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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欧地理长卷中，匈牙利（别称“马扎尔斯坦”）是一个被多国环抱的内陆国度，坐落于喀尔巴阡盆地。匈牙利东邻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南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西与多山的奥地利相依，北与斯洛伐克相连。80%的国土海拔在200米以下，可谓得天独厚，构成多瑙河中游平原的核心舞台。其东部为广袤的匈牙利大平原，西北部的小平原大部分海拔在100—150米间。山地占比不足1/5，北部喀尔巴阡山脉余脉有全国最高峰凯凯什峰（1015米），西部的外多瑙山地则是阿尔卑斯山的余脉，最高的科里什峰海拔704米。

匈牙利国家博物馆是匈牙利最早建立、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位于首都布达佩斯市中心，始建于1837年，1847年竣工。2025年9月，我在学术会议的间隙参观该馆，对匈牙利文物有了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机会。

旧石器时代：冰原边缘的生存智慧（距今40万—1万年）

在喀尔巴阡山的山洞深处，一束手电筒的光束照亮了岩壁上斑驳的凿痕—这是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留下的生活印记。作为欧洲最早的原住民之一，这些古人类选择喀尔巴阡盆地绝非偶然，盆地四周的山脉阻挡了北方的凛冽寒风，多瑙河及其支流提供了稳定水源，而广袤的草原与森林孕育着丰富的猎物。考古学家在此发现的石核与石片工具，采用勒瓦娄哇技术，这些精心预制的石坯能高效剥离出锋利的石刃，足以切割猛犸象的坚韧皮革或加工木材。

在众多山洞堆积层中，除了大量石质武器，还散落着赤鹿、野牛和野猪的骨骼化石，其中部分骨骼带有明显的屠宰痕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石质投掷武器残件，包括带倒刺的石镞。通过对骨骼化石的测年，研究者推断这些遗迹形成于末次冰期的间冰期，当时盆地内气候温和，为古人类提供了相对适宜的生存条件。

当地球进入末次盛冰期（距今2.6万—1.9万年），喀尔巴阡盆地的气温骤降，草原退化为苔原。然而考古发现显示，智人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创造出更复杂的文化。这一时期的工具技术出现飞跃。与尼安德特人的粗犷石器不同，智人制作的石叶工具长达10厘米，边缘误差却很小。当时智人已建立季节性迁徙模式，夏季在平原追逐驯鹿，冬季退回山洞躲避严寒。

冰河时代末期，象征生命与血液的红色颜料备受推崇，洛瓦斯附近的颜料矿大量开采该颜料。另外，还有骨笛、骨哨等史前乐器，可能是欧洲最早的乐器之一，暗示着史前人类已拥有复杂的语言和社会组织能力。

新石器时代：农耕文明的曙光（距今8000—5000年）

距今8000年左右，末次冰期的冰川逐渐消退，温暖湿润再次眷顾喀尔巴阡盆地。在蒂萨河与克勒什河交汇处，一群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用简陋的木耒翻开黑土—这便是考古学上的克勒什文化，匈牙利最早的农耕文明之一。在克勒什—马里亚斯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7500年的炭化谷物遗存，经分析确认包括Einkorn小麦和二粒小麦，这些作物并非本地野生品种，而是从巴尔干半岛经多瑙河河谷传播而来。喀尔巴阡盆地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属于安纳托利亚农民的后裔。

定居农业彻底改变了人类与土地的关系。克勒什文化的村落通常由20—30座半地穴式房屋组成，房屋中央设有永久火塘，地面铺设芦苇席。典型的克勒什房屋有储存谷物的窖穴，其内壁涂抹掺有草茎的黏土以防止渗水。工具组合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除了传统的石斧、石刀，出现了用于收割的石镰和加工谷物的磨盘。在一处墓葬中，一具成年男性骨骼的右手腕骨有明显的磨损痕迹，与长期使用磨盘的现代农民腕骨磨损痕迹高度相似。

陶器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文化标志。克勒什文化的陶器多为红褐色，采用泥条盘筑法制成，先将黏土搓成绳索状，层层盘叠后用手掌内侧拍击定型，器表布满纹饰—据说这些纹饰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为了增加摩擦力便于搬运。在特尔古穆列什遗址出土的陶罐残片上发现了早期彩绘的尝试—用氧化铁矿物绘制的简单折线纹。

青铜时代：畜牧与牛车（公元前2800—前800年）

距今5000年左右，铜石并用时代的佩采尔文化席卷喀尔巴阡盆地。佩采尔文化遗址中出现了专门的牲畜围栏，碳同位素分析显示，牛、羊、猪已成为主要肉食来源，其中牛的存栏量可达每户8—10头。在瓦茨遗址的一座大型房屋内，发现了距今4500年的四轮牛车遗迹—这是欧洲最早的陆地交通工具之一，轴孔中残留的油脂表明当时已掌握润滑技术。这种交通工具的出现，使得物资运输更加便利，为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件矩形陶容器上刻有仪式场景，被认为用于史前的祭祀或其他重要仪式活动。牛头陶器展现了史前人类的艺术创作能力和对动物的观察。车轮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金属加工工艺。

