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白求恩，脑子里跳出来的多半是课本里那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战士。但今天要说的，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白求恩——他确实高尚，确实伟大，但藏在这些标签背后的，是他那双蓝眼睛里喷薄的愤怒。这种愤怒，比任何赞美都更能让我们看清那个年代的真相。
1938年的中国，战火已经烧了七年。北平丢了，上海陷了，南京的血迹还没干，八路军在山西、河北的山沟里打游击，缺枪缺炮更缺医生。就在这时候，一个高个子的加拿大人挤上了从香港到武汉的船，箱子里装着手术刀、止血钳，还有一肚子的火。这人就是白求恩。
他来中国，不是一时兴起。在此之前，他在西班牙待了一年。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到处杀人，他带着医疗队冲过去，在前线建手术室，跟法西斯硬刚。可后来因为内部掣肘，医疗物资运不上去，伤员死在手术台外，他气得摔过手术刀。听说中国在跟日本法西斯打仗，他二话不说，放弃了北美优渥的生活，给中共驻纽约的代表写了封信：“我要去中国，因为那里的战斗更需要我。”
到了延安，毛泽东跟他聊了三天三夜。他后来跟人说，毛泽东眼里的光，跟西班牙那些反法西斯战士一样。可真到了晋察冀根据地，他看到的景象还是把他惊着了。没有消毒水，手术刀用开水烫烫就接着用；没有麻醉药，伤员咬着木棍做手术；有的战士中了枪，在山沟里躺了三四天，伤口爬满蛆虫才被抬回来。
他的第一把火，是冲着医疗队的“规矩”发的。当时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医生给伤员换药，得先洗手。可水金贵啊，有人就用布擦擦手算了。白求恩撞见了，一把抢过那人的镊子扔在地上，吼道：“你这是在杀人！”他蹲在地上，用冻裂的手捡起镊子，亲自去河边舀水，边洗边骂：“在西班牙，我们缺这缺那，但从没人敢省消毒这一步！”
更让他窝火的是资源浪费。有一次，他发现仓库里堆着一批过期的药品，还有些绷带根本没拆封，却有伤员因为没药疼得打滚。他找到负责后勤的同志，把药箱子掀了，指着那些过期药：“这些东西能救多少人？现在它们就是垃圾！你们知道前线的战士是怎么扛过来的吗？”据说那天他气得晚饭都没吃，蹲在村口抽烟，烟蒂扔了一地。
他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里面没说多少自己的功劳，净是提意见：“医疗队的组织太乱，医生护士没经过系统培训，伤员转运要走好几天，很多人在路上就没了。”他甚至直接说：“有些同志把精力放在搞形式上，忘了我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不是伤口上的细菌。”
但他不是只发火，火发完了，他就自己动手改。没有手术室，他在破庙里垒土台，用白布当屏风；没有护士，他拉着卫生员手把手教，从怎么止血到怎么缝合，一遍不对就再来一遍，急了就拍桌子：“记不住？想想那些躺在地上的战士！”他发明了“卢沟桥”手术台，就是把两块木板架在马背上，走到哪儿就能开到哪儿；他还编了本《外科手册》，用土话写的，怕大家看不懂。
有次打伏击战，一下子送来100多个伤员。他在山洞里连做了69个小时手术，中间只喝了点米汤。助手劝他歇会儿，他眼睛布满血丝，指着外面：“歇？等鬼子打过来，想歇都没地方歇！”手术到最后，他的手都在抖，却还是咬着牙缝完最后一针。
可他的愤怒里，藏着的全是心疼。看到小战士因为没麻药，手术时咬碎了牙，他转过头抹了把脸；看到村里的大娘把仅有的鸡蛋塞给伤员，自己啃树皮，他默默把自己的罐头分给大娘。他跟战士们说：“我不是来当英雄的，我是来让你们活下去的。”
1939年11月，他在给一个大腿中弹的战士做手术时，手指被划了个口子。当时没当回事，接着做，后来伤口感染，肿得像个馒头。高烧不退的时候，他还在改医疗方案，说：“等我好了，咱们再建个更大的手术室。”可没等到那天，他就走了，才49岁。
毛泽东写《纪念白求恩》，说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可我们不该忘了，这个伟大的人，也曾为这片土地上的苦难愤怒过。他的愤怒，不是抱怨，是想让这里变好的急；不是放弃，是拼了命也要改变的狠。
现在提起他，我们总说要学习他的精神。可或许，真正该学的，是他那份“见不得人受苦”的愤怒——对不公的愤怒，对低效的愤怒，对漠视生命的愤怒。这种愤怒，才让高尚有了温度，让伟大接了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