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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旋门俯瞰巴黎市区 
一个小时的汽车，一个小时的高铁，十个小时的飞机，如此快捷，巴黎就在脚下了。
航班在北京夜里两点起飞，一直向西向北，走山西，过内蒙，入蒙古，飞越茫茫的俄罗斯大地。大约四点，太阳冲出黑夜。那是奇特的一天，时间和时间握手，速度和速度追逐，太阳和飞机分别以1665公里与800公里的时速飞奔。从四点开始，到巴黎是北京时间中午，调成巴黎时间是早晨六点，而法国加上夏令时，太阳降落大约是晚上十点半。就是说，六月十六日， 是我六十年来和太阳相守最长的一天，一共二十二个小时。
打开世界版图，法国这个六边形的国家，像一片雪花轻俏的飞落在亚欧大陆上，也像一粒种子深深播种在肥沃的土壤里。生长庄稼树木，生长思想，生长艺术。在万米高空俯瞰，仿佛一张巨大的稿纸，写满了黄绿两色文字。走在地面细看，黄色是等待收割的成熟的麦子，绿色是玉米、甜菜、葡萄以及大片的森林。坐着高铁浏览，也像一句长长的咏叹调，余音袅袅。
由于阿尔卑斯山脉高高的隆起，法国的地形南高北低，和中国的西北高东南低正相反。仿佛一张席子，斜斜的铺在法兰西大地上，如果一阵风吹来，把席子卷成筒，带回国内，基本可以铺满四川。
巴黎是个盆地，海拔不高，纬度不低，和我国黑龙江省的黑河市最为接近。由于这样的地理位置，这里的植被和我国北方大量重叠，如果忽略了陌生的哥特式建筑，就以为在承德，在老家。
刚刚走进巴黎街头，第一眼看见的是高大的榛子树，榛子密集而肥硕。从小那么喜欢榛子的我，顺手就摘下了几颗。磕开，青皮的还没有瓤，红皮的已经像半个花生米一样大。又忍不住使劲闻了闻榛子幄，记忆里那沁人的清香气息一点都没有，一瞬间的狂喜有些淡然。以后在巴黎的许多地方，见到了更多的榛子树，在蒙苏黑公园，最粗的一棵榛子树，差不多要两个人环抱，高有十米不止，笔挺而严肃。家乡的榛秸更像野孩子，低矮成丛，满是亲切。
托盘，（学名树莓）在巴黎也是随处可见的植物。像老家的玉米，云南的香蕉，海南的椰子树，随便一个角落都有。每次路过，我必停下，寻几颗熟透的放进嘴里，只是小时候和表姐吃的是红色的，巴黎的是黑色的，个头大的出奇，酸味重。
椴树和梧桐在巴黎遍布街道。在小巷，椴树被修剪的扁扁的，像手拉手的小朋友，依墙而立，行注目礼一般，街道虽窄，却也因此整齐。在宽阔的街道，在卢森堡公园，每一棵椴树都被修剪成平放的长方体，树干高大，树冠平整，无数棵树连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更大的长方体。面积最大的椴树要数凡尔赛宫的后花园了。一列接着一列，方阵一般，沿着运河，没有尽头。六月份，正是椴树花开，淡黄的花冲出了绿叶，宾主纷争。在家乡，零星的椴树花是中药，很珍贵；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药用价值，光是景观，有些可惜。
梧桐更是巴黎的常客。在大街在小巷，比比皆是。也许是巴黎更古老的缘故，除了在巴黎植物园见到了三棵栽植于1785年的梧桐，其他总显得年轻。比南京的少了沧桑，比清华园的缺了韵味。
在奥赛小镇的奥和塞公园，栗树成林；六月中旬，遍地栗花飘落。树干上，松鼠爬上跳下；树脚下，像秧苗一样密集的小栗树使劲生长，这无疑是一个生态和谐的区域。承德人，对栗子情有独钟，盛产于北纬四十一度的京东板栗，是家乡人的骄傲。在此次西行的国际航班上，第一餐佐以的栗子仁产自宽城；在巴黎13区，香港人开的“陈氏兄弟华人商店”，赫然摆放着“雾灵山”牌的开口笑板栗。在那里，我伫立许久，像遇到了儿时的玩伴。
槐树，松树，桦树，橡树，在巴黎的公园随处可见。橡树，没有舒婷笔下的别致，也不似老家的橡果光滑。叶子生锈般一副倦意深深的样子。好在它们队伍庞大，以压倒式的数量赢得了夏天。
