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暑
唐·白居易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
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
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
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
白居易（772-846）晚年自号“醉吟先生”，选择定居洛阳履道里。此时的他已历经宦海沉浮，从“惟歌生民病”的左拾遗，到贬谪江州司马的失意，最终在刑部尚书任上致仕。当炽烈的阳光炙烤着洛阳的街巷，这位六旬老者不再执着于朝堂纷争，转而寻求心灵的清凉境界。他常居香山寺，与僧侣为伴；减少外出，于静室读书创作。这种简朴生活方式，恰是《消暑》诗的底色。诗中“端坐”的从容姿态，正是他晚年精神世界的缩影——褪去浮华，回归本真。
盛夏某日，白居易拜访恒寂禅师。禅房密闭如蒸笼，众人皆汗如雨下，唯禅师安然静坐。这一幕深深触动了诗人：“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到，为人心静身即凉。”（《苦热题恒寂师禅室）禅师以心静超越物理炎热的状态，成为《消暑》诗“散热由心静”的活注解。道家“清静无为”的养生观在此与禅悟交融——当心灵摆脱外物羁绊，自然能与天地凉气相接通。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开篇设问直指核心。“端坐”二字如定海神针，既是身体的姿态，更是精神的锚点。不同于王维躲进深山“弹琴复长啸”，也异于孟浩然“散发乘夕凉”的随性，白居易选择在寻常院落中正襟危坐。这种姿态暗合儒家“正心诚意”的修养功夫，通过身体的稳定达成精神的凝聚。
“眼前无长物”要求物质极简，室内空荡方能引风穿堂；“窗下有清风”则是自然馈赠，以无为换有为。这组对仗揭示出消暑的双重维度：外在环境需留白，内在心境要虚空。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哲学在此化作生活实践。
“散热由心静”是全诗精髓。当世人为避暑“走如狂”，或如宋代贵族泛舟湖上“浮瓜沉李”，或如元代皇室远赴漠北，白居易却以静制动。心静不是麻木，而是对燥热的超越性体验——恰似恒寂禅师在蒸笼般的禅房静坐如常。
“凉生为室空”道出空间留白的物理智慧。唐代百姓常聚水亭柳荫，宋代文人爱风亭水榭，皆因开阔空间利于气流循环。而白居易更进一步：空室既是物理通风的需要，更是心灵卸载负累的隐喻。
尾联“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的喟叹，暗示着诗人已达到众人难以企及的清凉境界。在“身自保”的独处中，他听见穿窗的风声、竹叶的窸窣，乃至血液在体内的流动——这种敏锐感知，恰是静心赋予的生命觉醒。
古人消暑的智慧在阶层的分野中各显其能。贵族阶层如杨国忠以奢华的冰山宴席彰显权势，宋代宫廷则按《唐六典》藏冰千段，盛夏赐予大臣；长安冰商在盛夏以“价等金璧”的价格出售冰块，满足富户制作“冰雪甘草汤”的需求。
文人墨客的消暑更具风雅气质。王维隐居终南山，于竹屋“弹琴复长啸”，让山岚带走暑气；梅尧臣入深山寺庙“煮茗自忘归”，借茶香驱散烦躁；刘禹锡则沉醉于“琥珀盏红疑漏酒”的视觉清凉。白居易的端坐，恰似这躁动中的定风珠。
平民的避暑智慧充满实用主义。宋代汴梁街头多见“当街列床凳，堆垛冰雪”的商贩，为行人提供平价冷饮；汉代百姓穿着素纱衣，清代流行竹管串接的“隔汗衣”；更有人如《槐阴消夏图》中的文士，于树荫下坦腹而卧——这种“葛优躺”虽不及白居易端坐雅致，却共享着亲近自然的质朴。
僧道的消暑则直指心性修炼。恒寂禅师在蒸笼禅房静坐不汗的奇迹，彰显禅定超越物理局限的力量；道家崇尚“心静则凉”的养生观，与白居易“散热由心静”异曲同工。当物质手段穷尽时，精神修炼便成为终极清凉源。
烈日下的众生相，映照出应对外境挑战的千般法门。然而白居易的端坐，如定海神针般锚定在物质与精神的交汇点。2025年的夏日，当我们躲进26℃的空调房却仍觉烦躁，当冷饮的冰霜凝结杯壁而心火难消，“散热由心静”的诗意禅意如清风吹入：真正的清凉，始于放下对物质的过度依赖，归于内心的澄明虚空。
“凉生为室空”——这五个字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留白，更是对生命状态的深刻隐喻。我们总在追逐更多的占有、更强的控制、更周全的防御，却不知正是这些堆砌让心灵窒息。当诗人卸下所有长物端坐庭院，当禅师在蒸笼禅房闭目凝神，他们以最柔软的内心，化解了最坚硬的炎热。这份清凉不假外求，它源自对生命本真的守护，亦如清泉在每个人心间流淌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