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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有个楚望台，恐无人不知晓。因辛亥武昌首义之日，革命党夺取楚望台军械库的枪炮弹药，才保证了武昌起义的成功。如今该处新辟有楚望台公园，广迎八方慕名来客。

为什么叫楚望台呢？据传，这应与明代朱元璋封第六子朱桢为楚王的故事有关。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二月，朱元璋亲征陈理来到武昌，陈理出降。传说此时刚好接到南京来报，朱第六子出世，双喜临门，朱说以后一定要封其为该地的藩王，六年后，果然封六子朱桢为楚王。为感父恩，朱桢在此筑台建亭，常登高遥望南京以示谢恩，故此台名楚望台。亭內树一碑，勒文记述此次冊封，人称封建亭。

那么此事确否？《明史·诸王》是这样记述的：

“楚昭王桢，太祖第六子。始生时，平武昌报适至，太祖喜曰：‘子长，以楚封之。’洪武三年封楚王，十四年就籓武昌。”

而在康熙间的《武昌府志》也记有：

封建亭·在城南梅亭山。明太祖既降陈理，驻跸于此。得报生六皇子，太祖喜曰：“他日以此子王楚……” 

综上所述，其民间传说似当不虚。不过，《明史》为清人张廷玉等人所作，成书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甚至晚于康熙间的《汉阳府志》。再据笔者曾查知：在定稿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的《明太祖实录·卷十四》中，则记述有甲辰三年(1364年)朱元璋攻打陈理时的具体日程：

“二月乙未朔(二月初一为乙未日)，上以诸将围武昌久不下复亲往视师”“癸丑(二月十九日)，陈理御璧肉袒，率其太尉张定边等出降”“丙辰(二月二十二日)，上发武昌”(即离开武昌回建康)“三月乙丑朔(三月初一为乙丑日)，上至建康”“丙寅(三月初二，即1364年4月5日)，皇第六子生，充妃胡氏出也”。

也就是说，陈理降后13天，朱已回到建康，又过一天后朱桢才出生。

另须补充的是，朱元璋当时还并未称帝，而是在当年一月才在“群臣固请不已，乃即吴王位”的。估计这位朱“吴王”当时可能还不会去考虑为诸子封王。因此，《明史》中的“平武昌报适至”和“太祖喜曰：子长，以楚封之”，也或有趣谈戏说的成分。

当然，这只算是个“引子”，因为笔者后来发现，楚望台封建亭的碑文中，还有几不妥处，甚至应该说还有一处重大失误。

楚望台，原指武昌原城墙内东南角一带高地，今该处东端因修立交公路大转盘而被削除了近半。2011年前后，为纪念武昌起义百年，山上原高炮阵地撤出，兴建为楚望台遗址公园。西端重修起义门，而在东端，又重新复建了一座“封建亭”，亭内刻有一通朱元璋为冊封朱桢为楚藩王的祭告山川神灵碑。碑文为七竖行，全文如下：

明祖封建楚藩祭告山川文

朕以一身渡江始立太平郡次駐金陵洪武六年枝葉茂盛子孫十有一人已命長子為秦王餘幼者於今年四月初七日皆封為王爵第六子楨國於楚國

內山川之祀王實主之但年幼若欲命作詞以奉神其詞必非己出然久不告神朕心甚慊今朕以詞實告遣賣香帛陳牲祭告惟神鍳之尙享

因古文无标点，又生涩难懂，一时只能略知大意。但是！笔者对文中“已命长子为秦王”句极为不解：因为长子当立为太子，而非藩王。回家后又对所拍照片仔细琢磨，发现疑点尚多。

该碑应为2011年刻制的，从碑文首行“明祖封建楚藩祭告山川文”看，原碑也应并非刻于明代，从“明”、“祖”二字看，此碑当为明后，即清代时所刻立。因为“祖”是指朱元璋的庙号(太祖)，这只有在皇帝故去后才会有；而明代时应自称“大明”，此处却只为一个“明”字。故此碑至少为洪武年后，而且为清时所刻制。不过，这种后代补刻前代之碑文的作法，也并不少见。(如起义门清真寺现存放的百字赞碑)

但是，朱元璋的长子是朱标，洪武元年时已先被立为太子。而秦王则是坐镇西安的皇二子朱樉，当时(即洪武三年四月初七日)是与朱桢等共“子孙十有一人”一起被封为藩王的。而文中有一句“賣香帛”(祭山川诸神)，也不好理解，当时还认为是“買香帛”之笔误。

因此，笔者对此碑文的真实性顿生疑意：原碑今又何在呢？问过许多老人旧时可曾见过此碑，然皆答不知。那么，此次复制的碑文来自何处呢？又有何依据呢？为此，笔者只好又上网查询一些相关的史料、地方志，应该说，今终大至有了点眉目。

据笔者不完全查知，楚望台，最早见于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武昌府·山川》条目中，记有“梅亭山·在县南五里”，另在〈司志总图〉中，其武昌城东南角绘有一亭，标注作“楚王亭”。仅此而已，也并未说到与朱元璋有关，及类如“子长，以楚封之”的说法，更未提到立有碑刻之事。

