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山东东营，专职律师周筱赟的一次取款经历，撕开了银行反诈执行中的荒诞一角。他到建设银行东营东城支行提取4万元现金，既未达央行规定的5万元报备门槛，却被柜员反复追问资金用途——从“个人消费”细化到“具体买什么”，再到被要求解释上个月的过往交易流水，最后甚至被银行以“联系反诈中心”为由滞留半小时。这场耗时又屈辱的取款风波，并非个例。浙江湖州一位储户同样在取钱时遭遇银行“兴师动众”，全体工作人员与警察将其团团围住，盘问细致到“家底全翻出”，最后折腾数小时才取到钱；湖南怀化杨医生的丈夫因手机号被标记“涉诈风险”停机，她尝试申诉后，自己的手机号竟也被停机，夫妇俩20多天无法正常使用通讯工具，严重影响医务工作与日常生活。
这些普通百姓的遭遇，指向一个共性问题：反诈在基层执行中早已偏离初衷，演变成对普通民众的“层层加码”。央行明明规定个人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需登记，部分银行却擅自将标准降至1万元；办手机号本是基础通讯需求，却被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房产证等远超合理范围的材料；甚至有储户因银行卡“快进快出”被标记异常，即便交易合法合规，也需反复自证清白。更讽刺的是，当周筱赟遭遇银行“违规设卡”时，银行声称联系反诈中心，电话却迟迟无法接通——一边是对普通储户的“过度审查”，一边是真正需要协同的反诈环节“响应失灵”，这种矛盾的执行逻辑，让反诈沦为“折腾百姓”的形式主义。
然而，这种对普通民众的“严防死守”，并未有效拦截真正的大额诈骗。2024年山东烟台破获的跨境诈骗案中，犯罪团伙在境外设置窝点，以“专家带炒伦敦金”为诱饵，将被害人引流至虚拟期货平台，最终诈骗金额高达2.8亿元；2025年上海闵行警方捣毁的玉石直播诈骗团伙，通过“低价竞拍原石+虚假高价回购”的套路，短短数月内骗取3名被害人150余万元。这些涉案金额巨大的诈骗案件，骗子能轻松搭建境外平台、伪造身份信息、转移资金流水，却未被银行的“层层审核”拦截。反观普通百姓，只是取几万元用于婚礼红包、医疗缴费，却要面对“被当成犯罪嫌疑人审问”的尴尬——银行把大量精力放在核查合法储户上，反而给真正的诈骗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造成这种困局的核心，是银行将本应多方协同的责任，全压给了基层柜员。按照正常逻辑，反诈需要银行、公安、监管部门的协同配合：银行负责初步识别异常交易，公安部门主导侦查打击，监管部门明确执行标准。但现实是，部分银行将涉诈案件与柜员绩效、晋升直接挂钩，柜员若不“严格拦截”，可能面临追责；若拦截过严，又会遭客户投诉。为了“自保”，基层柜员只能对所有储户“一视同仁”，即便明知规定被“加码”，也不得不要求储户提供无关证明、解释私人用途。正如一位银行网点负责人所言：“事后追责机制让基层如履薄冰，只能从严处理，甚至劝说客户不要开卡。”最终，银行基层成了“万能背锅侠”——反诈要管、社保卡激活要管、ETC办理要管、个人养老金开户要管，甚至微信支付宝的支付问题、手机使用问题，都被推到银行柜台。可基层柜员既没有跨部门协调的权力，也缺乏专业的鉴别能力，只能在“合规压力”与“客户不满”之间疲于奔命。
更让储户无奈的是，银行的“过度风控”正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与经济活动。有留学生因银行卡限额无法缴纳学费，错过注册时间；中小企业主因账户频繁被冻结，无法及时支付货款，导致供应链中断；甚至有老人因不会操作线上渠道，取现金用于日常开销，却被银行反复盘问，尊严尽失。而按照2025年8月央行最新规定，个人网银相关支付交易限额已被取消，政策初衷是激活消费潜力、畅通经济循环，但到了基层执行层面，却成了“一纸空文”。银行一方面以“反诈”为由限制储户资金流动，另一方面却因技术手段不足，无法精准识别真正的诈骗交易——智能风控系统对“真实需求”与“可疑交易”区分能力薄弱，只能依赖人工干预，最终导致“该拦的没拦住，不该拦的全挡住”。
要打破这种困局，关键在于让银行“回归本源”。银行的核心职能是存款、贷款与支付结算，而非“全领域售后客服”。反诈不应是银行一家的责任，需明确各部门分工：公安部门应加强源头打击，比如深挖诈骗团伙的资金流向、摧毁境外窝点；监管部门需严查银行“违规加码”行为，对擅自降低取现报备标准、过度审查储户的银行，依法追责；银行则应将精力放在优化智能风控上，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异常交易——比如对频繁跨境、大额拆分转账的账户重点监测，而非对取几万元的普通储户“穷追不舍”。同时，各部门应打通信息壁垒：社保卡业务归人社局，ETC办理归高速公路部门，个人养老金开户归社保局，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基层柜员从“万能背锅”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核心金融服务。
周筱赟的维权行动，已为改变这种现状撕开了一道口子。他在遭遇银行“违规设卡”后，不仅向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实名举报，还通过自身经历引发公众对“反诈加码”的关注。截至目前，建行东营分行虽派出负责人道歉，但仅以“体验不佳”搪塞，未正视“违规降标”的核心问题。这也意味着，打破困局需要更多人的参与——若你在取款、转账时遭遇银行“过度审查”，可保留好单据、录音等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若发现银行要求提供远超规定的材料，可明确拒绝并援引央行相关规定。只有普通民众主动维权、监管部门严格监管、银行回归本源，才能让反诈真正聚焦于打击犯罪，而非折腾百姓，让大额诈骗无处遁形，让普通储户的资金使用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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