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岭南学报》第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王锷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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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注疏》包括《周易正義》（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周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公羊傳解詁》（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晉范甯注，唐楊士勛疏），《論語注疏解經》（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孟子注疏》（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是漢、魏、晉、唐、宋人注釋《十三經》的著作匯集，部分經書附有唐陸德明釋文。《十三經注疏》的經注和疏原本單獨流傳，衹有經注本、單疏本，那麼，《十三經》的經注與疏是什麼時間匯集在一起的？宋代以來，作爲叢書性質的《十三經注疏》是如何校刻的？校刻過多少次？每次校刻都做了什麼工作？隨著古籍整理事業的興盛，《十三經注疏》的整理情況如何？在學術閱讀和研究中，如何選擇《十三經注疏》的版本？等等，就以上問題，我們從宋代經書注疏的匯集、元明清《十三經注疏》的校刻、現代《十三經注疏》的整理等方面，爬梳討論，間陳管見。
《十三經》經注疏文的合刻時間，清代乾嘉學者惠棟、段玉裁、陳鱣、顧廣圻就有討論。惠棟《禮記正義跋》認爲注疏合刻始於北宋[1]，段玉裁《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曰：
段玉裁認爲經注疏“北宋之際合之”。阮元、陳鱣認爲注疏合刻始於南北宋之間[3]。對段氏等人的觀點，當時學者錢大昕、顧廣圻均提出反對意見[4]。錢大昕《儀禮注單行本》曰：
又《正義刊本妄改》曰：
錢氏謂南宋初有“併經注正義合刻者”“又有合釋文與正義於經注之本”，明確提出注疏合刻始於南宋。
黃丕烈《百宋一廛賦注》曰：
居士前在阮中丞元《十三經》局立議，言北宋本必經注自經注，疏自疏，南宋初始有注疏，又其後始有附釋音注疏。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岳珂、王應麟、馬端臨諸君，以宋人言宋事，條理脈絡，粲然可尋。而日本山井鼎《左傳考文》所載紹興辛亥三山黃唐跋《禮記》語，尤爲確證，安得有北宋初刻《禮記注疏》及淳化刻《春秋左傳注疏》事乎？今此賦所云，即平昔議論也[7]。
顧廣圻明確提出“北宋本必經注自經注，疏自疏，南宋初始有注疏，又其後始有附釋音注疏”。又撰《陳仲魚孝廉索賦經函詩率成廿韻》曰：
顧氏賦詩，謂注疏合併始於南宋，越中刻本最早。對十行本系統諸版本之評價，高屋建瓴，堪稱《十三經注疏》版本史詩。
日本學者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徴引《禮記正義》黃唐跋文，對於清代乾嘉學者影響甚大，山井鼎將跋文“紹熙辛亥”誤寫爲“紹興辛亥”，誤導清人多年。《禮記正義》黃唐跋文（圖一）曰：
辛亥是南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壬子是南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黄唐所言“本司”，即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司，紹興年間設置，治所在越州（今浙江紹興），黃唐於紹熙辛亥（1191）十一月任“朝請郎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一職[10]。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即《九經三傳沿革例》之“越中舊本注疏”，學界稱爲“越州本”“八行本”。
八行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先後刊刻有《周易注疏》《尚書正義》《周禮疏》《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論語注疏解經》《孟子注疏解經》等八經，刊刻時間從南宋初至寧宗嘉泰、開禧年間（1201-1207）[11]。《周易注疏》十三卷，今存兩部，一藏日本足利學校，一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尚書正義》二十卷，今存兩部，一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一藏日本足利學校；《周禮疏》（實爲《周禮注疏》）五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館各藏一部，皆有修補，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一部，殘存二十七卷；《禮記正義》七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兩部，一部全，有惠棟跋，一部殘存二十八卷，日本足利學校藏本殘存六十二卷，另有散存零卷；《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部；《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臺北故宮博物院、重慶市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均藏殘本；《孟子注疏解經》十四卷，臺北故宮博物館藏一部，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博物院各藏殘本。
八行本經注疏的體例，都是經文+注文+疏文的次序，即注文接經，疏文按注。惟有《周禮疏》的體例是經文+經文之疏+注文+注文之疏，這種體例，將疏文的解經之疏和解注之疏分隔開來，分别綴於經文、注文之下，聯繫書名叫“周禮疏”而非“周禮注疏”，乃沿襲單疏本，顯示出八行本早期合刻的特徵。