至清代，在笔者所见的早期的康熙《武昌府志》才有说到梅亭山、封建亭，并说到了该亭与朱元璋的关系，(见前文)但是，却还都未讲到亭中有碑。

而在乾隆《江夏县志》中，笔者终于找到了今楚望台封建亭内《明祖封建楚藩祭告山川文》碑文的“出处”，(只是今碑中的“賣”字，此志书中作“賫”。估为今新刻碑时出现的“笔误”)由此也可知今楚望台碑文中“已命長子為秦王”之误大概即源于此。

但是，此告山川文却见于该志〈艺文〉中，再从与其相邻的《楚昭王碑》标题相比，此时还不是碑文。即乾隆《江夏县志》成书时，封建亭内应还未立碑。

那么，封建亭内什么时刻才立有石碑呢？在《嘉庆重修一统志》中，也只是提到梅亭山，封建亭，并未提到立碑事。但在同治《江夏县志》中，则见有“梅亭山在高观山南三里子城上，山顶有明太祖分封御制碑，碑文详封建亭”。此时才提到了立有“御制碑”，遗憾的是，该志并没再提到封建亭，当然也不知碑上具体之文了。

从以上似可见：大至在明代时，今楚望台处有楚王亭，为楚藩王游玩处。至清康熙时，人们把亭叫作封建亭，并附以朱元璋在此许诺六子为楚王的故事，但似还未立碑。而大约在嘉庆至同治间，亭内就添加一通祭告山川诸神的石碑。当然，这也仅是笔者从目前所见资料中推测的，只能供参考。

可能有人会问：那么正确的碑文是什么呢？笔者原来也为此一直困惑。但近年无意间在网上看到，在钦定四库全书徐一夔(1319-1399)的《明集礼·卷十四·祝文》中有述：

“洪武三年　月，皇帝制曰：朕以一身渡江，始立太平郡，次驻金陵。於今十有六年，枝叶茂盛，子孙十有一人。已命长子为皇太子，其余幼者於今年四月初七日皆封以王爵。第二子某建国於秦，国内山川之祀，王实主之。因其年幼未能往祭，欲令作词以奉神，其词必非己出。然久不告神，朕心甚慊。今朕以词实告，遣使賫香币、陈牲醴特伸祭告，惟神鉴知，尚飨。(其晋燕赵吴楚潭齐鲁靖江九国制文同)” (原文无标点)

这真是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此告山川文显然是为朱元璋分封二子朱樉为秦王所作的。该文后也说，对其他封国的告山川文“制文同”。也就是说，将文中“二子某建国於秦”，改作“六子桢建国於楚”，即应是今封建亭祭告山川文的正确碑文。

如若再将此文与今碑文相对比，就会发现今碑文的几错、漏之处。其中如笔者曾认为碑上的“賣”当为“買”字，这时才知应为“賫”字。(“賫香币”，即带上香蜡纸币)

而文中的“已命长子为皇太子”，今碑上却错作为“已命长子为秦王”。这不但犯了历史的错误，更是犯了常识上的错误(长子当为储君)。如此低级错误若不改，不但会误导后人，还会贻笑大方。

不过拙文到此还未完。因告山川碑文仅为分封朱桢为楚王后，对所属地域山川诸神的“通报”，而笔者又在《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中找到了册封诸王子为藩王时的册封制文。(《明太祖实录》按时间顺序较详细的记录了朱元璋的活动，极具可信性)

洪武三年夏四月初七日(1370年5月2日)，朱元璋首次冊封(朱后还有分封)诸王子为藩王，其“册秦王文曰”：

“昔君天下者，禄及有德，贵子必王，此人事耳。然居位受福，国于一方，尤简在帝心。第二子樉，今命尔为秦王，分茅胙土，岂易事哉。朕起自农民，与群雄并驱，艰苦百端，志在奉天地，享神祇。张皇师旅，伐罪救民，时刻弗怠，以成大业。今尔固其国者，当敬天地在心，不可踰礼。以祀其宗社山川，依时享之。谨兵卫，恤下民，必尽其道。于戏！勤民奉天，藩辅帝室，允执厥中，则永膺多福，体朕训言，尚其慎之。诸亲王文同册。”(原文无标点) 

同样的道理，因“诸亲王文同册”，故将文中“第二子樉，今命尔为秦王”句，改作“第六子桢，今命尔为楚王”，即为朱桢的册封制文。此册封制文显然比告山川文重要，其内容也更与封建亭名相符。

因此可见，今封建亭告山川碑应必需更换。而且从现场看，工作量也不大，无须动碑亭，取下碑帽，单换一碑体即可。至于新刻碑文，是用《明集礼》之告山川文，还是用《明太祖实录》的册封制文？笔者认为，告山川文也并非原始碑文，而是清时增补，所以用册封制文更好。当然，这些还需要经过专家的进一步考证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