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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不断向内攀登的过程。”

本文主要观点摘录原书，版权归作者所有

关于作者&本书

《茅台传》是吴晓波老师的又一力作，在此之前吴老师写《腾讯传》用了6年时间，并表示：“我从来没有花这么长的时间和如此多的精力去调研一家公司——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了”。

没想到后来吴老师又写了《茅台传》，用时3年，出版于2024年1月。

吴老师说：我写《茅台传》，只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三种地球上最普通的物质（高粱、小麦、水），能酿造出最复杂、醇厚的酒，并且成就全球市值最高的酒企和中国A股市值最高的制造企业？

这个问题，也深深吸引着我。加上吴老师文笔流畅，让我竟然有种阅读小说的沉迷感，一口气一天时间读完了。为了写本文，一周后又读了第二遍。

为了解读方便，我用编年体的形式，逐年提炼整理茅台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分享给朋友们。

这是一个悠长的故事，充满了神秘感和偶然性。

茅台镇

1745，大航道疏通

由于贵州省不产盐，人们日常所需的盐都由外地供给。又因赤水河含沙量高，两岸悬崖陡峭、滩险流急、航运不便。所以，云贵地区盐价极高，百姓吃不起。

乾隆十年（1745年），赤水河疏通工程浩大开工，共疏通68处险滩，总长共400余里。

茅台镇位于赤水河畔，成为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整个贵州省2/3的盐都由此码头周转。

一时之间，赤水河上盐船往来如云，商贾、民夫川流不息，使茅台成为黔北四大繁华集镇之一。茅台镇原有酿酒传统与商贾带来的外地酿酒技术混合，以酒为代表的产业就在这时候悄然兴起。

1851年，源起

茅台酒的三种起源说：当地起源说、山西起源说、陕西起源说。总结来看：

第一，茅台一带的酿酒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夜郎国时期。

第二，1704年前后，蒸馏酒技术引入这里，融合进当地酿酒工艺开办了第一批烧房。

第三，1851年前后，茅台酒匠以当地特产红缨子高粱为原料，独立研制出堆积、回沙、高温制曲及取酒等工艺。至此，有独特风格的茅台酒酿造术趋于成熟。

1862年，华茅诞生 

华茅诞生之前，茅台镇因为1855年的贵州白莲教起义，农民军与清兵在茅台几度激战，镇上房屋焚颓，商贸中断，变成了一片废墟。

1860年，一位叫华联辉的27岁读书人来到了茅台镇，为了实现90岁老祖母的一个心愿：祖母突然很想念少女时候喝过的那杯茅台酒。

华联辉于1862年开办的成义烧房开始酿酒，早年只有两个窖坑，每年出酒3500斤。它的特点就是：在原料上不惜工本，务求酒好。“华茅”的出酒率为6:1，即1斤酒要消耗小麦和高粱6斤，是当时全国烧酒中最为耗粮的一种，甚至高过今天的茅台酒。

1879年，王茅诞生

土生土长的仁怀王家，是当地巨富，号称“王半街”。1879年，或许是受成义烧房的刺激，王家的一位后人，王立夫与石荣霄、孙全太合伙，各出银200两，创办了荣太和烧房。两年后，孙全太退股，遂改成了荣和烧房。在业务上，王立夫管生产和销售，石荣霄管账目。

荣和的选址就在成义的旁边，也在湾子头。酒窖起初是两个，后来增加到了六个，年出酒量达到两万多斤，成了镇上最大的烧房。

因为耗粮多、酿造时间长以及产能有限，所以成义与荣和出品的茅台酒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高价策略。19世纪70年代末，“华茅”和“王茅”一斤售价为生银九分，比当地的其他高粱白酒贵了五六倍。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

北洋政府收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参展邀约后，积极筹划，全国组织了10万件参展商品，共获得1211个奖项，是参展的31个国家中得奖最多的国家。 

茅台酒在国外得了奖的消息传回贵州后，被当地报纸纷纷报道，而烧房的主人们也都意识到了它的广告价值。然而，一个问题就出现了：被送去参展的，到底是成义的酒还是荣和的酒？

于是，两家开始打官司。

官司打了两年多，从仁怀县商会，一路打到县公署，最后到了省长公署，到1918年6月，省长刘显世做出了和稀泥的裁决：是两家共同选送的，以后都可以拿来宣传，不过奖状和奖牌只有一份，就留存在县衙门了。