除越州所刊八行本之外，四川、福建等地也刊刻有注疏合刻本，經書注疏合刻的情況比較複雜。顧永新先生通過對清劉世珩影刻元元貞二年（1296）平陽府梁宅刻本即元貞本《論語注疏解經》十卷的研究，認爲“在北宋或南宋早期，最早出現了注疏合刻本《論語注疏解經》十卷，以經注附疏，故分卷仍單疏本之舊。這是後來八行本及十行本系統各本的祖本”[12]。就《論語》而言，八行本《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並非最早。
八行本之後，福建建陽地區出現一種新的注疏合刻本，即附陸德明釋文的附釋音注疏合刻本，半頁十行，故稱宋十行本，部分是建安劉叔剛刻本，故又稱劉叔剛本。今存者有《附釋音毛詩注疏》二十卷，日本足利學校藏一部；《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一部藏日本足利學校，另一部分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卷1-29）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卷30-60），書尾有“建安劉叔剛鋟梓”牌記；《監本附釋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部。《附釋音禮記注疏》六十三卷已佚，清和珅有翻刻本，基本保存了劉叔剛本的面貌。重慶市圖書館藏元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中，配補七頁黑口版頁，可確認是宋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的零頁[13]。劉叔剛刻書大致在南宋光宗、寧宗時期（1190-1224）[14]。
《九經三傳沿革例》記載注疏本有“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15]三類。越中舊本注疏即八行本，建本有音釋注疏即宋十行本，蜀注疏流傳很少，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一部《論語注疏》十卷，與八行本、宋十行本不同，屬於另一注疏本系統。八行本不附釋文，宋十行本附釋文，體例是經文+注文+釋文+疏文，蜀注疏本《論語注疏》亦附釋文，附入形式與宋十行本略異，且於釋文前圓圈“釋”字提示，形式獨特。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福建魏縣尉宅本《附釋文尚書注疏》二十卷，後四卷配元刻明修十行本，卷一末有“魏縣尉宅校正無誤大字善本”，半頁九行，體例接近元十行本《附釋音尚書注疏》，說明建陽地區的注疏合刻本不止一種[16]。
宋代經書注疏合刻始於南宋初期，就注疏本流傳和今存者看，八行本、宋十行本是有計劃的匯集刊刻，對元代以來經書注疏的校刻，影響巨大。至於蜀注疏和魏縣尉宅究竟刊刻了多少種經書，有待於新資料的發現。
宋周密《癸辛雜識》曰：“廖群玉諸書，《九經》本最佳。又有《三禮節》，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17]廖瑩中字群玉，號藥洲，賈似道門客，家有世彩堂，喜藏書刻書，欲“手節《十三經注疏》”，未果。《九經三傳沿革例》有“汴本《十三經》”之稱，然宋代是否刊刻《十三經注疏》，證據不足。
宋十行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禮記注疏》六十三卷，較之八行本《周禮疏》五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照顧經書內容，盡可能將某篇分在一卷或數卷之中，且附有釋文，方便閱讀，備受讀者青睞[18]。所以，自元代以來，元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武英殿本、《四庫》本和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皆仿效宋十行本的體例，校勘刊刻。
元代泰定（1324-1328）前後，翻刻宋十行注疏本，即元十行本。元十行本與宋十行本，在內容體例、板式行款、字體特徵等方面，非常相似，但也有明顯的區别。張麗娟説：“宋刻十行本區别於元刻十行本最明顯的特徵是：書口爲細黑口而非白口；版心下不刻刻工姓名；版心上不刻大小字數，疏文出文與疏文正文之間無小圓圈標識；多用簡體字等。”[19]經過比較《附釋音毛詩注疏》等，“可以得出如下兩點認識：一、宋刻十行本與元刻十行本之間有直接的繼承關係，後者是根據前者翻刻的。二、宋刻十行本與元刻十行本確爲兩個不同時期的刻本，兩者不可混爲一談。”[20]
元十行本有元刻十行本和元刻明修十行本之别。元刻十行本今存六種：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周易兼義》九卷《音義》一卷《略例》一卷，原劉承幹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附釋音尚書注疏》二十卷，原李盛鐸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鐵琴銅劍樓舊藏；中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一部殘本，殘存二十八卷。重慶圖書館藏《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一部，其中有八頁宋十行本零頁；南京圖書館藏《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殘存十卷）；中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一部，有抄配。南京圖書館藏《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殘存卷十七、十八），日本京都大學藏有一部[21]；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孝經注疏》九卷，乃元泰定三年（1326）刻本[22]。另外，上海圖書館藏有《附釋音禮記注疏》元刻十行本卷二十五殘葉十頁[23]。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一部《爾雅注疏》十一卷（殘，半葉九行），“乃元時初印本，絶無補刊之葉”[24]。張麗娟謂“頗疑此本為元刻單行本，而非泰定、致和間所刻諸經注疏之一。”[25]
