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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纪念馆的时光印记（一）
导言：自1992年10月县委正式发文任命我为毛主席视察襄城纪念馆总设计以来，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间，我又承担了该馆2008年改扩建总设计、八七广场纪念馆2012年展陈总设计及2021年展陈提升工作。若从知青时期抽调至纪念馆参与工作算起，我与这座红色文化殿堂的缘分竟已跨越半个世纪。作为纪念馆建设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不仅以美术工作者的身份投身其中，也用文史工作者的视角对毛泽东主席视察襄城的历史细节开展考证。通过对原始档案、影像资料及亲历者口述的互证研究，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史料认知。在此，我将分期和大家解读毛泽东主席视察襄城纪念馆的时光印记。
上面这个标题曾有一篇文章用过，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张玉芳，发在2009年《襄城文史资料》第十二辑上。文章的内容是：1958年8月7日毛泽东主席视察襄城时戴的那顶草帽，出自襄城县委的安排，通过工作人员的准备和努力，最终送到了主席身边，并伴随主席视察襄城的整个过程。
文章的记述如果无误，这件事的意义和三里沟副乡长周天瑞给毛主席送西瓜一样，代表了襄城人对领袖的热爱之情，值得永远记入历史。
张玉芳先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退休前的职务是襄城县物价局局长。写这篇文章前，我们见过面并就此交流过，我也很期待他把这件事写出来，丰富完善这段红色历史。
张先生的文章不长，文字流畅，记载详实。这样的文字水平在他们那一代人中是不多见的。
文章发出后，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后来发表的相同题材文章也都没有采用这个情节。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襄城人对毛主席视察过程耳熟能详，所有细节已在心中形成固定的版本，突然增加的情节让人无法很快接受、适应并辨别其可靠性。其次，文章发表在内部刊物，读者有限。还有就是毛泽东主席戴草帽的形象，在很多书籍和影视资料中早有展示，并非从襄城开始，更不具有独特性。而且有资料说，这样安排是从安全考虑的。
“安全考虑”说法最早的记载是1948年，毛泽东等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路经离石工读学校时，就提到让毛泽东头戴大草帽。大草帽可以起到一定的伪装和隐蔽作用，避免目标过于明显，减少被敌人发现和袭击的风险。
同样的说法还出现在1992年由韩三平编导、孙敏和古月主演的电影《毛泽东的故事》中，在表现毛主席视察农村时，也有带草帽是为了安全考虑的细节。
如果按照史料和电影的说法，主席出行戴的草帽一定会由相关部门提前准备好，中途再有人赠送草帽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存在了。
湖南韶山毛泽东主席遗物纪念馆藏有一顶毛主席戴过的草帽，其说明文字上有这样的话：“共和国成立的二十年间，毛泽东主席身体很好，因此一年中有大约三分之一时间在各地视察，夏天，每次外出前，随行的工作人员都不忘给他带上一顶草帽和一把折扇。”这个说法虽然和“安全考虑”不尽相同，却再次说明毛主席出行时草帽是由工作人员“带上”的，而且“每次”“不忘”。这样的准备工作是合乎情理的，也排除了赠送草帽的可能性。
毛主席视察结束离开襄城后，跟随毛主席视察的《河南日报》记者杨步胜和宋海燕立刻用一周时间重走主席视察路线，以无缝对接的严谨态度，反复落实和记录每个细节，最后杨步胜撰写了纪实报道《毛主席来到襄城烟区》，该文1958年8月13日在《河南日报》一版头条发表，后被收入《毛主席在河南》一书。文章内容具体详细，影响很大，成为后来很多文章的依据和来源，历次纪念馆展陈的文本也基本上依此作为根据。
1998年，平顶山日报社记者黄昌之整理发表了长篇纪实《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宋海燕追忆毛主席视察襄城烟区》，两篇文章中都没有提到赠送草帽这件事。
宋海燕先生几十年来一直把跟随主席视察视为生命中的重要经历，每每讲起都如数家珍，如果看到过群众干部向主席赠送草帽，就不可能忽略或忘记这个情节。