1935年：三渡赤水在茅台

红军第三次渡赤水河，便是在茅台镇荣和烧房王家的下场口私渡。今天，在那里的黄桷树下立有一块石碑，上书“毛泽东由此渡河”。

在翻阅老军人的回忆文字时，我突然有一个发现，很多人在说到茅台酒时，除了酒香劲足，更津津乐道的，居然是能用它来搓脚和疗伤。擦脚能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疗伤，是因为在长征路上红军没有酒精，便用茅台酒疗伤。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高级将领是茅台酒的“死忠粉”，茅台酒一度有“军酒”之称，在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70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茅台酒常常成为冲锋前的壮行酒和战斗结束后的庆功酒。

1936年，赖茅诞生

由于做茅台酒的投资回报率和利润率都非常惊人，就投资而言，基本一年就可回本，而此后的年利润率则为50%～70%。所以，贵州省内出现了很多做茅台酒的人，一时间先后冒出20多个品牌，比如贵阳泰和庄、荣泰茅酒等。在福泉有一个厂，直接就起名叫“贵州茅酒厂”。

赖茅创始人赖永初，祖籍福建，他的父亲在贵阳大南门开了一间叫“赖兴隆”的杂货店。1924年，赖永初接手店铺生意，转型专营银钱业务。他很有商业头脑，钱庄生意日隆，后来还涉足过鸦片，迅速积累30多万银元的资产。但因曾贩卖鸦片，名声不好。  

赖永初一心想要洗刷名声，觉得做实业是新的出路，便与一周姓商人合资成立贵阳大兴实业公司。五年后，赖永初出资劝退周姓商人，更名为恒兴烧房，酒窖数量从6个增加到23个，年产量从2万斤逐渐增加，极盛的1945年，年产量达到13万斤。那年，成义的产量约为1万斤，荣和大约为6000斤，恒兴俨然成了茅台镇最大的酒厂。

赖永初很有想法，特意注册商标“赖茅”，以示区别其他茅酒，再印上“大鹏”商标，以示远大。茅台酒厂的第一任技术副厂长郑义兴，当年便是“赖茅”的总酒师。

后世学者基本认同，当年，“赖茅”的质量略逊于“华茅”，而明显好于“王茅”。

1949年，解放了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赖永初与永初中学的学生们一起，自制了一面红旗去迎接解放军。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赖永初和华问渠等贵阳商界人士得到了第一任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的接见，苏书记要求与会的商人“放手经营，解除顾虑，恢复经济”。

在接下来组建的新政府里，华问渠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赖永初则是贵阳市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而相比之下，从来没有离开过仁怀县的王家则遭遇了不同的命运。1951年2月，在剿匪的尾声阶段，荣和烧房的东家、王泽生的儿子王秉乾因担任过茅台镇的伪镇长，以“通匪罪”被枪决于银滩坝。

华、赖、王三姓在解放初期的不同际遇，也造成了三家烧房合并的时候，出现了估值不同的情况。

1949年，国宴用的谁家酒？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国宴用的是什么白酒？多有争议。

但从大量当事人的回忆里来看，开国大典期间，汾酒和茅台酒在不同的国宴场合出现，或者也可能在同一个场合出现。

因此，茅台酒和汾酒，都是开国大典的国宴用酒。

1951年，三房合并

随着剿匪工作的结束，政府着手对茅台镇上的几家烧房进行国有化改造，先是在这一年的11月，以1.3亿元的价格向华问渠购买了成义烧房。

到1952年2月，政府以500万元购买了王家的荣和烧房。按当时的币值，1万元相当于民国的1银元。如果换算一下，对成义的收购定价约等于其一年的毛利，而对荣和的收购则几乎等于没收。

对规模最大的恒兴酒厂的收购，则在1953年7月才完成，作价2.23亿元。在此前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赖永初于1952年2月被判入狱10年。

所以，茅台酒厂的建厂时间，官方说法是1951年，而实际上真正完成三房合并是在1953年7月。

在管理体制上，茅台酒厂的业务归属于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行业归口为贵州省工业厅，行政管理则隶属遵义市和仁怀县政府。重组完成的企业全称为：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