在蒙苏黑公园，有巨大的雪松，比清华园图书馆门前的大上几倍；几层楼高的紫叶李，都令人叹为观止。
在巴黎郊区的巴黎第十一大学校，遇见了我最心仪的蕨菜，吃了个头肥大的桑葚，看见了水灵灵的驴笼尖，蒲公英和车前草也毫不掩饰对我的熟悉，成片的马风草唱歌般随风摇晃。那天夜里，我梦见了母亲。母亲夸我做的菜好吃，那是一碟凉拌驴龙尖，老家屋后的。
杨柳在巴黎不多见。除了巴黎圣母院对着的那一段塞纳河边，有稀稀疏疏的一行，仅在卢瓦尔河谷见到几棵。我想巴黎人大概对杨柳依依，灞陵送别的场景是少有体会的吧。
七月九日傍晚的地中海
巴黎是海洋性气候，六七月份，太阳火辣辣的，秋老虎一般。我像以往一样打开遮阳伞，在巴黎读书工作十余年的朋友提醒，法国人不打伞遮阳。我一眼望去，果然只见阳光下人影晃动，不见一把伞遮阳。我不是怕晒黑，因为人丑到十分，再加几分黑色也无妨。只是紫外线严重过敏，夏天就有些苦不堪言。伞下的我，便戏虐的想，怪不得巴黎人不打伞，敢情白人怎么晒也是白的，黑人更不怕晒，黑到极致又如何？后来发现法国人不但不遮阳，许多人专门在正午的阳光下行走，跑步，躺卧。晒太阳对于他们似乎是粮食和水。
吃西餐，用刀叉，也没有什么。毕竟右手切菜也几十年了，只是在一个餐盘里用小刀子切呀切，真的没有在菜板上，左手拿菜右手握刀来得顺溜。七八分熟的牛肉和生鲜的三文鱼还好说，烤熟的鸡肉不分横竖纹，往往一刀下去，左手的叉子一动，就成了手撕烧鸡了，不成条不成片。朋友看我这样，一丝笑意没忍住。我手不好用，嘴还是好使的，给他讲了一个李鸿章请洋人吃饭的故事。且诡辩：谁笑话谁还不一定呢，谁让我老祖宗一手拿《道德经》，一手拿筷子呢。于是我经常在法国人轻声细语、刀叉微碰的氛围里，不体面的直接用手捏着薯条、掰着法棍吃。
巴黎有一多一少。多的是垃圾桶，少的是公厕。我赞美说，巴黎人的肾功能真好，他们太能憋了。这个真心夸奖被第二天一早的所见打碎了。在许多窄窄的巷子里，靠墙角的地方有许多尿渍。起初以为是狗的作品，后来发现，狗是尿在电线杆下面或者是垃圾桶周边，且印迹之密集气味之冲，断定绝非狗所为。后来在塞纳河边，埃菲尔铁塔下面，甚至协和广场，越来越多的气味和图画充斥着眼睛和鼻子。说起巴黎的公厕，也是一景。好不容易遇见了，还男女通用，通用也就罢了，偏偏还是坐便。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临街，除了遍地瓶子，袋子，厕所居然是不冲水的。走在巴黎街头，难免深深怀念星级的普宁寺公厕了。
三角是楼房格局，这和放射性道路有关。典型的是以凯旋门为中心，延伸出四面八方十二条大道，这样成片的楼群就被切割成十几个大三角。而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这样的路线，许许多多的小三角也就不足为奇了。楼房的拐角多，各色咖啡屋酒吧面包房自然依势而用。每个楼房的三角地带恰巧摆满桌椅，一瓶红酒，两杯咖啡，三句闲谈，成了巴黎人休闲的最佳场所，空气里都飘逸着散淡和浪漫。
圆形是巨大的臀部。尤其以黑人里的老女人最为典型。我目测，许多臀围绝超一米五，如果整个人通体肥硕，可以为另一个人遮阳挡光；如果上身略瘦，腰部以下就像一个底座，足以放两杯红酒。她们在大街上缓慢行走，肥臀在衣裙里滚动，很美，美在自信。
父与子
位于蒙马特高地的红磨坊，是巴黎所谓的红灯区。早就听说这里的妓女出版杂志。多年做编辑的我，当然充满好奇：妓女杂志刊登什么？走进各色情趣店铺，找来杂志一翻，尽是不堪入目的图片。原来，出版于1883年、最具代表性的《巴黎美人》杂志，当时介绍的是巴黎持证妓女的个人信息和服务信息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早已不复存在了。