我曾拜访过宋海燕先生，征求他对纪念馆设计工作的意见，也倾听过宋先生讲述他亲历的毛主席视察襄城全过程，在他的讲述中虽然不乏没有被记载的事情，但根本没有提到有人赠送草帽。这样，事情只能先暂时搁置，无法被确认。
一个退休老干部，晚年病魔困身，还出于社会责任感，以生命的热情留下历史回忆，令人敬佩。但这件事为什么在相关文章中没有留下痕迹？个人记忆、文字描述和历史真实的错位在什么地方？暂时无法回答。
2018年，我在编辑《襄城书画》“纪念毛主席视察襄城六十周年专辑”时转载了张玉芳先生的文章，想借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并起到保存史料的目的。同时，作为参加过纪念馆设计的工作人员，把这件事弄清楚，是自己的责任。
张玉芳先生文章发表时，主席视察已过去了五十年，陪同主席视察的领导和亲历者大多已去世，考证工作只能从有限的文字记载和史料中寻找线索。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风趣地对张治中说自己“8月到河北、河南、山东打了一个转。”我查找线索也是按照主席当年“打转”顺序进行的。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主席视察的是河北省徐水，留有不少照片，但照片上都没有带草帽。
8月5日毛主席视察安国，在安国地头低矮草棚中拍有一张休息照片，文革中，美术工作者以这张照片为素材创作的作品刊登在当时的《河北工农兵画报》封面上，影响广泛。安国的纪念馆始建于1959年，位置就是这张照片所在的窝棚处。现在，那里已扩建成建筑面积2806平方米，展厅面积684平方米的纪念馆，和襄城馆一样也是传统建筑风格。
在《安国市革命老区发展史》、安国方志官方澎湃号、河北省博物馆网站提供的文章中，均无法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后来，在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第五章《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七次离京中》找到了一段令人兴奋的记载，主席在这里接受了群众的草帽！
原文：“毛泽东走了一处又一处。一拨一拨的人涌来，跟他握手。天气特别炎热，汗从他的额上不住地流下来，湿透了衬衫。一个老农跑回家拿来一把扇子给毛主席，还把自己的一顶半新的麦秸草帽戴到毛主席的头上。毛泽东没有拒绝。就戴着这顶农家草帽离开了流村。”
再后来，我又查到了更详尽的记录和赠送草帽农民的名字：“……有人看毛泽东很热，就摘下大草帽递给他。毛泽东非常高兴，接过草帽戴上。还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包增福。毛泽东说，你这个名字叫的好，增福增寿。”
两段描述基本是一致的，都是农民从自己头上摘下来草帽直接送给了主席。真实的反映了毛主席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非常感人。
事情就这样有了转机。毛主席在视察中接受群众送的草帽的史实，打破了草帽由工作人员事先准备的固定模式，张先生所述之事有了先例和可能。但文中又明确说毛主席“戴着这顶农家草帽离开了流村”，给接下来的考证设置了障碍。这顶草帽如果一直伴随主席视察，在襄城接受草帽就无从谈起了。
8月6日，毛泽东主席从安国来到新乡七里营。
上世纪末，七里营的毛主席视察纪念广场在河南几个视察区中规模最大，还在视察田建有纪念馆，让我们非常羡慕。毛主席视察时在当地也留有多幅照片，其中一幅是李银桥跟在主席身后，手拿着相机和一顶草帽。这顶草帽，应该就是主席前一天从安国带来的。
主席视察后在当天离开七里营，晚上专列停在许昌南郊飞机场附近。第二天一早就乘汽车来到了襄城县双庙乡郝庄村头，还戴着草帽在谷地拍了那幅著名的照片。
毛主席在郝庄共留下十三张照片，戴着草帽在谷地拍摄的就有九张。 那么，毛主席是不是把安国那顶草帽又戴到襄城了呢？新乡的已有资料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只能独辟蹊径，从更多的照片和史料中找。
先看韶山纪念馆的草帽照片，从形状上看与毛主席在郝庄谷地戴的有明显不同，毛主席谷地照片帽沿平整，这个帽沿有不规则的泼浪形。通过帽圏和帽沿比例，能看出这顶帽子直径明显偏大。帽沿太大制作难度就大，加上材料原因，不易平整。这尺寸应该是依据主席魁梧高大身材而设计，符合事先准备的特征。李琦先生中国画《主席走遍全国》上的草帽应该是参考了这样的比例。而郝庄照片草帽明显偏小，符合临时送给主席特征。我自己也创作有多幅毛主席视察襄城题材的中国画作品，草帽画的自然都是谷地照片上那样的。