当这种新的治理结构形成后，茅台酒厂发生了两个前所未见的变化：

• 私人资本被彻底清退，华家、王家和赖家退出历史舞台。

• 市场销售完全专卖化。这意味着三家烧房之前的流通销售渠道被全数清理，酒厂从此只作为一个生产单元存在。这一状态要一直持续到1987年。

有一个事实需要特别提出来：1951年启动国有化计划的时候，茅台酒的生产其实已处在停顿状态。

早在1948年，西南诸省遭遇恶劣气候打击，粮食歉收，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下令所有酒厂停产，包括已经发酵下窖的酒醅都要封存。1949年年底，川贵滇相继解放，粮食供应一度十分紧张，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提出“首先求得拿到粮食”，耗粮巨大、非必需的酿酒业不在鼓励生产的范畴。再加上局势动荡，匪患未绝，因此茅台镇的烧房在那几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几乎都处在停产状态，酒匠回乡种地。1952年政府接收荣和烧房的时候，窖坑已经被用来存放盐巴。

1953年茅台酒厂完成三房合并时，首批员工仅39人，有酒窖41个、酒甑5口、酒灶5个。

这意味着，新诞生的酒厂是在一张皱巴巴的旧图纸上重建起来的。

1952年，全县动员买粮食

茅台酒厂的第一任厂长是张兴忠，山东东阿县人，26岁参军，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是一个神枪手。1950年7月，他随部队到仁怀平叛，然后就转业留在了地方的县盐业分销处工作。

1952年，为了完成当年度的酿酒任务，酒厂需要高粱34万斤、小麦42万斤。张兴忠初来乍到，一时不知道去哪里弄那么多粮食。县政府得知后，进行了全县动员。

1952年，八大名酒

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上，茅台酒被评为“国家名酒”。

评酒会是在1952年秋末举办的，地点在供销总社办公的大佛寺。当时召开全国酒类专卖会议，各地专卖公司上报了103种酒，其中包括白酒19种、葡萄酒16种、白兰地9种、配制酒28种、药酒24种、杂酒7种。在此之前，传统粮食酿制酒称呼各异，有的叫“烧酒”，也有的叫“高粱酒”，正是在此次评酒会上第一次被统一称为“白酒”。

评酒会共评出了八种“国家名酒”，包括黄酒一种，葡萄酒三种和白酒四种，分别为绍兴鉴湖加饭黄酒，烟台张裕玫瑰香红葡萄酒、张裕金奖白兰地、张裕味美思酒，山西汾酒、贵州茅台酒、四川泸州大曲酒和陕西西凤酒。

由于参与品评的都是来自各地专卖公司的人员，评选结果对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年零售渠道的进货清单显示，排名靠前的基本就是这四款白酒，而茅台因为价格最高，往往排在第一位。这对它的品牌和口碑传播，产生了长期的认知影响。

1953年，茅台创外汇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外汇储备常年只有1亿美元左右，一直捉襟见肘，十分紧张。

在能够创汇的所有出口货物中，茅台酒是极少数换汇成本低于官方汇率的商品，也就是不但不亏本，还有盈利，每吨可获利3000美元。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能换外汇而不必补贴的茅台酒，就成了中国外贸领域的“宠儿”。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茅台酒每年的出口数量在50吨到100吨之间，占到全年产量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1953年，茅台酒开始出口，注册商标为“金轮牌”，图案由一颗红五星和金色麦穗、齿轮组成。麦穗在外，醒目的红五星居中，喻示工农联盟的新中国执政理念。然而，当茅台酒印着这一标贴在国际市场销售时，却意外地碰到了阻力。外贸人员发现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太过鲜明，有些渠道不愿或不敢摆出来售卖。

这个问题一直被反映了好几年。到1958年才改用新商标，由中粮设计和注册。香港的设计师借鉴敦煌壁画的灵感，设计出“飞天牌”商标。图案为两个飘飞云天的仙女——她们分别是大乘佛教中的天歌神乾闼婆和天乐神紧那罗，其职能为散花传香和奏乐起舞——合捧一盏金杯，寓意“飞天仙女临河赐酒”。

后续：1971年，茅台酒厂“革委会”宣布用“葵花牌”商标替代“飞天牌”，到1974年再度改回。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内销“五星茅台”，外销“飞天茅台”。