巴黎作为全球的时尚之都，汇聚了众多的顶级奢侈品牌和设计师品牌。街道两侧的橱窗，满是路易威登、香奈儿、爱马仕、迪奥、圣罗兰等，可谓色彩缤纷，欲望横流。巴黎橱窗的一支唇膏，点燃了半个世界女人的红唇。
巴黎的建筑没有过多的色彩，以白色为主调。有些像去了皮的银杏，许多老的建筑更像被炒过的黄豆，只是有的欠火，有的糊了。尤其站在蓬皮杜艺术中心最高处向蒙马特高地望去，似乎一片废墟，大约绿色被掩住，而高地又恰巧倾斜吧。
白人有多种白。粉白，象牙白，葱白，椰奶白，雪花白，不一而足。少男少女的一种柔和与坚硬并存的白，漂亮极了。小孩子们个个都是洋娃娃，见到他们，总想抱一抱，多看几眼。老年人的白，缺少了某种东西，寡淡而衰败，像一片初冬飘落的叶子。
黑人的黑多种多样。有的类似黄色人种，有的比黑夜还黑，有的像一块木耳，有的像煤炭——亮一点的，像大同煤，乌一点的，像阳泉煤。黑人如果穿着白色的衣服，恰巧又胖，就像蓬松的包子，口没有封好，漏出油腻的馅。如果穿着黑色的衣服，背着黑色的包，把嘴闭上，不露牙齿，如同分层的巧克力。在车站，在许多公共场所，忙碌的高个子年轻黑人，身着工装，挺拔稳健，像一棵黑松。黑亮的前额，仿佛新铺就的油漆路，无褶无皱，似乎汽车开上去，就通往无限未来。
黑孩子最为可爱。男孩的眼睛大而有神，如车轮滚动，四面都是方向。小姑娘小脸圆润，卷曲的头发扎与不扎都自在舒适，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流波荡漾，尤其是言辞不够辅以手势时，十个手指上下翻飞，夸张的可爱。白色衣裙的小姑娘，像一朵半开的白月季，饱含着几丝黑蕊；黑色衣裙的小姑娘，简直就是一朵黑牡丹。在香波堡车站，一个小女孩的头发梳的像龙胜梯田。
欧洲人的脸型很立体，像丘陵，鼻子是立在丘陵上的一座山峰。如果有一匹微型的马奔驰，多半会从悬崖一样的鼻尖上跌落下来。
卢森堡公园的欧洲椴
巴黎的历史是从西岱岛这个巴掌大的小渔村开始的。塞纳河将巴黎一分为二，三十七座桥连接左岸右岸，沿着格调不一、各具特色的桥梁，怎么走，胳膊腿触碰的都是历史。
枫丹白露宫，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兰斯大教堂，斗兽场，这些王权、宗教、防御性建筑，已经经历过一千多次的麦子成熟。那是法国历史的声音，有的悠扬，有的惊雷一般。在枫丹白露，在凡尔赛，在香波堡城堡，人们看得见的是雕梁画柱，是奢华至极，是每个纽扣都镀金的攀比，其实上演的是杯酒释兵权的大戏，是权利的抢夺和天下的竞争。一切奢华都是表象，是道具，但权利巅峰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对奢华的追求。在巴黎荣军院陈列馆，刀枪剑戟，弓张弩拔，就是简单直白的注释。
但历史还有侧面。舍农索城堡在一战期间收治过两千多伤病员；香波堡城堡在二战时期珍藏了从卢浮宫转移出来的无数名画，躲过了战火，使之得以完整留存于世。
在罗丹艺术馆，《思想者》赫然而立；《地狱之门》黑暗深幽。在橘园美术馆，莫奈的八幅睡莲令人震撼。在卢浮宫，《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蒙娜丽莎》更是镇馆之宝。塞尚，米勒，拉斐尔，高更的画作比比皆是。对于不懂法文的我，看不懂诸多介绍，确实影响了深入了解，深感遗憾。
《蒙娜丽莎》的大幅画作一进馆就箭头直指，唯恐游人在一百九十八个展厅里找不到。
我说，文盲都知道蒙娜丽莎。朋友说，我就没看出来她的表情有多美妙，算是微笑吗？是不是没有安格尔的《大宫女》更直接？当然。为什么屁股一目了然，因为它不会思索；而脸是思想的表达，人心如天意，从来高难测。我们调侃着，反正达芬奇也听不见。
在埃及展厅，没有想到小猫小狗也被制成木乃伊，古人也真能整啊。但那么多印象派画作，许多看不懂。我安慰自己说，不在于作者想表达什么，关键是你从中发现了什么；就像这个世界，不在于它告诉了你什么，而在于你领悟了什么。众生皆有慧眼，只是所见各异。
