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17:20准时开摆，邀你一起摆！
今日互动话题
热闹繁忙的西昌老南街旁，涌泉街里一个普通家庭，穿过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人聚人散，多少往事已被遗忘？也许，记录的原因，不是为了忘记，而是为了告别。当我们回顾漫长一生时，爱仍然是核心，血脉里经j久不息生长的善良和慈悲，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父母一辈的艰辛，也更加感激雪中送炭的友爱。而我们将要去往的未来，也必然写满了曾经熟悉的执着与坚强。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你曾在西昌哪条老街巷住了很多年？来摆一摆你的独特经历和感受吧！
✍文/周世华
2016年搬离大潮之外
父母继续多住了几年才离开
我们家在西昌涌泉街生活了50多年，父母直到2020年底拆迁才离开。当时他们住的大院里的大多数人家，在2016年下半年响应政府通知便开始陆续搬离。我家老人住习惯了舍不得突然搬走，又继续多住了几年。
最后那几年，整个大院就他们俩人，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生活。因两个老人脾气都不太好，便分开吃住。神奇的是，在2023年这一年，像是约定好似的，两个老人先后去世，父亲享年90岁，母亲享年81岁。
▲1983年中秋，祖父包着青布巾，摄于大巷口东风照相馆
我的终身学历
遗憾地停留在“初中”
我们家一共七口人，住房管局直属公房，面积不到二十平方米。五姊妹从小学到初中都开证明免交学费，只有我和大姐把初中读完，下面三个小弟，只念完小学就没有再继续念书。最小的读到二年级，就不愿再念，老师几次上门动员，都不起作用，关键是念书念不进去。
黄家巷中段原先有个初中学校，叫五七中学，我就是在那里读书的。全校9个班，从初一到初三，每个年级三个班。进初中读了半学期就考试，根据分数打乱后，重新分三个班（1班快班，2班中班，3班慢班）。
我在3班，记得初中最后一学期，我不想读书了，我的班主任廖泽美老师上门家访，并自掏腰包替我交书本费（当时书本费是2块4毛钱），她后来还参加了我的婚礼。
初中毕业时，我们班没有一人考上高中。遗憾的是，我的终身学历和文凭也仅停留在初中毕业证上。但是，人生又怎么可能没有遗憾呢！
▲1980年6月，我在黄家巷五七中学拍的毕业照
记得初中毕业四年后，由我发起并组织了第一次同学会。我们初中80级三班共有46个同学，当时同学只回来了一半，其它同学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来参加。
初中三年，男女生之间不说话，也不交往。男女生同坐一桌还要划三八线，不能越线。也是经过这次同学会，大家才真正打开了交往大门。
▲同学会合影留念，第一排左六拿本子的是我
难熬的“双断”日子
我们常需要借米借钱
在西昌涌泉街居住的岁月，我家算是特困户。父母没有正式工作，也就没有固定收入，打零工有事做能挣一点钱时，家里不吵不闹还算安宁。倘若两个大人都找不到活路做，就会互相埋怨指责，吵架闹架是家常便饭，家庭氛围死气沉沉，苦不堪言。
父母没有活路做的时候，也要想办法赚钱。白天就在房背后南门河坎捶碎石卖钱。晚上点煤油灯搓草绳子卖。父亲也会到石码子铤而走险，买些粮票、烟票、酒票和糖票等再卖出去，赚取微薄差价，一天的利润也只有五、六角钱。这种行为在当时政策不允许自由买卖的情况下是违法的，如果被抓住后就会作为“投机倒把”来处理。
回想起来，我们家最难熬的日子是“双断”。家里每个月最后四五天双断（断粮、断钱），每到月底，我们姊妹就要到处借米借钱，维持家用。一般上八九家里去借，每次借两三斤米，勉强够吃一天。其实并不够，当时几个小孩都在长身体，都很能吃，但是没办法，条件有限，大家只能省着吃。