1954年，外交放光彩 

茅台酒第一次在外交舞台上大放异彩，是在1954年4月至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

在为期三个月的漫长会议期间，周总理捭阖纵横，实现了全部的外交任务。归国后，周总理在总结会上风趣地说：“在日内瓦会议上帮助我们成功的有’两台’，一台是’茅台’酒，一台是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两台外交”成为当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自此以后，茅台酒成为外交部接待各国元首和使节的最高规格用酒。它如同一个极特殊的液体媒介，在不同的年代和时刻，成为国家礼节的一部分。

1954年，师徒制的恢复

1954年，在郑义兴的推动下，酒厂恢复师徒制，尝试工艺传承的公开化和统一化。

郑义兴出生于1895年，家族世代为酒师，传到郑义兴这一辈，已是第五代。他18岁到茅台镇的成义烧房当学徒，因勾酒天赋极高，很快出人头地，为各家烧房争相聘用，先后在成义、荣和和恒兴以及遵义的坑集烧房担任掌火师。

1953年之后，郑义兴与师弟郑银安（当时是“华茅”的掌火师）、郑永福等人相继入职酒厂，已经57岁的郑义兴担任主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他向张兴忠提议，在全厂范围内恢复之前的师徒制。

到1958年，茅台酒厂已有20多名酒师开业授徒，100多名青年工人拜师学艺。这一制度在20世纪60年代被迫中止，到1980年重新恢复。目前，在茅台酒厂的技术职称上，共有四位首席酿造师，分掌制曲、制酒、勾兑和品酒四大环节，其下有特级、一级、二级和三级职称。

这一制度为茅台酒厂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酿酒技术人才，成为酒质保障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防线。

尤其值得记录一笔的是，在后来的很多年里，茅台酒厂历经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甚至在“文革”中有短暂的军管时期，厂级领导更迭六七次，唯一没有遭到过冲击的是技术副厂长，酒师制度也一直延续至今。

1956年，张厂长被撤职

张兴忠是一个勤勉的厂长，尽职尽责，而且跟厂里工人的关系也很融洽，经常拿自己的工资买烟到窖房里发给大家抽。

但他却犯了一个错误：差点把茅台酒改造成了二锅头。

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酿酒量的连年提高，茅台酒的库存开始挤压，1952年酿出10多万斤酒，有一半左右没有卖出去；到1953年4月，库存上升到了13万斤。张兴忠分析来分去，价格贵是最重要原因。而价格贵是因为耗粮成本高，一斤酒要用掉五六斤粮食。要真正把成本降下来，只有改变工艺一条路。

当时，全国正在掀起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张兴忠怎么想都觉得茅台酒厂应该响应国家的号召，把成本降下来。于是他在厂内提出，学习二锅头工艺，降粮耗，多出酒。

但没想到改造工艺后，粮耗降下来了，出酒率也提高了，但最大的问题也出现了：质量严重下滑。1956年，茅台酒的产品合格率只有12.19%。

同时，贵州专卖局就不断接到各地专卖公司的反映函：“茅台酒品质极差，香味度数均不够，以致影响销路，前调散酒万斤，因色味较差难以脱售。”一些地方要求减少订货量，四川甚至直接发来电报，要求“请停发货”。外贸渠道也反映强烈。

这事让朱德知道了，他拨通了贵州省委书记兼省长周林的电话：“我觉得茅台酒质量下降了，包装也土里土气，外国人看了不顺眼。”

朱德说：“你们不要片面强调增产节约。节约一度电、一吨煤、一吨水也是增产节约嘛，不要在茅台酒的传统工艺上打主意。一定要按传统工艺，一定要保证茅台酒的质量，不能损害茅台酒的声誉。”

就这样，“好厂长”张兴忠成了茅台酒厂历史上第一个因质量问题被撤职的人。

一个很难回避的事实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漫长时期里，降低粮耗、降低酒精度、探索新式酿酒法，一直是中国白酒业的主流趋势。

无论是汾酒还是茅台酒，都是用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酒。它们受到粮耗、节气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而且成本居高不下。所以，在物资短缺的年代，找到更廉价的酿酒原料，以及使用酒精勾兑生产白酒，是白酒业的两大变革方向。