元刻十行本書板傳至明代正德、嘉靖年間，遞經修補，補版版心刻正德六年刊、正德十二年刊、嘉靖三年刊等文字，與原版有明顯區别，後人稱之爲“十行本”“正德本”，甚者長期被誤認爲宋刻本，我們稱之爲“元刻明修十行本”，包括《周易兼義》九卷《音義》一卷《略例》一卷、《附釋音尚書注疏》二十卷、《附釋音毛詩注疏》二十卷、《附釋音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附釋音禮記注疏》六十三卷、《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孝經注疏》九卷、《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孟子注疏解經》十四卷、《爾雅注疏》十一卷，名爲“十三經注疏”，其實缺《儀禮注疏》，用《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替代[26]。元刻明修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完整保存於今者有四部，北京市文物局、國家博物館、軍事科學院和日本靜嘉堂文庫各藏一部，北京市文物局藏本《中華再造善本》影印，靜嘉堂本是阮刻本之底本。國內外圖書館收藏一些元刻明修十行本之零種，如江西省樂平市圖書館藏《附釋音禮記注疏》殘本一部，殘存卷七至卷九、卷十七至六十三，缺十三卷[27]。
元刻明修十行本較之宋十行本，匯集經書注疏多至十二部經書，雖不完備，然已初具規模，成爲明清翻刻《十三經注疏》的祖本。
從《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元刻明修十行本《十三經注疏》來看，存在板片修補、缺頁、倒裝、墨釘和文字錯誤諸多缺陷。就缺頁而言，分沒有此頁、因版頁重複而缺頁、有版頁無文字、因誤裝而缺頁等情況。如《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三十第六頁和第九頁內容一致，區别是第六頁是明正德六年（1511）補版，第九頁是元代原版，左上角有書耳，內刻“玉藻”二字，導致原本第九頁內容遺失，以阮刻本計算，缺經注疏文和釋文七百八十一字。（圖二、圖三）。第七頁沒有文字，惟見版心刻“記疏三十卷”“七”，當是正德補版，未見文字，日本靜嘉堂藏本此頁是抄配（圖四、圖五）。
墨釘是古籍版頁中方形或長方形的黑塊，表示缺文。元刻明修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多墨釘，《附釋音禮記注疏》尤爲突出，如卷五十一第二十七頁二十行，有墨釘者占十五行（圖六）[28]。
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除《爾雅注疏》外，其餘十二種是同一時段、同一地域刊刻，各經元板頁刻工基本相同，雕刻完畢，書板收藏於福州路府學經史庫中，府學在城南興賢坊內，遞經修補，多數修補刻工是福建人，也參與了閩本《十三經注疏》的刊刻[29]。明初以來，版片仍存原地，先後經明前期、正德六年、正德十二年、正德十六年、嘉靖三年、嘉靖前期等多次修版，屢經刷印[30]，廣爲流傳，影響很大，閩本、監本、毛本、武英殿本、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的校刻，均源自於元十行本。對於翻刻者而言，主要任務就是補足缺文，校正訛謬。
明嘉靖十五至十七年間（1536-1538），李元陽以御史巡按福建，與同年福建提學僉事江以達以元十行本爲底本，重刻《十三經注疏》，簡稱“閩本”“嘉靖本”“李元陽本”。閩本與元刻明修十行本相比，有三個特點：一是用《儀禮注疏》十七卷替換原《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十三經注疏》；二是閩本改板式半頁十行爲九行，注文中字，單行居中，初刻本每卷首頁皆有“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等十五字；三是在沿襲元十行本訛脫衍倒缺外，間有訂補，如《禮記注疏》卷十四頁十五B面第九行“又云地數三十，所以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所以三十”四字，元十行本、阮刻本脫，閩本補（圖七）。
圖七：元十行本《禮記注疏》卷十四頁十二A面
和閩本《禮記注疏》卷十四頁十五B面
明萬曆十四年（1586），北京國子監依據閩本奉敕校刻《十三經注疏》，萬曆二十一年竣工，簡稱“監本”“北監本”“萬曆本”（圖八）。監本與閩本差異有三：第一，監本是第一部由國家倡導、奉敕校刻的《十三經注疏》；第二，改注文爲小字單行，空左偏右，與閩本居中者小異，版心單魚尾，上刻“萬曆十六年刊”等文字；三是國子監組織學人校勘，對閩本多有訂補。如《禮記注疏》卷六頁七B面第七行疏文“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杖期”，毛本同，元十行本作“■杖”，閩本、阮刻本作“期杖”，非。服喪時使用喪杖稱杖期，不使用喪杖稱不杖期，元十行本有脱文，閩本校補，文字互倒，監本校正。監本於崇禎五年（1632）、康熙二十五年（1686）兩次修版，康熙重修本於每卷改刻官銜，加入重校修者官名，版心改刻爲“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圖九：監本《禮記注疏》卷二三頁二九A面
和毛本《禮記注疏》卷二三頁二九A面
崇禎元年（1628），毛晉依據監本校刻《十三經注疏》，完成於十三年除夕，簡稱“毛本”“崇禎本”“汲古閣本”。毛本與監本的區别有三：第一，這是明代第一部私人校刻的《十三經注疏》；第二，改變板式，注文中字，單行居中，白口，版心由上至下鐫有禮記疏、卷之幾、頁數、汲古閣等，匾方字體，橫細豎粗；第三，校補訛缺，毛本沿襲元十行本、閩本、監本之訛誤不少，亦有訂正者，如《禮記注疏》卷二三頁二九A面第七至八行注文“謂以少小下素爲貴也若順也”十二字，閩本、監本皆缺（圖九）。《爾雅注疏序》頁一B面第二行“豹鼠既辯”，監本及之前的單疏本、元本、閩本、監本“辯”皆作“辨”，阮《校》云“毛本作’辯’，蓋依唐石經《爾雅序》所改”，是（圖十）；《爾雅注疏》卷八頁十三A面第一行“植而日灌”，單疏本作“人且日貫”，元本作“人且曰貫”，閩本剜改作“灌且日貫”，監本承之，阮校云毛本是也（圖十一）[31]。毛本《十三經注疏》書板後歸常熟小東門外東倉街席氏，清初以來，或有翻刻，校對不精，錯誤不少[32]。
圖十：監本《爾雅注疏序》頁一B面和毛本《爾雅注疏序》頁一B面
圖十一：監本《爾雅注疏》卷八頁十三A面和毛本《爾雅注疏》卷八頁十三A面
