和地，重新建立了联系。
村东头的刘婶以前不会种菜，一直在队里扫院子，包干到户后，她腾出一亩地，种辣椒，卖给镇上的饭店，一个月赚十多块，比过去一年多。
“以前队里不让种，说没计划，现在我自己种，没人管，地也高兴了。”
农民开始试新种子、试农药、试水稻和玉米轮作，不是技术指导的指令，是自发的改变。
杂交水稻最早就在这种土办法里被农民接受下来。比干部宣传更管用。
村口小卖部换了新货，糖果、玻璃杯、打火机。这些原来是“供销社才能进”的物资。
现在，有人开始骑自行车去县城进货，回来摆摊。
鸡鸭鹅在村里开始自由交易，饭店多了，做酱菜、磨豆腐、烤烧饼的多了。
队里不再是唯一组织，谁能干，谁能赚钱。
“我做豆腐，一天能挣一块五，比在地里干轻松。”村民老李说。
劳动力重新分配，乡村经济开始自己找方向。
原来三十多人下地，现在只需十几人，剩下的，有人去做副业，有人去镇上办运输，有人去县里当泥瓦工。
不是政策安排的“下岗转岗”，是地里种出粮，人才敢走出去。
凤阳最早办起的缝纫小组，是几个年轻妇女凑钱买了三台脚踏缝纫机。
“我们不想下地，就想坐屋里做活。”她们说，没人反对，以前不允许，现在只要种的地交够了，谁也不多说话。
“只要不偷不抢，干啥都成。”成了乡里默认的规矩。
制度变了，规矩也跟着变了。
乡镇企业开始冒头，从最早的铁匠铺、弹棉花，到后来的砖厂、水泥厂，很多人第一次进厂干活，拿工资，不种地。
1983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增长24%，没人组织，没人鼓动，是地里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自己走出去。
这不是“跑偏”，是农村经济第一次找到自己的节奏。
这不是全放，也不是全收，土地归集体，经营归农户，底线在，空间也在。
不废公有制，不搞私有地，既不跑偏，又不死守旧路。
这就是“双层经营体制”，集体经济保底，家庭承包主责。
农业部干部曾到小岗调研，回来就写报告：“这种模式能调动积极性，又不失集体控制。”
文件一出，全国照办，不是因为谁命令，而是因为农民看到了实效。
包产到户是基层先走，再由政策追认，不是先有设计，而是先有现实。
粮食上来了，心也稳了
到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4.07亿吨，比1978年多了整整一亿吨。
“以前没粮，现在卖粮。”
“再不用出门要饭了。”村支书说这句话时，眼圈红了。
农村第一次实现了“吃饱穿暖”，不是分发，不是赈济，是靠自己种出来的。
这是基层自己救了自己。
农民有了钱，买东西多了，供销社生意火了，运输多了，副业旺了。
城市商品开始向农村流通，电器、衣物、化肥，农村的钱开始向城市流动。
城市改革还没起步，农村已经自己动了。
“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节奏由此形成，城市商品经济改革，价格机制松动，都是在农村尝试成功后才敢跟进。
包产到户不只是农村的事，它推着全国动了。
1983年后，政策明确：承包制长期不变，农户稳定。
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再次确认：“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三十年。”
农民不再担心政策变，地种下去，就是明天的保障。
改革不是一纸文件，是一次次自下而上的探索。
当年小岗村18人签字，没有任何政策保障。只有信念：“只要种下去，总有饭吃。”
这不是回到旧社会，这是走出老路，重新找到出路。
没有演讲，没有口号，只有一纸契约，一块责任田，一个冬夜里点燃的炉火。
那些按下红手印的手，如今写进了史书，可那年，他们只想着活下去。
包产到户不是文件说出来的，是干出来的，不是退步，是前所未有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