1954年，周恒刚在山东省黄台酒精厂尝试添加酒精糟液来制造麸曲，起到了节约制曲原料的效果。1955年，地方工业部组织10多位专家，由周恒刚带队进行著名的“烟台试点”，总结出一套“薯干原料、绿曲酵母、合理配料、低温入窖、定温蒸烧”的“白酒工作大法”。这一试点成果迅速在华北地区得到了推广。

几乎就在同时，四川和上海的另外一些专家将玉米和薯类蒸馏出高纯度酒精，然后采用“三精一水”的酿制方法，即用酒精、香精、糖精加水稀释配成白酒。相对于传统的“固态法白酒”，它被定名为“液态法白酒”。

1955年11月，地方工业部主持召开全国第一届酿酒会议，全力推广“烟台试点”经验，提出“全国节约粮食12万吨，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的口号。

这些政策导向，给传统白酒工艺带来挑战，与会的国家名酒工厂的代表们惴惴不安。在相关领导的建议下，会议还是在决议通报中注明了国家名酒应恢复与维持原来原料、用量及时间，方法不变，以保证质量，名酒要有一定的陈贮期。实际上，这几条指示都是针对茅台酒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既要保证质量，又要降低成本，这是不可能完成的矛盾任务。茅台酒厂陷入了长达16年的亏损期。如果没有外贸和外交的特殊需求，这家企业要么真的走上“二锅头之路”，要么就悄无声息地破产消失。

1957年，第一套“茅台酒的生产概述”

张兴忠事件让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也许回到祖训是最安全的。郑义兴重新得到了任用。他做了一项破天荒的工作：以传统酿酒技艺为基础，制定出了第一套茅台酒生产的操作流程。这也让他在很多年后仍然被人念念不忘。

郑义兴率先打破祖传陈规，把传统酿酒技艺形成文字，整理成册。在这一手册的基础上，茅台酒厂制定出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工艺操作规程。它分为“茅台酒的生产概述”、“茅酒制曲操作法”、“包装组操作规程”和“原料、半成品、成品之分析”四个部分。

“茅台酒的生产概述”涵盖了茅台酒酿制的全部流程细节，对每一个步骤均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它对过去几年的工艺争论进行了一次正本清源式的规范。

时年62岁的郑义兴，作为手册的主起草人而成为茅台酒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在那年年底，他连升三级工资，还得到了一件皮大衣作为奖励。

1958年，一次谈话又改变了一切

那一年，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余，毛泽东参观杜甫草堂，贵州省长周林随行陪同，两人有了一段对话。

毛泽东问周林：“茅台酒现在情况如何？用的是什么水？”

周答：“生产还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

毛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量。”

在杜甫草堂谈话的当晚，周林就把相关精神传达给了遵义专署，一位副专员第二天就赶赴仁怀。在接到“一万吨”的指示后，茅台酒厂马上修正了发展规划，提出“在1959年扩建1200吨产能，1961年再扩建2000吨，1962年投产”。

在刚刚过去的1957年，酒厂酿酒283吨，在郑义兴等人的品质管控下，酒的质量是建厂以来最好的。到1958年，产量猛增到627吨，接下来的1959年为820吨，1960年居然逼近千吨，达到912吨。

但问题是，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困难时期”，酿酒产量如此猛增，背后面临的是巨大的粮食危机。在酒厂的档案室里有一份1959年的工作报告，记录了当时“全省保茅台”的决心。

同时，为了完成三倍于产能的指标，“放卫星”，再次提出了改革增效，结果酒产量火箭般地增长，而质量则以同样的速度下滑。1960年酿造的912吨茅台酒，后来进行开缸质检，合格率只有12%，导致800吨酒无法入库，被当作土酒处理，酿成茅台酒历史上耻辱性的“800吨土酒事件”。

“全省保茅台”的农民血汗粮，最终没有成为企业和国家的资产。

郑光先被免去厂长职务是在1964年1月，他被下放到车间当工人，这一干就是十多年。酒厂的领导班子除了三个技术副厂长，其他成员都被处分，职务一抹到底。

1963年，第二届全国评酒会

1963年10月举办第二届全国评酒会，与11年前的大佛寺评酒会相比，这一届评酒会的规模和规范性显然都提高了很多。主办方换成了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