清初以來，學術界對於閩本、監本和毛本《十三經注疏》的評價不佳，顧炎武謂“《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33]。張爾岐曰：“《十三經》監本，讀書者所考據。當時校勘非一手，疏密各殊，至《儀禮》一經，脱誤特甚，豈以罕習，故忽不加意耶！”[34]盧文弨《周易注疏輯正題辭》云：“余有志欲校經書之誤，蓋三十年於兹矣。毛氏汲古閣所梓，大抵多善本，而《周易》一書，獨於《正義》破碎割裂條繫於有注之下，至有大謬戾者。”[35]惠棟曰：“《附釋音禮記注疏》，編爲六十三卷，監板及毛氏所刻，皆是本也，歲久脱爛，悉仍其缺。”[36]張敦仁（顧廣圻代撰）《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云：“李元陽本、萬曆監本、毛晉本，則以十行爲之祖，而又轉轉相承，今於此三者不更區别，謂之俗注疏而已。”[37]“亡於監刻”“脫誤特甚”“有大謬戾者”，監本、毛本“歲久脱爛，悉仍其缺”，“俗注疏而已”等等，對於閩、監、毛本這樣的評價，給人的感覺，幾乎是一無是處。其實，顧炎武所言監本《儀禮注疏》十七卷五處四十六字脫文，閩本以及陳鳳梧刻《儀禮注疏》均脫[38]，並非始於監本。正因爲學術界有這樣的認識，乾隆登基不久，便順應學術界需求，下令武英殿校刻《十三經注疏》。
清乾隆三年（1738），因太學庋藏監本板面模糊，無法刷印，國子監請求重新校刻《十三經注疏》，乾隆乃下令設經史館，任命方苞爲總裁，主持《十三經注疏》的校刻，此即武英殿本，簡稱“殿本”。與監本比較，殿本有五點創新：一是給經注疏釋文全部施加句讀；二是每經由專人校勘，撰寫“考證”，如《附釋音禮記注疏》考證近七百條；三是於《孝經》《論語》補入釋文，《爾雅》改換爲陸氏釋文，《孟子》補入宋孫奭音義，成爲第一部經、注、疏、釋文俱全的由政府校刻的《十三經注疏》；四是更改板式，半頁十行，行大字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注文中字居中，白口，版心上端刻“乾隆四年校刊”六字，上單魚尾，下刻“禮記注疏卷幾”等文字，下小字刻篇名、頁數；五是改變元十行本以來閩本、監本等疏文的編聯方式，刪除疏文中經文、注文起訖語，將每節經文之疏編排在前，注文之疏連排在後，這樣的變更，解釋經文之疏和注文之疏分開，明白清晰，但當經文或注文較長時，沒有起訖語，不便尋找，且有漏刪、誤排疏文之現象（圖十二）[39]。
清代編纂《四庫全書》時，依據殿本收入《十三經注疏》，散入經部各類。四庫館所校抄《四庫》本《十三經注疏》，有《四庫全書薈要》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等七閣兩大系統，《四庫全書薈要》和《四庫全書》是抄本，在編修時，於《十三經注疏》各經的校勘，皆有專門的辦理人員，吸收校勘成果，整理出優於殿本的《四庫》本，校勘成果反映在《四庫全書薈要》校語與《四庫全書考證》中。以《禮記注疏·曾子問》爲例，殿本自卷十九第二十五頁A面第九行經文“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之疏文“所用土周而”以下，第二十五頁B面、第二十六頁A面，至第二十六頁B面前兩行皆爲空行，第二十六頁B面第三行起續以下經文“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齊召南《考證》曰：“’自史佚始也’注疏’所謂土周而’，下缺。此下疏文全缺，舊本後空二十三行，今仍之。”[40]（圖十三、圖十四）然此段疏文不獨殿本空，元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亦缺，《四庫》本則補全缺文（圖十五）。可見，四庫館臣於《禮記注疏》的校勘傳承是有貢獻的[41]。
《十三經注疏》從閩本到《四庫》本，每次整理，都進行了校勘，彌補缺文，校正訛誤，較之前本，均有改進，尤其是閩本替換《儀禮圖》爲《儀禮注疏》，殿本句讀經注疏文，補入《孝經》《論語》等經釋文，確實是創新。但是，因祖本元刻明修十行本經多次修版，缺文、墨釘、錯訛，在在皆有，故閩本、監本、毛本在清康乾時期，備受非議，顧廣圻稱之爲“俗注疏本”。作爲四庫館副總裁的彭元瑞，閱讀的書也是北監本，其《自校禮記注疏跋》曰：
乾隆丙午是五十一年（1786），彭元瑞用金曰追《禮記正譌》校北監本《禮記注疏》，歷時一月零二日，發現北監本“尚未譌者計不下千條，猶是善本”。其《自校儀禮注疏跋》曰：
彭元瑞校完《禮記注疏》，又校《儀禮注疏》，歷時二十七日，苦《儀禮》難讀！可見，監本《十三經注疏》，是學者常讀之書。
惠棟、盧文弨、浦鏜、顧廣圻和日本人山井鼎、物觀利用傳存宋板，校勘閩本、監本、毛本，著有《十三經注疏正字》《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撫本禮記鄭注考異》等校勘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清代校勘學的發展，尤其顯著者，顧廣圻提出“不校校之”的校勘學理論，並付諸實踐，協助張敦仁、阮元、黃丕烈、汪士鐘等人校勘經學文獻，成就“校勘學第一人”之美譽。惠棟、盧文弨、浦鏜和顧廣圻等人的校勘經學文獻的學術活動，直接影響了阮元，阮元開始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
阮元謂閩、監、毛諸本“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毛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謬”[44]，然於殿本、《四庫》本不敢置喙。嘉慶二十年（1815），阮元在盧宣旬等人襄助下，依據元刻明修十行本，校刻《十三經注疏》四百十六卷，即“阮刻本”，這是清代考據學興盛的代表作。與閩本、監本、毛本和武英殿本相比，阮刻本有六大優點：一是制定凡例，阮刻本於書前有“重刻宋本注疏總目錄”，述刻書緣起，每部經書前有“引據各本目錄”，説明校刻體例；二是選擇版本，自元至清嘉慶初年，成套的《十三經注疏》有元刻明修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和《四庫》本，阮元將元刻明修十行本誤認爲是“宋本”，以“宋本”爲底本校刻，故曰“重刻宋本”；三是彙校眾本，阮元以“宋本”爲底本，對校閩本、監本、毛本，吸收他本和前賢校勘成果；四是撰寫校記，校勘版本，撰寫校勘記，呈現諸本異同，故《書目答問》曰：“阮本最於學者有益，凡有關校勘處旁有一圈，依圈檢之，精妙全在於此”[45]；五是更換底本，阮元因閩本《儀禮注疏》十七卷“訛脫尤甚”，乃以宋嚴州本《儀禮注》和單疏本爲據，成《儀禮注疏》五十卷[46]，《爾雅注疏》十卷亦是重新匯編者；六是校補正訛，阮刻本底本元刻明修十行本脫漏錯訛極夥，如《禮記注疏》等，墨釘無處不有，阮元參校他本，補足缺文，校正訛謬，去底本之非，集眾本之善，甫一刊刻，廣爲流傳，至今不衰。（圖十六）
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始於嘉慶五年（1800），嘉慶十一年（1806）刊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一十七卷，嘉慶二十一年（1816）於南昌府學刻成《十三經注疏》四百一十六卷。阮刻本彙校眾本，吸收他校，撰寫校記，記錄異同，按斷是非，成爲名副其實的集大成式之《十三經注疏》本。