铁器时代：文明跃迁（公元前800年—前1世纪）

公元前800年左右，喀尔巴阡盆地迎来了铁器时代的曙光，其艺术风格深受斯基泰文化的影响。铁器技术的成熟彻底改变了战争形态。例如，在多瑙河流域出土的铁剑残片上，至今仍能清晰地看到锻打纹理，这记录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彼时，欧洲多地已掌握铁制品生产技术，北高加索、特兰西瓦尼亚（西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均发现了铁制饰品与武器。铁器的普及也由此带来了深远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早期铁器时代至凯尔特人向东扩张期间，大匈牙利平原及其北部边界地区，受到前斯基泰和斯基泰文化的强烈影响，其装饰艺术中常见动物形象。多瑙河以西地区属于中欧文化共同体，先归属于著名的哈尔施塔特文化，随后在公元前5世纪最后几十年，被纳入了凯尔特世界的范畴。

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展示的与斯基泰人相关的文物丰富，有展示斯基泰金器工艺水平的金雄鹿饰件，由细金丝巧妙编织而成厚链。梅佐克雷斯茨—佐尔德哈隆普斯扎的墓穴模具中一块用金板压花制成的雄鹿，或为王室盾牌上的装饰品。还有斯基泰风格的战斧、矛头，以及体现草原游牧民族动物造型艺术风格（在日用和仪式物品上描绘动物形象）的文物。

凯尔特人活跃于公元前450年至基督诞生前后。在铁器时代中后期，凯尔特人是喀尔巴阡盆地的控制者。出土的这一时期双轮车上，车轮辐条上雕刻着葡萄藤纹，车轴两端的青铜套管铸成格里芬兽首造型。社会结构分化明显，贵族墓葬随葬战车、铁器与琥珀珠，平民采用火葬、瓮棺葬。宗教活动集中于北斗七星布局的祭祀遗址，木桩刻有太阳图腾。贸易网络延伸至希腊，琥珀与葡萄酒通过多瑙河贸易网流通，形成独特的草原—地中海文明融合体。当公元前1世纪罗马军团逼近多瑙河时，凯尔特人在喀尔巴阡盆地的辉煌已持续了4个世纪，为这片土地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

罗马治下的边城：文明交融的熔炉（公元1—5世纪）

罗马奥古斯都皇帝将帝国边界扩展到多瑙河一线，这一征服决定了匈牙利地区未来几个世纪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公元106年，图拉真皇帝将多瑙河中游设为潘诺尼亚行省，首府为阿昆库姆（今布达佩斯多瑙河东岸）。为抵御北方蛮族，罗马人在多瑙河沿岸构建了500公里的防御体系。道路修建使新行省融入罗马帝国，带来地区和平与生活水平的提升。罗马人引入希腊化—地中海城市文化，包括公共设施系统、高水平的拉丁语文学及繁荣的艺术。同时，今匈牙利东部的民族保留了所谓的“蛮族”铁器时代文化，与罗马帝国持续接触，这种文化二元性在博物馆展陈中有所体现—右侧展示蛮族地区的发现，左侧介绍匈牙利罗马时期最杰出的文物。博物馆地下室的罗马碑刻馆展示了与罗马国家宗教、皇帝崇拜和其他东方教派相关的发现，前厅有密特拉神庙以及这一时期与铸币相关的文物。

此外，还有喀尔巴阡盆地的“蛮族”情况，罗马组织多瑙河以西新省时，讲伊朗语且与斯基泰人有渊源的萨尔马提亚人定居河对岸，逐渐取代达契亚王国，将政治影响扩展到匈牙利大平原部分地区。公元2世纪末，罗马与蛮族关系出现转折，马可曼尼战争持续数十年，其间罗马帝国与各蛮族部落（日耳曼和萨尔马提亚等）激烈交战，汪达尔人迁徙。公元1千纪上半叶，萨尔马提亚人（包括雅济吉、罗克索拉尼和阿兰等相关部落）从东方相继而来，部分西迁到欧洲各地，阿兰人甚至到达北非。公元4世纪末，罗马行省和萨尔马提亚—日耳曼蛮族地区的共同历史在大迁徙浪潮抵达喀尔巴阡盆地时结束，该地区居民与新征服者融合，之后见证了匈人的征服。

民族迁徙与阿瓦尔霸权：动荡时代的文明层积（公元5—9世纪）

公元376年，西哥特人因躲避匈奴追击渡过多瑙河，拉开了民族大迁徙的序幕。这一时期，匈人的迁徙改变了欧洲的民族和政治格局，匈人帝国曾以喀尔巴阡盆地为中心，后这里又出现多个日耳曼小王国，伦巴第人等日耳曼部落在此活动。布达佩斯三月十五日广场出土的由镀金银板覆盖的铁头盔，作为当时的军事装备，见证了那段动荡且民族变迁的历史。

