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9日拂晓，驻守在兀兰屯地区的冀南军区骑兵团突然发现，位于驻地西南方向的郑家屯上开来大股日军。
很明显，这是敌人对根据地的一次大规模的扫荡。
不过，有些奇怪的就是，过去日军对根据地扫荡，根据地总是能够提前获得消息，这一次敌人来袭很突然，事先竟然完全没有征兆。
团长曾玉良、政委况玉纯也顾不上考虑这些问题，立刻召集全团开会，商讨突围办法，也就是在会上，曾良玉提出：
“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 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 直接向北穿插, 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出合围,。”
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按照曾玉良的办法，骑兵团能很快突出重围。
可政委况玉纯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敌人此次来势凶猛，从事前保密的程度看，显然并不是日军小规模的扫荡，骑兵团现在自顾自的突围，固然能自保，但军区机关呢？周围其他各部队呢？他们该怎么办？
况玉纯给出的建议是，留下来和军区机关汇合后，一起突围。
然而就连况玉纯也并没有想到，就是他的主张，挽救了冀南军区。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正面战场逐渐进入相持，日军加大了对八路军敌后根据地的扫荡。由于八路军坚持独立组织的游击战，使得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都做了无用功。
在日军对根据地“扫荡”的过程中，八路军渐渐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律。
一般情况下，在日军对根据地扫荡之前，八路军总能通过各方面渠道，提前知道这一消息，并针对性的制定各种计划，时间一长，各个部队的作战任务基本上就固定下来，在日军扫荡之前，主力部队往往跳出根据地，在外线作战，而民兵以及地方武装则留在根据地，通过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持续的袭扰敌人。时间拖得长了以后，日军后勤补给跟不上，自然就会从根据地退出去。
也因为连续几年下来，战斗打得十分顺利，部分八路军指战员，对日军扫荡习以为常，警惕性大大下降。甚至在与敌占区接壤的根据地周边，八路军也毫不避讳。
1942年四五月间，正值华北地区农忙时节，八路军按照往常习惯都要帮助当地百姓下地干活，都是身穿军装，对附近的日军则不以为然。
同一时期，冀南军区、区党委、行署等20多个机关和部队, 转移到河北省故城县郑家口西南兀兰屯附近,，因此地距离日军据点郑兰屯太近，又转移至山东武城县武官寨地区。
当时，军区机关单位身边就只有一个特务团，约700人的规模，另外两个主力团则是分别驻在不远处的村子里。军区骑兵团驻曾官屯及其附近。
在麻痹大意之下，终于出了大问题。
敌人在多次吃亏之下，也总结了经验教训。
从1942年年初，日军就筹划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并制定了《关于肃正作战计划实施纲要》。根据此纲要，日军一改往日对根据地分兵合计的办法，而是在距离根据地较远的地区集结兵力，等到作战命令一下达，就快速奔袭八路军根据地，一夜之间即进抵层层封锁线与预定合围的位置,，令八路军插翅难飞,。
根据日军作战计划，他们早就计划在1942年4月底，对冀南根据地来一次大扫荡，彻底消灭冀南抗日力量，并配合将要在5月初对华北其他根据地发起的“大扫荡”。
不凑巧的是，当时冀南军区机关等单位在故城县南部休整期间，临近的驻武城县的汉奸吴寄朴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报告了驻德州的日军， 驻德日军又连夜向天津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报告。
在冈村宁次命令下，驻山东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亲自到临清指挥，并调集15个步兵大队和部分特种兵，总计一万余兵力，加上配合作战的日伪军，总兵力达到了三万多。
由于知道八路军在情报工作上十分厉害，日军此次出动被要求严格保密，所有下达命令一律采取口头，而不采用电台以及纸面命令，甚至还炮制了数个假计划。
而当时冀南军区对此危险的情况，却仍一无所知。
二
时任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王宏坤因为到军分区视察，并不在岗，而政委宋任穷则是到太行区去开会了，这么一来，军区的实际工作由参谋长范朝利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负责。
日军4月28日夜就已经出动，向八路军驻地靠近，至4月29日凌晨时分进入预定位置，并按照战前制定的路线发动扫荡。
可直至4月29日凌晨1时，冀南军区接到了日军出动的情况。
可问题就是，冀南军区在接到报告以后，却认为这一次只不过是日军普通的一次扫荡，并没有第一时间下令转移。