清阮元《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録》説：“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潛心研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47]張之洞《書目答問·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之“經學家”前曰：“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後總結説：“右漢學專門經學家。諸家皆篤守漢人家法，實事求是，義據通深者。”《書目答問》“經濟家”曰：“經濟之道，不必盡由學問，然士人致力，舍書無由，此舉其博通確實者。士人博極群書，而無用於世，讀書何爲？故以此一家終焉。” [48]“經濟家”所列者有黃宗羲、顧炎武、顧祖禹、秦蕙田、方苞、魏源等人，皆經世致用者。阮元、張之洞之言，說明經學是一切學問的根基。《十三經注疏》是經學核心文獻，宋元明清，代有校刻，時至今日，也是讀書人案頭必備之書。
由於時代的變遷，學術風氣的轉變，阮刻本及其以前的《十三經注疏》，今日之大多數讀書人難以卒讀，亟待重新整理，以適應學術發展的要求。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學勤先生主編的《十三經注疏》標點本，此後又出版“繁體豎排”本。李學勤先生《序》説：“這裡提供給讀者的《十三經注疏》整理本，仍以阮本爲基礎，而在注記中博採眾説，擇善而從，在校勘上突過前人。同時施加現代標點，改用橫排，這樣做雖有若干障礙困難，卻使這部十分重要的典籍更易爲各方面讀者接受。”該書《整理説明》曰：“全面吸收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和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的校勘成果，對阮元《校勘記》中已有明確是非判斷者，據之對底本進行改正；對其無明確是非判斷者，出校記兩存。”[49]這套書最大的優點是施加標點，簡體橫排，方便閱讀，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經學研究。缺陷是校勘有限，對阮元《校勘記》多有刪改，日本學者野間文史、呂友仁先生曾撰文批評該書的缺陷[50]。
二〇〇一年六月，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本，總計二十册，這套書依據南昌府學刊阮刻本整理，分段標點，未加校勘，完整保留阮刻本內容。
一九九二年，西北大學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於共同發起成立了“新版《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編纂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主編是張豈之、周天游二位先生，其《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序》説：“各經均追本溯源，詳加考校，或采用宋八行本爲底本，或以宋早期單注、單疏本重新拼接，或取晚出佳本爲底本，在盡量恢復宋本原貌的基礎上，整理出一套新的整理本，來彌補阮刻本的不足，以期對經學研究、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能起到推動作用，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51]已出版《尚書正義》《毛詩注疏》《周禮注疏》《儀禮注疏》《禮記正義》《春秋公羊傳注疏》《孝經注疏》《爾雅注疏》等，質量參差不齊。其中呂友仁先生整理的《禮記注疏》在標點、校勘等方面，均優於前者[52]，然於八行本疏文無起訖語[53]者，自擬補入，實不可取；將八行本和潘宗周影刻本等同爲一，屬於失察。呂友仁先生整理的北大《儒藏》本《禮記正義》[54]以八行本爲底本，用足利本、阮刻本和撫州本、余仁仲本通校，改正上古本失誤，不附錄釋文，實爲八行本最佳之整理本。其他各經注疏，問題不一，學界多有討論，不再贅述。
北大《儒藏》和浙大《中華禮藏》整理出版了部分經書注疏合刻本[55]，不是成套的《十三經注疏》。
近日，中華書局推出了南京師範大學方向東教授點校的《十三經注疏》一套，精裝二十五冊（下簡稱“方校本”）[56]。此書以道光六年（1826）朱華臨重校本爲底本，用阮元校刻南昌府本、江西書局本、脈望仙館本、點石齋本、錦章書局本、世界書局本對勘，參校武英殿本及各經傳世經注本、單疏本，《禮記注》《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參校撫州本、余仁仲本，《尚書正義》《周禮疏》《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參校八行本，《毛詩注疏》參校日本藏宋十行本，《儀禮注疏》《論語注疏解經》《孝經注疏》依據通志堂本《經典釋文》，補入釋文，人名、地名、國名和朝代名加專名線，施加新式標點，全書簡體橫排，極便閱讀。方校本有如下優點：
一是底本優良。阮刻本《十三經注疏》自清嘉慶年間刊刻以來，多次翻刻，有道光本、江西書局本、脈望仙館本、點石齋本、錦章書局本、世界書局本等。方教授曾經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華書局影印阮刻本《十三經注疏》彙校勘正”，通過彙校，釐清了阮刻本系統諸版本之關係，南昌府本經過重校重修，其中道光重修本保存原版，修改錯訛，質量較好，故選道光本爲底本整理，保證了文本品質。
二是整理規範。阮刻本附有經盧宣旬等人摘錄的校勘記，校勘記與經注疏文，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此次整理，制定凡例，保留阮校，且將校勘記移至每段之下，别以“【阮校】”，較之原附於卷尾者，方便閱讀。又，各書參校宋元以來八行本、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以及余仁仲本等經注本，校改底本錯誤，凡有改正，新出校記於本頁下端，約近萬條，校勘有據，魯魚亥豕，多已修正，形成一部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的升級版。
三是標點準確。已出版的《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對於經注疏文和釋文的處理，各有不同，由此而導致對於經注疏文和釋文的標點斷句，有前後失照者。方校本在斷句標點時，立足經文，會通注疏，前後照應，點校句讀。所以，該書既是一部普及傳統文化的優良讀本，也是匯聚諸家之長和眾本之善的注疏本，是文史哲研究者案頭必備的經典文獻。