那种“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的日子，现在的小孩肯定很难想象。我们煮挂面时，除了把面条吃光，汤也全部喝光。煮米饭时，沥米饭后会有一大盆米汤，每天都被我们喝完，没有剩余。喝米汤容易有饱腹感，在米汤里加点盐搅匀，因为水掺得少，比较粘稠，也就相当于稀饭了。
为了吃得饱一点，我家米里会加蚕豆或厚皮菜闷熟，再就着泡萝卜或豆瓣酱吃。当时一个月只吃一次肉。每个月我们都望眼欲穿，眼巴巴地盼望着吃肉那天的到来。
记得有一次，亲戚帮忙买了很多肥肉，炼成一大盆猪油。趁着父母没有注意，在猪油还没有完全冷却凝固时，我悄悄偷吃了一小碗，像喝水一样吃得干干净净。
▲拍摄于1983年端午节，抱小孩老人是我外婆
每到借钱借米时，如果大人出面借不到，只好支使大姐或我去。可能人家面对小孩时容易心软吧，虽然忍不住叹气，但是也会爽快借给我们五角钱、二斤面粉或一把面条（2斤）。那时5角钱够买一天的菜；一把面也够吃一天（我们家不吃早饭，一天只吃两顿）；把二斤面粉放在锅里炒熟后，倒入一大盆水，可以煮成浆糊喝！
在当时没钱买米的岁月里，难忘在艰难困苦中伸出温暖大手，帮助过我们家的街坊邻居们，让我在心底始终牢记他们的名字：莫启珍、邹昌珍、殷达珍、李文淑、曾莲萍、刘静修、付华珍、汪达美、陈志贵、华秀珍、余万祥、张玉珍、李崇云，还有两位记不起名字的上一辈老人家。
汪达美、华秀珍，都是我姐姐同学的母亲。
余万祥是和我们家同一大院的居民李文淑的女婿，他是四一O厂生产调度员，在1983年冬天我走投无路时，帮忙安排我到他们厂里做了几个月零工，工资每月30元左右，在当时算比较高的。
我1981年、1982年在工农兵电影院和西门坡电影院门口摆小人书摊时，李崇云给予我很大帮助。
张玉珍是四一O厂内退工人，她老公和两个儿子都是厂里正式工。在一起做活路时，她视我为亲侄子，教我安全，送给我大半新的劳动布工作服、伙食团的饭菜票、吃饭的饭盒和水壶、劳动工具等。
我自1984年开始挣钱
到西昌清管所打工
我们两个大的开始工作后，家里经济条件才逐渐好转。
1979年大姐到盐边县红坭供销社上班，我1984年到西昌清管所打工。同时，父亲到外南派出所看守大门当保安，母亲从涌泉街个体户夏家汽水厂（虽然叫汽水厂，当时只能算小作坊）批发汽水、果汁水等摆摊售卖。
大家都忙着工作赚钱，收入增加了，吵架也少了，日子才越过越好。
▲我们家四兄弟，摄于1981年
1984年春节后，我开始到西昌清管所打工。最开始每个月有18元工资及3元奖金。到了1985年5月，有个大集体名额指标空出来，我很幸运，在当时生命中几个贵人的帮助下，得到了这个大集体指标名额，转为一名正式工人。从此，我死心塌地、任劳任怨地工作在一线。
尽管在清扫街道、当装卸工的20年里，每天清晨四、五点就起床上班，节假日也没有休息，但我内心始终高兴快乐着，因为我有事情做，每个月在固定时间有工资拿。当我退休了还可以领取养老费，想到这些心里就美滋滋的。一切困难就不再是阻力，烦恼自然远远滚开。
▲参加工作纪念照，1984年春节前拍摄
1994年冬天，我和爱人结婚了。当时有个同学刘志林热爱摄影，带着135相机来我们家，帮我们拍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现在已成为我们家的珍贵历史记忆。
人到中年，在我四十岁后，又蒙领导照顾体谅，调整安排我看车队大门、收垃圾费，到加油站管理加油卡。我无疑是幸福的，随着西昌城市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的个人生活也因享受到时代红利而越来越好。
现在想想，那些在西昌涌泉街生活的岁月，虽然艰难困苦是底色，但贵在家人相互扶持，加之在街坊邻里的温暖帮助下，一切坚持也终有所获。我和家人虽然并未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但是这些经历过的一切，也都算作珍贵的人生记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