当时全国已经有6000多家国营酒。经过层层选拔，最后入围参选的共有196种酒，包括白酒75种、葡萄酒25种、果酒20种、黄酒24种、啤酒16种、配制酒36种。

共聘请全国评委36名，其中白酒组评委17名，俱是当时白酒业的扛鼎级专家。具体的评选办法是采用色、香、味百分制打分，所有的酒品密码编号，评委盲品并写评语，经过初赛、复赛和决赛三轮淘汰选拔。经过半个月的评选，在白酒类，最终评出八种“国家名酒”。

后世所谓的“八大名酒”，起源就是这次评酒会。按当时的得分高低，它们分别是：五粮液、古井贡酒、泸州老窖特曲、全兴大曲、茅台酒、西凤酒、汾酒、董酒。

由于是编码盲品，这个结果在事先无人可以干预，因此算得上公平公正。然而，得分排序出来后，还是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震撼，原因是茅台酒排在第五，而汾酒则落到了第七。

周恩来是在吃饭的时候，听说茅台酒在评酒会上得了第五名，要求轻工业部到他那里做一个专门汇报。部里也很紧张，在汇报前特意重新召集评酒的原班评委们又搞了一次复评，结果还与之前是一样的。在听完了汇报后，周总理说，看来茅台需要帮助。

1964年，茅台试点

正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轻工业部组织两支专家队伍分赴贵州和山西，展开“茅台试点”和“汾酒试点”。汾酒组由轻工业部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秦含章领衔，而被派到茅台的，就是这次评酒会的评委组组长周恒刚。

轻工业部从辽宁、黑龙江、河北、天津、河南以及贵州省轻工业科学研究所等处抽调了20多名科研人员，加上茅台酒厂的人，组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试点工作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试点组的研究主攻两个方向：微生物和香味。

周恒刚首次提出了一个观点：白酒生产，尤其是采用传统固态蒸馏工艺酿制白酒，利用的是环境中的微生物群，而不是单一微生物。

微生物群的数量多达上千种，这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困难，同时也形成了复杂香型白酒的独特风味。为此，周恒刚为茅台酒厂建立了第一份微生物档案，当时分离出了70多种微生物菌株。

1964年，三种典型体的发现

在试点组的所有研究课题中，除了在微生物上的突破，另外一个重大的发现便是：茅台酒是由三种典型体构成的。

典型体的发现人是李兴发，他因此成为茅台酒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他是茅台镇当地人，1952年“华茅”与“王茅”合并的时候就被招进了酒厂，因为表现积极，成了第一任团支部书记。1956年，26岁的他跟郑义兴和王绍彬一起被提拔为技术副厂长。

这个人年轻老成，不爱说话，为了勾酒，终生不吃一根辣椒，甚至在烧菜的时候也不放酱油。他是一个为酿酒而生的人。他的家就在厂区内，他常年泡在酒库里，把不同轮次和年份的酒进行勾兑和比较。

李兴发有做笔记的习惯，他在多年的勾兑试验中，记录了大量的酒样数据。在摸索中，他发现茅台酒的基酒可以按照感官指标分为三种，他把它们取名为：窖底香、醇甜香和酱香。

李兴发按嗅味区分白酒呈香成分的办法启发了周恒刚，使之猛然意识到，“香味极有可能来源于功能微生物的代谢物”。

香味与代谢物这两个反差极大的领域，就这样被周恒刚捏到了一起。

大喜之余，周恒刚立即安排试点组的林宝林、汪华等人采用纸上层析法，对李兴发提供的三种典型体基酒进行理化分析，很快又有了重大发现。

在对窖底香酒进行层析的时候，他们发现己酸乙酯的含量比较突出。周恒刚随即提出，取来泸州老窖的样酒进行比对测试，结果出来，同样是己酸乙酯含量较高，而且单体气味相近。

周恒刚由此得出结论：泸型酒，即后来的浓香型白酒的主体香就是己酸乙酯。

“三种典型体”理论的提出以及己酸乙酯的发现，如同一道闪电刺破漫漫长夜，让白酒业向工业化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可惜的是，因为接下来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白酒业如同所有的产业一样，进入了黑暗的“失去的十年”，茅台试点和汾酒试点的成果并没有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及专卖制度的取消，白酒业才终于进入空前的高速成长期。

未完待续～

加油，我和我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