公元568年，阿瓦尔人在喀尔巴阡盆地建立帝国，其首都“阿瓦尔”（Ring，环形要塞）至今仍是考古学家的研究热点。久洛遗址中心发现了一座直径120米的圆形宫殿，中央是可汗的居所，外围是贵族营帐和手工业作坊。阿瓦尔人的军事技术革新影响深远，他们改进的马镫（带铁踏板的悬挂式马镫）使骑兵在冲锋时能更好地固定身体，配合长矛形成毁灭性的“枪骑兵战术”，此技术后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改变了中世纪的战争形态。武器作坊遗址中发现的铁箭头，采用了三棱倒刺设计，刺入人体后难以拔出，表面还进行了渗碳处理以提高硬度。最令人惊叹的是阿瓦尔人的工程能力，为跨越多瑙河，他们建造了欧洲最早的浮桥—用300艘独木舟串联，上铺木板，两侧设有护栏，可同时通行10名骑兵。这种技术后被查理大帝效仿，用于征服萨克森人的战争。

马扎尔人的到来与匈牙利王国的建立（公元9世纪—公元1000年）

公元896年，7个马扎尔部落越过喀尔巴阡山，在多瑙河中游建立家园。早期的马扎尔人保持游牧传统，如在凯奇凯梅特附近的遗址中发现了可快速拆卸的毡房遗迹，木架由桦木制成，呈放射状排列，覆盖着羊毛毡，地面中央是火塘，四周铺设兽皮。然而，定居趋势已悄然显现—同一遗址的后期地层中，出现了半地穴式房屋和储存谷物的窖穴，花粉分析显示周围土地已被开垦种植黑麦。最具象征意义的是“部落议事柱”，一根高5米的橡木柱上刻着7条凹槽（代表7个部落），顶端雕刻着太阳图案，是马扎尔人从萨满教向基督教过渡的见证。

马扎尔人的军事优势在于精湛的骑射技术，塞格德早期墓葬中，男性多随葬复合弓和箭囊，弓的两端装饰着马鬃，箭杆尾端刻有所有者的标记；女性墓葬则出土了用于刺绣的金箔和丝线。955年奥格斯堡战役失败后，马扎尔人停止对外劫掠，转向定居农业，在10世纪埃格尔教堂遗址中发现了融合斯拉夫曲辕和日耳曼铁制犁头的早期犁铧残片，提高了耕作效率，为人口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

公元1000年，伊什特万一世（圣斯蒂芬）加冕为匈牙利第一位国王，标志着匈牙利正式进入历史时期。加冕仪式使用的圣斯蒂芬王冠（现存布达佩斯国会大厦）成为国家象征。黄金打造的冠体融合了拜占庭式的八边形设计和马扎尔传统的太阳纹饰，顶部十字架因17世纪的一次意外弯曲，形成了独特的“歪十字”造型（该造型在今日的匈牙利随处可见）。王冠内侧刻有希腊语和拉丁语铭文，体现了东西教会文化的融合。

在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的展柜中，一件10世纪匈牙利马刀鞘上的饰板尤为引人注目。这件饰板，专为权贵男性打造，主人去世后被系回刀鞘随主人葬入墓中。饰板边缘鎏金，表面纹饰繁复，中央的符号，或被认为是刚传入的基督教印记，被象征永生的“生命之树”枝蔓环绕。两侧匍匐的神兽更添神秘色彩，一头狮身鸟翼神兽与伊朗神话中的“森穆夫”（Senmurv）相似。也有学者释读出加洛林欧洲的影子，缠绕的枝蔓或许是荆棘冠的变形，神兽的姿态暗合基督受难时的守护意象。两种解读对峙，映照出饰板既带着马扎尔人未褪尽的游牧属性，又悄然映照着基督教化的曙光。

喀尔巴阡盆地出土的匈牙利文物，是一部写在陶片、石器与金属上的文明启示录。从旧石器时代尼安德特人手中的石核，到青铜时代佩采尔人驾驭的牛车，人类用3万年时间完成了从自然的索取者到改造者的角色转变。在这部史诗中，匈牙利不仅是地理舞台，更是文明进程的关键参与者。喀尔巴阡盆地如同欧洲的“文化反应堆”，将草原游牧传统、地中海文明元素、罗马管理体系与基督教精神熔铸成独特的文明合金。当我们站在布达佩斯链子桥上眺望多瑙河时，河水倒映的不仅是两岸的建筑，更是青铜剑的寒光、罗马柱的阴影、阿瓦尔金饰的璀璨与马扎尔王冠的庄严。这些文明层积共同构成了今日匈牙利的文化基因，也为理解欧洲文明的多元融合提供了绝佳范本。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