方教授長期從事經學文獻的整理校勘，成就斐然！阮刻本《十三經注疏》是集大成式的古籍善本，他歷時十多年，焚膏繼晷，孜孜矻矻，完成“爲往聖繼絕學”之重任，值得肯定，令人敬佩！
由於整理《十三經注疏》工程浩大，頭緒繁多，方校本仍然存在一些破句、失校、漏標專名線和誤排等問題。此舉一例，《禮記注疏》卷十四：“《律曆志》又云’地數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57]“者”上脫“所以三十”，元十行本同，閩本補，八行本有“所以三十”四字可證[58]，方校本漏校。
自南宋以來，經書注疏開始合刻，此後匯集爲一套經學文獻專科叢書《十三經注疏》，有元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四庫》本和阮刻本，當今出版的《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大多立足於阮刻本進行點校，說明阮刻本至今無法替代。
如果要整理出超越阮刻本的《十三經注疏》，必須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彙校諸經版本，梳理版本源流。經書版本主要有白文本、經注本、單疏本和注疏本，各經應該立足某本，彙校眾本，在彙校的基礎上，梳理版本源流，然後選擇底本，確定對校本和參校本，吸收前人校勘成果，方可整理出一部超越阮刻本的《十三經注疏》新版本。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的“《十三經注疏》彙校”、北京大學顧永新教授“《周易》彙校”、南京師範大學楊新勛教授“《論語注疏》彙校”、陝西師範大學瞿林江副教授“《爾雅注疏》彙校”皆可模仿。
第二，撰寫整理凡例，規範校勘記撰寫。閩本至阮刻本《十三經注疏》，尤其是殿本、阮刻本，在經書文獻整理方面，積累了很多成功的經驗，諸如句讀全書、撰寫考證或校勘記，如何對校，如何參校，如何吸收前賢校勘成果，校勘記寫成簡明的“定本式”還是繁雜豐富的“彙校式”，等等，前人校刻《十三經注疏》的經驗，多可借鑒參考，只有搞清前人做了什麼，成績和缺陷何在，方能推陳出新，超越前賢。
第三，明確經注疏和釋文的關係，在遵守底本的同時，照顧閱讀的便利。經書注疏本是經文、注文和疏文的彙編，自宋代以來，或以經注本爲主，將疏文插入相應的經注之下；或以疏文爲主，將經注分配於疏文之前；注疏本卷數，或據經注本，或以單疏本，或依據經書內容分卷，諸書不一。爲了照顧閱讀，又附錄陸氏釋文，釋文的附入，經歷附於全書末尾、段落之後、分散插於經注之下等形式[59]，考慮疏文和《經典釋文》的版本優劣，釋文如何插入，使用什麼版本的《經典釋文》，還是依據南宋如余仁仲本已附釋文者，類似問題，在重新搭配經文、注文、疏文和釋文時，必須仔細推敲，方能相輔相成，互相爲用。
經學、經學文獻研究是專門之學。整理《十三經注疏》，抑或重編“十三經注疏”，一定要熟讀經書，梳理前賢工作。若率意爲之，追求名利，則有百害而無一益！
結語：《十三經注疏》是儒家的核心文獻，是研究經學和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石。自南宋初年以來，爲了讀書的便利，首先在越州（今浙江紹興市）出現了半頁八行的注疏合刻本，此後在福建建陽地區雕版附有陸德明釋文的“附釋音注疏本”，附釋音本較之八行本，經注文音義，一覽即知，十分便利。元代泰定年間，翻刻宋十行本，出現元十行本，板片一直保存於福州路府學經史庫，遞經修補，刷印流傳，故有元刻明修十行本，學術界稱之爲“十行本”“正德本”。因元刻明修十行本板片壞缺，印刷本缺字太多，影響閱讀，明嘉靖年間，李元陽重刻《十三經注疏》，即閩本，又稱嘉靖本、李元陽本，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十三經注疏》。此後監本、毛本、殿本、《四庫》本先後翻刻傳抄，每次翻刻，都依據他本進行校勘，然因條件所限，善本難尋，未能從整體上改變元刻明修十行本的缺陷。清嘉慶年間，阮元立足所謂“宋本”，即元刻明修十行本，替換《儀禮注疏》《爾雅注疏》，彙校眾本，撰寫詳盡的校勘記，於南昌府學刊刻《十三經注疏》，即阮刻本。阮刻本自刊刻以來，兩百多年，風靡學界，多次翻刻，近二十多年，《十三經注疏》數次整理，不無遺憾。二〇二一年底，中華書局出版方向東教授點校的《十三經注疏》，以阮刻本爲底本，參校眾本，糾謬是正，值得一讀。然欲整理出超越或代替阮刻本的《十三經注疏》，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學術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1]清惠棟《禮記正義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70，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中華再造善本》影印。
[2]清段玉裁撰，鍾敬華校點，《經韻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3]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18頁。關於經書注疏合刻問題，汪紹楹、張麗娟、顧永新等先生皆有討論，據以梳理，略有補充。
[4] 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文史》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5-60頁。
[5] 清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錄》卷13，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冊第340頁。
[6] 清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錄》卷2，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7冊第52頁。
[7] 清黃丕烈撰《百宋一廛賦注》，清顧廣圻著，王欣夫輯，《顧千里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4頁。
[8] 清顧廣圻著，王欣夫輯，《顧千里集》，第30-31頁。
[9] 清惠棟《禮記正義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70。
[10] 王鍔《三禮研究論著提要》（增訂本），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頁。
