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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名字，似乎生来就与“荒淫”二字捆绑。这位35岁便盛年而逝的帝王，在史书的记载里，一边是削弱藩镇、强化集权的铁腕君主，一边是将生母路太后、堂妹刘英媚纳入后宫的“逆伦者”。当“蒸母”的秽名与“乱伦”的骂声穿越千年，人们不禁追问：刘骏的所作所为，究竟是道德体系崩塌下的沦丧，还是权力巅峰处人性的彻底扭曲？

若论道德的沦丧，刘骏无疑站在了传统伦理的对立面。魏晋南北朝虽战乱频仍、礼崩乐坏，但“父慈子孝”“尊卑有别”的纲常伦理，仍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基。而刘骏的行为，恰恰是对这一根基的毁灭性冲击。《魏书》直言他“蒸其母路氏”，“蒸”字在古代礼法中，特指子与母辈乱伦，是比普通秽行更刺眼的罪名；即便《宋书》为尊者讳，也不得不承认他“留止太后房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宫墙之内的暧昧，终究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道德的遮羞布被彻底撕碎。

更令人咋舌的是他与堂妹刘英媚的纠葛。刘英媚本是叔父刘义宣之女，与刘骏血脉相连，属“尊卑有别”的近亲。可刘骏全然不顾宗室伦理，强行将其接入宫中，为掩人耳目改其姓为“殷”，封为淑仪，宠爱至极。两人育有六子，这份“不顾尊卑”的私情，不仅让刘义宣羞愤起兵，更让宋室宗室的颜面扫地。在传统道德体系中，“乱伦”是十恶不赦的重罪，而刘骏却将其堂而皇之地搬进后宫，视作寻常情爱——这不是道德的沦丧，又是什么？他用帝王的权力，碾碎了礼教的枷锁，也让自己沦为了道德审判台上的“异端”。

但剥开道德的外衣，我们看到的或许是权力扭曲人性的残酷真相。刘骏的帝王之路，本就浸满鲜血：24岁时，太子刘劭弑父篡位，他起兵平叛，踩着兄长的尸骨登基；即位后，为巩固皇权，他诛杀叔父刘义宣及其十六子，将宗室屠戮殆尽。权力的获取如此血腥，权力的维护便更显偏执——他深知自己的帝位来之不义，也恐惧他人效仿自己夺权。于是，他将权力攥到极致：削弱地方兵权，设“典签”监视诸王，把整个天下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当权力达到顶峰，人性中潜藏的欲望与偏执，便失去了所有约束。在刘骏眼中，天下万物皆可为他所用，包括伦理纲常下的“母亲”与“堂妹”。他对路太后的“留止”，或许掺杂着对亲情的畸形依赖——自幼不受父亲重视，登基后又杀戮宗室，内心的孤独让他将生母视作唯一的“港湾”，却在权力的腐蚀下，变成了逾越伦理的暧昧；他对刘英媚的强占，既是欲望的宣泄，也是权力的炫耀——他要证明，即便是宗室血脉、伦理禁忌，只要他是皇帝，便可以随意打破。

权力就像一面放大镜，将刘骏人性中的自私、偏执与孤独无限放大，最终扭曲成了“逆伦”的模样。他不是不懂道德，而是帝王的权力让他不屑于遵守道德；他不是天生“禽兽”，而是权力的绝对掌控，让他丧失了对人性边界的认知——当整个天下都匍匐在脚下，伦理、亲情、道德，都成了可以随意摆弄的棋子，人性的底线，也随之崩塌。

刘骏死后，其子刘子业指着他的画像大骂“此渠大好色，不择尊卑”，这骂声不仅是儿子对父亲的否定，更是人性对权力扭曲者的审判。纵观刘骏的一生，他的“逆伦”既是道德的沦丧——亲手摧毁了传统伦理的根基；更是人性的扭曲——在绝对权力的浸泡下，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边界。而这一切的根源，或许正是那个皇权至上、人命如草的时代：当权力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道德便会沦为摆设，人性也终将在欲望与恐惧中，走向扭曲的深渊。刘骏的悲剧，从来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专制皇权下，道德与人性被吞噬的时代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