再看前面那张新乡七里营照片中，李银桥手中草帽的帽沿是往上翻的，和谷地照片上的草帽帽沿方向相反，却和七里营另一图中主席戴的草帽帽沿朝天方向一致。
这个比较很有趣，但不能因此断定两地照片上的草帽不是一顶，因为帽沿上翻有可能是其它因素所致，比如刮风，还可以通过人为纠正和改变。如果要证明不是一顶，还得继续在安国照片上找。
很费事也很幸运，我又找到了两张毛主席在安国视察照片的清晰版。其中一张照片不但清晰，还可能是照片的本来面目，因为照片上主席和扎毛巾农民之间还有三四个人，这几位在前面那张照片上是被删掉了的。
删改照片人物的情况在特殊时期很常见，原因和处理手法各不相同。那时襄县纪念馆展出和以县革命委员会名义对外赠送的视察照片，有几张就是用油彩遮盖某些人物后又翻拍的。我担任纪念馆总设计后，经过努力，搜集、整理和鉴别出了主席视察襄城所有照片的完整版，还接受了宋海燕先生无偿捐赠一张毛主席在郝庄的珍贵照片，还原保存了历史照片的本来面貌和完整信息。近期，这些照片已全部编排完成，有望印刷成册，供收藏保存，记录历史真实。
主席在安国的清晰照片让我有了重要发现，就是这两张照片中草帽的帽带和郝庄照片上的草帽帽带明显不一样！安国照片上帽带是一根圆绳，谷地照片上帽带是两条平行的扁薄针织带。而且安国这顶的帽沿部分显现出旧草帽才会有的褶皱。也就是说，毛主席从安国带走的草帽和在襄城戴的肯定不是一顶。
这个结论让送草帽有了机会和可能，而且张玉芳先生记述买帽带时使用的量词是“一卷”，也吻合扁薄帽带的特征。谷地照片上那一顶果然就是张先生文中所说新买的草帽、帽带，缀好送给主席的吗？如果从照片上分析，应该是。
这是主席在郝庄观看烟叶生长情况的照片，没戴草帽。从身后汽车可以看出，这里距离公路很近，说明刚下车，但从陪同人员手拿扇子看，太阳已经升起，有随行人员已戴上了草帽。
这是那张著名的照片，早上七点多，主席草帽光洁平整，下面平行缀着两条洁白蓬松、没有任何卷曲的扁平帽带，是刚戴上的新草帽。
三小时后毛主席和梁运祥握手，草帽尚平整，帽带细节是，贴近皮肤和打结部分帽带相对卷紧，衬衣外不挨近皮肤的帽带依旧蓬松。
下午一点半，主席视察长葛谷地，不知何因，照片上的草帽似有些翻卷。帽带不接触皮肤部分依然相对蓬松。
八月八日下午，主席视察商丘县道口红薯丰产田，李银桥在身后掂着草帽的帽带。帽带靠近帽沿部分已经卷曲，中间部分基本上也被李银桥握成了圆绳。
8月13日，毛主席在天津新立稻田，帽带的扎系方法与谷地一样，但帽带已卷成了圆绳，完全没有蓬松的感觉了。
从崭新草帽、宽薄帽带开始，到帽带变成圆绳，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形成完整链条，说明主席在郝庄戴上了一顶新草帽，这顶草帽还一直跟随主席视察长葛、商丘、山东和天津，直到返京。
那杨步胜和宋海燕先生的文章中为什么没有记载送草帽这件事呢？张玉芳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事后，我问过县委办公室秘书王廷彦，说毛主席视察戴的那顶草帽是不是你亲手献给毛主席的，他说，我把那十顶草帽交给主席的随行人员，是他们把第一顶交给毛主席的！”
群众送给主席草帽从新闻角度看是有一定价值的，正常情况下也会被记者记入文中；但随行人员给主席递草帽则是日常生活细节，记者看到也会忽略。这就是杨步胜和宋海燕先生一直跟着主席，文章和讲述中却没有提及这件事的原因。
让我们简要还原一下事情的过程：
1958年8月6日襄城县委接到中央领导视察通知后，立即安排接待事宜。县委办公室秘书李玉顺同志还采购了十顶草帽及配套帽带，交由办事员张玉芳负责加工后保管。张与县妇联主任成先兰商议，请县委书记任焕彬同志夫人孙喜爱女士亲手缝缀帽带，确保工艺品质。
8月7日凌晨，县委办公室主任邵全兆、秘书王廷彦陪同县委副书记刘熙民同志，携带这批精心准备的草帽赶赴双庙。在晨光熹微中，将草帽郑重转交至毛主席随行人员手中。
至此，我们可以确认，毛泽东主席视察襄城期间佩戴的草帽确系襄城干部群众精心准备。这顶承载着襄城人民深厚情谊的草帽，伴随毛主席视察全过程，以最质朴的形态诠释了’人民领袖人民爱，人民领袖爱人民’的永恒真谛。
六十八载春秋更迭，草帽虽已褪色，却化作纪念馆里的精神丰碑，那些编织在经纬之间的鱼水深情却愈发清晰，帽带亦如纽带，一直紧系党与人民群众的共同情感。草帽终成见证初心的不朽信物，永远昭示着一个百年大党的执政密码：把根深扎人民的丰饶土壤，孕育枝繁叶茂、四季常青的信仰之树，让信仰的蓬勃绿意，在岁月里蓬勃生长，永不凋零。
春风杨柳万千条（中国画） 文 麒
特约撰稿：文麒
襄城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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