[11]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334頁。
[12] 顧永新《元貞本〈論語注疏解經〉綴合及相關問題研究》，《版本目錄學研究》第2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209頁。顧永新《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兼論注疏合刻的時間問題》，《文史》2011年第3期，第189-216頁。
[13] 張麗娟《記新發現的宋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零葉——兼記重慶圖書館藏元刻元印十行本〈公羊〉》，《中國典籍與文化》2020年第4期，第9-16頁。
[14]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361頁。
[15] 元岳浚《九經三傳沿革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83冊561頁下欄。
[16]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393-400頁。杜澤遜主編《尚書注疏彙校》，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1冊19頁。
[17] 宋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85頁。
[18] 王鍔《〈四庫全書總目〉“周禮注疏”提要辨證》，《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23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年版，第126-141頁。李學辰《八行本〈禮記正義〉與和珅刻本〈禮記注疏〉體例比較研究》，《歷史文獻研究》第42 輯，揚州：廣陵書社2019 年版，第64-75頁。
[19]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376頁。
[20]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385頁。
[21] 張麗娟：《元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印本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7年第1期，第4-8頁。
[22] 張麗娟《〈十三經注疏〉版本研究》，未刊書稿，此乃北京大學張麗娟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十三經注疏》版本研究”（14BTQ020）之結項書稿，張教授惠贈電子版。杜以恆先生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元十行本《儀禮圖》一部。杜以恆《楊復〈儀禮圖〉元刊本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22年第1期，第67-79頁。
[23] 井超《上圖藏〈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二十五殘葉跋》，未刊稿，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井超惠贈電子版，又見“学礼堂”微信公众平台，https://mp.weixin.qq.com/s/3kGkcsnNLPBJn50R3Z73tA。
[24]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9冊第142頁。
[25] 張麗娟《元十行本注疏今存印本略説》，未刊稿，北京大學張麗娟教授惠贈電子版。
[26]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354-385頁。
[27] 王鍔《明清〈禮記〉刊刻研究》，未刊書稿，是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明清時期《禮記》校勘整理與主要刻本研究”（17AZW008）之結項書稿。
[28] 王鍔《元十行本〈附釋音禮記注疏〉的缺陷》，《文獻》2018年第5期，第59-73頁；王鍔《禮記版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387-423頁。
[29] 郭立暄《元刻〈孝經注疏〉及其翻刻本》，《版本目錄學研究》第2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版，第307-313頁。程蘇東《“元刊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修補彙印地點考辨》，《文獻》2013年第2期，第22-36頁。
[30] 楊新勛《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明修叢考——以〈論語注疏解經〉爲中心》，《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第171-181頁。張學謙《元明時代的福州與十行本注疏之刊修》，《歷史文獻研究》第45輯，揚州：廣陵書社2020年版，第34-41頁。
[31] 瞿林江《爾雅注疏彙校》，未刊書稿，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瞿林江副教授惠贈電子稿。
[32] 明代永樂年間，刊刻過幾部注疏合刻本？請教杜澤遜教授，他回復説：“王鍔兄，承詢永樂刻注疏本存世情況。據弟瞭解已知存世者有三種：一、《周易兼義》，藏臺灣故宮博物院，原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書，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甲庫善本》收入。另一部在日本靜嘉堂文庫，陸心源舊藏，《皕宋樓藏書志》著錄爲明覆宋八行本。據弟校勘，實爲重刻元十行本。二、《尚書注疏》，臺灣’中央’圖書館藏，張均衡舊藏，張又得之天一閣，均定爲宋刻本，張氏影刻收入《擇是居叢書》，繆荃孫爲作校勘記附後。’中央’圖書館改定爲明初刻本。又一部藏日本靜嘉堂文庫，亦陸心源舊藏，版本著錄同《周易兼義》，實亦永樂重刻元十行本。盧址抱經樓另藏一部，傅增湘《經眼錄》著錄，有永樂刻書題識，不知下落。三，《毛詩注疏》，重慶圖書館藏，海甯許焞舊藏，黃丕烈見過，定爲元刊本，有跋。弟夫婦帶領學生到重慶通校兩遍，字體風格與永樂《周易》《尚書》如出一轍，遂定爲明永樂刻本，其底本亦元十行本。三種校勘均不精，偶有可稱道者，當是坊本。唯元十行本初印罕見，存世多明正德嘉靖修版重印，訛誤增多，永樂本尚存元十行本舊貌之八九，亦未可輕視之也。專此奉覆，即頌撰安。弟澤遜頓首。2021年12月28日。”