在卢浮宫，许多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艺术品，包括从圆明园、古埃及掠来的文物。如果一个民族的富有，是以自身的觉醒和发展为前提，而不是带着强盗的特质，那我们的地球村该是多么理想啊。在欧盟总部门前，看着那张三条腿的椅子，内心总有疏离感；在国际列车上，听到德语演讲似的播报，看着人高马大的德国人，眼前闪过的像是一队队的党卫军，亲近不起来。
在巴黎的大街上漫步，我时常寻觅的是那些先贤们的身影。伏尔泰在哪里散过步？罗兰的灵感和哪个石阶有关？萨特身穿的是否破旧的大衣？孟德斯鸠和笛卡尔有哪些烦恼？卢梭在迪乌河怎样思索？大仲马，左拉，巴尔扎克，他们在哪一刻端详过宁静的塞纳河？莫泊桑笔下的假项链丢在了哪家舞厅？那些真珠宝又卖给谁？在巴黎的一角，忙碌而又孤独的居里夫人怎样狂热的翻阅着情书？在香榭丽舍大街，我寻找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的身影。在巴黎圣母院，想聆听卡西摩多的钟声。远望阿尔勒小镇，感受梵高耳朵的疼痛。我心里甚至时不时回响着《国际歌》的旋律，欧仁鲍狄埃的名字是一代人的记忆。现在，他们静静地安卧在先贤祠里，不光是给今人一个说法，更是给历史一个交代。
一个优秀的民族，思想是土壤，艺术是阳光；人才是飞翔的翅膀，英雄是擎天的双臂。
巴黎的蕨菜
在法国南部，度过了难忘的六天。在普罗旺斯的薰衣草边，我想的不是高原的风如何吹斜了梵高的向日葵，而是哪一朵花是其其格的笑脸。七月九日，在地中海岸边，在尼斯沙滩，恰逢农历十四，月上中天，鸥鹭斜飞，我观澜听涛，却惊讶内心波澜全无。我的亲人们，我们是否仍然和光同尘？
那天，我忽发奇想：如果约几个人来这里，比如举杯的李白，把酒的苏东坡，思古的张若虚，把他们的杯里倒满白兰地，倒满红葡萄酒，他们会如何邀明月、怎样问青天呢？如果把薛宝钗请到凡尔登峡谷，用阿尔卑斯山的雪水制作药剂，洗一洗那颗过于玲珑的心，又如何？我还想请柳宗元到阿纳西湖，比一比小石潭的水，重温“皆若空游无所依”的场景。和陶渊明一起来科尔马小镇，在劳赫河边栽桃种菊。林妹妹和宝哥哥应该手拉手站在伊尔河畔，斯拉特斯堡没有人觊觎他们的爱情。
一是参观舍农索城堡返回时，开往巴黎的火车一再推迟，从一点两点推到五点，然后告知可能停运。看我们着急的样子，一个骑行中年男人主动过来，问清缘由，找了一张通往巴黎的大巴时间表，并一直在手机上，帮忙查看火车的情况。当我们准备买晚六点但又不确定是否存在停运的火车票时，他飞奔过来，示意有车了。简单交流后，我们坐上了一位女士的私家车。我本能的问，多少钱？朋友笑了，摇摇头：不要钱。这位女士是骑行队伍的向导，开朗热情，一直笑意盈盈的和朋友用法语交流。她的家在一个镇子上，这里是铁路的主干线，开往巴黎的车次多，把我们捎到这里，就不担心被困在舍农堡城堡了。我听不懂他们的话语，但女士愉悦的声音，一脸的笑意，仿佛因为我们搭车，她很幸福。临下车，我用中文说了句“非常感谢”，朋友给她留了联系方式，欢迎她去北京做客。她说，自己还没有去过亚洲呢，对中国很向往。
一切困难都得用钱解决是我的惯性思维，尤其是突来的难题，又远在他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令人羞愧。
二是在尼斯街头，碰上类似救护的车停在路边，是两辆。朋友告诉我：是救济需要帮助的人，由政府和爱心人士发起。我一看，果然有各色面包等，我好奇的问朋友：“我也想被救助一下，行吗？”朋友微笑着走上前，用流利的法语说：你好！我来自中国，可以尝尝这里的面包吗？高大的黑人立刻竖起了拇指，笑声爽朗：中国好，中国很伟大！然后示意要几个，要哪种。我们把救济的面包郑重其事的做了第二天的午餐，吃得很香。