与此同时的是，冀南军区布置在外围的两个团，19团、21团已经与日军展开交火，由于敌众我寡，两个团都只是安排了阻击部队，主力迅速转移。
可日军此次是大规模出动，不光是19团、21团一家的事情，要知道他们的背后是冀南军区机关，而周围还有新7旅旅部、骑兵团等部队。
事实上就是，接敌的不光是19团、21团，冀南军区机关周边几支部队，均同时与敌遭遇，双方展开激烈的作战，可因为过去游击战的习惯，几支部队之间并不太擅长协同作战，彼此之间也没有相互通报敌情，开战以后，优先考虑的都是自己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这么一来，也导致了冀南军区机关总部身陷险地。
四面八方的枪声惊动了军区总部，总部派出了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西面、北面两个方向上都有敌军，而北面敌人更多，还有坦克摩托车。
冀南军区机关这才下令往南撤，至4月29日上午10时，撤至十二里庄一带。
毫无疑问，根据日军的作战计划，冀南军区机关此时仍然未脱离险境。
这时，冀南军区总部机关以及冀南区党委机关、冀南行署机关、军区后勤工厂等机关单位总计约4000余人，乌泱泱的站在一处空地上，身边就只有一个700余人的军区特务团。
派出去的侦察员这时也回来了，并告诉了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的消息，冀南军区这时才意识到，敌人这一次是大规模出动。
万幸的是，曾玉良、况玉纯率领的骑兵团与军区机关在卫河畔汇合。
考虑到北面敌军云集，而东面又是敌占区，综合考虑后，只有西面、南面情况较好，而向西突围的话可以进入游击根据地，于是冀南军区决定向西突围。并指示骑兵团汇合21团作为先锋，特务团负责殿后。
可由于日军计划周密，在西面布置了重兵，突围的部队很快又被敌人挡了回来，只有少数的骑兵突出重围。
三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被围的冀南军区部队中，骑兵团是最容易突出重围的。
尽管敌人火力很强，但骑兵无疑是具备高速的机动性的，一旦撒丫子跑起来，敌人就是想阻拦，也很困难。
如果骑兵团丢开大部队，沿卫河向南转移，很容易就跳出包围圈，当时骑兵团里也有不少人持此想法，关键时候，是政委况玉纯站出来，坚定的表示要和总部机关在一起，曾良玉也支持他的意见。
最终，骑兵团选择与军区机关共同进退。
与此同时的是，日军可能也意识到，此次有条大鱼被他们围住了。
从4月29日下午开始，日军调集重兵，加紧了对十二里庄的合围，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猛攻猛打，这时候被围的不仅仅是军区机关单位了，还有不少老百姓，也被围在包围圈里。
如果再不撤退，情况会更加危机。
军区机关通过敌人的调动以及枪声密集程度，判断出从南面、东南面合围过来的是伪军部队，战斗力比较薄弱，因此调集骑兵团主力与21团配合，迅速向南、东南撤退。
骑兵团作为突围的主力，迎着敌人的枪炮子弹往上冲，出现了很大的伤亡，距离敌人最近处，甚至能够听到伪军士兵高喊：
“抓、抓，陈麻子、陈麻子。”
可见敌人情报之中，并没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不在的消息，但陈司令员的夫人张双群此刻就同军区机关在一起，还受了伤。
负责殿后的特务团比骑兵团伤亡更大，因为从西面、北面过来的是日军精锐，不少都配备这坦克、装甲车，天上还有飞机狂轰滥炸。
值此时刻，军区机关干部不少人都认为已经到了最后时刻，纷纷开始撕毁机要文件，决定与日寇决一死战，冀南军区后勤部的赖勤政委掏出手枪, 高喊着“共产党万岁”，就要举枪自尽，但被身边的人拦了下来。
仗打到这个份上，所有人都视死如归起来。
骑兵团政委况玉纯擎着红旗，骑着马走在队列最前面，高喊了一声：
“骑兵团！共产党员集合！”
骑兵团所有干部纷纷响应，党员手持战刀纷纷上马，身后是骑兵团的、不是骑兵团的，也都纷纷拿起武器，就连军区机关领导干部，也都骑上了马，没有马的，也都徒步赶了上来，准备最后一搏。
说来也怪，也就是此时，本来是大晴天的天气突然暗了下来，片刻之后刮起了狂风，飞沙走石，刮得人睁不开眼睛。
趁着这个空档，军区机关领导果断下令部队突围，竟然真的突出重围。
以至于战后陈再道、宋任穷回忆起来此时，也忍不住啧啧称奇，盛赞这股大风刮得及时。
图|1987年，冀南“”“四二九”反扫荡胜利四十五周年纪念大会留影
尽管冀南军区机关顺利突出重围，但付出的代价并不小，不少突围过程中掉队的，都被日寇杀害，少部分被关在狱中，受尽酷刑，因为日军并没有实现歼灭我军区机关的任务，因此将所有的恨意都撒在这些被俘的人身上，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没有屈服。
“四·二九铁壁合围”是冀南抗战史上我军损失最大的一次，总共牺牲抗日军民有2300余人，这其中还有不少都是经过多年革命，身经百战的干部，以至于冀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明显恶化。战后我军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针对机关冗余的情况进行了整顿，选派得力的干部到地方以及一线基层部队，并加大对日军情报工作的重视，对日军所采用的新战法进行研究，这才扭转了冀南抗战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