[33] 清顧炎武撰，嚴文儒、戴揚本校點《日知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07頁。
[34] 清張爾岐撰，《〈儀禮監本正誤〉序》，張翰勛整理《蒿庵集捃逸》，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版，第213頁。
[35] 清盧文弨著，王文錦點校《抱經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87頁。
[36] 清惠棟《禮記正義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70。
[37] 清張敦仁《撫本禮記鄭注考異》（顧廣圻代撰），顧校叢刊《禮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下册第1134頁。
[38] 杜澤遜《“秦火未亡，亡於監刻”辨——評顧炎武批評北監本〈十三經注疏〉的兩點意見》，《微湖山堂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上冊第48—54頁。王鍔《禮記版本研究》，第457頁。
[39] 杜澤遜《影印乾隆武英殿本〈十三經注疏〉序》，《武英殿〈十三經注疏〉》第1冊卷首，濟南：齊魯書社2019年版。楊新勛《武英殿本〈論語注疏〉考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21年第2期，第50-58頁。
[40] 殿本卷十九《考證》頁2A行3-4。
[41] 侯婕《經學文獻文化史視域下的清代學術與〈禮記〉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
[42] 清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尾》卷1，《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0輯第22冊第766頁。
[43] 清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尾》卷1，《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22冊第766頁。
[44]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上册第1-2頁。
[45] 范希曾編，瞿鳳起校點《書目答問補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頁。
[46] 阮刻本《儀禮注疏》50卷，實據張敦仁本《儀禮注疏》翻刻，顧廣圻、喬秀岩等已言之。韓松岐《張敦仁本〈儀禮注疏〉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
[47] 清阮元《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録》，阮刻本《十三經注疏》，上冊第2頁。
[48] 范希曾編，瞿鳳起校點《書目答問補正》，第344頁、第347頁、第360頁。
[49]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龔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50] 野間文史《讀李學勤主編之〈標點本十三經注疏〉》，《經學今詮三編》——《中國哲學》第24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1—725頁；呂友仁《〈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整理本平議》，《中國經學》第1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31頁。
[5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唐陸德明釋文，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下簡稱“上古本”），上冊第5-6頁。
[52] 王鍔《三種〈禮記正義〉整理本平議——兼論古籍整理之規範》，《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4期，第363-391頁。
[53] 呂友仁先生稱“起訖語”爲“孔疏導語”。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唐陸德明釋文，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上古本上冊第12頁。
[5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呂友仁校點，《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北大《儒藏》”是指“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主持整理的“《儒藏》精華編”。
[55]“浙大《中華禮藏》”由浙江大學“《中華禮藏》編纂委員會”主持整理，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已經出版賈海生點校《儀禮注疏》50卷、郜同麟點校《禮記正義》70卷等。
[56] 清阮元校刻，方向東點校，《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版。
[57] 清阮元校刻，方向東點校，《十三經注疏》，第13冊第792頁。
[58]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日本喬秀岩、葉純芳編輯《影印南宋越八行本〈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上冊第470頁。
[59] 王鍔《再論撫州本鄭玄〈禮記注〉》，《中國經學》第27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