三是在参观古罗马竞技场时，在阿尔勒小镇的一棵树下，一个似乎是流浪汉的人，或因暑热倒在地上，情况有点危急。一男一女两个白人立刻将他扶到躺椅上，焦急地给他喂水，服药。看我们站住张望，男子大声的解释：他病了，很重！我拿着手机，男子以为我要拍照，立即露出不满的神情，甚至有些愤怒。着急的样子不亚于自己的家人。
四是在马赛的一个街角，年轻的夫妻俩带着孩子，连续几天坐在燥热的夜晚里，身下是皱巴巴的行李。孩子刷着手机，女人望着远处，一个破旧的碗放在一边。朋友说：在国内，还有这样的女人吗？
巴黎的葡萄是酸的。巴黎的土豆是麻的。巴黎的地铁声音刺耳。巴黎的边边角角都是烟头。巴黎的墙上永远有人涂鸦。巴黎的街头随时倒着醉鬼。巴黎的流浪汉总是斜躺在街边，身旁陪伴着一条狗，狗碗整洁，狗食干净，毛色亮丽，比人顺眼。巴黎的乞丐敲开车窗要钱，在超市伸手。巴黎的老人拖着沉重的箱子和大小四个袋子，在戛纳高铁站，箱子和袋子轮番翻滚，寸步难行。
一个国家的经济多么发达，文化多么先进，也是金字塔般的存在。不求完美，但完善从来都上不封顶。
巴黎的孩子自己背着包，有的高过头顶。巴黎的老夫妇喝着咖啡唠嗑，一起目送夕阳。巴黎的父亲把几个月的孩子放在公园的地上爬来爬去。巴黎的狗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可以和人一起游泳。巴黎的咖啡馆，桌子边永远放着一盆清水，那是为狗准备的。巴黎人在排队时，时常示意你到他的前面。有事需要问询时，巴黎人一定会把答案和微笑一起递给你。巴黎人“你好”“旅途愉快”“用餐愉快”的言辞很真诚。地铁高峰时，门口的座位一定是空着的，便于乘客上下。
每个人带着自己的情绪和故事。而这一切都是富足的物质和平静的心态铺垫的。
巴黎有巴黎的荣耀和耻辱，同样巴黎也有巴黎的辉煌和衰落。
巴黎不止是法国政府的，也是法国人民的，更是全人类的。
我反躬自问：一生要走多远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如果目的地就在心里，那么向着任何方向，岂不是向着一条悖论？
四十年，巴黎还是那个巴黎。埃菲尔铁塔不改铁面，地铁13号线依旧是绿色。
时间摧毁的事物，人都不必坚持，因为坚持本身也将被摧毁。随风来的就来，随风去的就去吧，毕竟风也是受指使的。只是吃西餐腹泻的我，想喝一碗故乡的小米粥了。我的肠胃终究是国产的。
白瑞兰，女，1962年出生，蒙古族，1981年毕业于承德师范，1989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作家班。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承德广播电视台。作品见诸报刊杂志及各种文集；被评为承德市首届十佳文学青年；作品获得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分获承德市第一届、第四届文学艺术繁荣奖；承德市第五届文艺金鹿奖以及其它奖项。有诗集《诗的四弦琴》、《行走的树》出版（与人合集）。诗歌《点的自述》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人民日报》。受到时任《诗刊》主编、著名诗人张志民在《文艺报》的点评，后被华东师范大学朱道明教授选入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材《普通话教程》一书；被台湾芳原居中学国语老师吴筱林选入其中学教材；被香港教育学院普通话朗诵组选为朗诵教材；作为闪航语苑朗诵艺术考级教程的教材，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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