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国学堂2025-03-09 11:52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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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秾芳诗》，此为绢本，朱丝阑瘦金体书，其独特之处在于，宋徽宗的瘦金书多为寸方小字，唯独《秾芳诗》为大字，凡 20 行，每行仅书 2 字，用笔酣畅淋漓，锋芒尽显，傲气十足，有断金割玉之气势。诗是这般写的：
秾芳依翠萼，
焕烂一庭中。
零露沾如醉，
残霞照似融。
丹青难下笔，
造化独留功。
舞蝶迷香径，
翩翩逐晚风。
舞蝶、迷香、残霞、晚风，自然的美轮美奂，似乎尽在赵佶的掌控之中，不费丝毫力气，便自他的笔端流淌而出。
园林乃书写的绝佳场所。宫殿并不适宜书写，宫殿适合朗诵，将皇帝的意志高声朗诵出来，通告天下，因而宫殿高大宏伟，尽可能地敞开，而四周的配殿和宫墙，则恰到好处地增添了它的音响效果。舒适的后宫适合书写，诸多皇帝都有于后宫办公的习惯，譬如紫禁城养心殿，自雍正至溥仪，清朝共有 8 位皇帝将此处当作寝宫，但即便在后宫，书写的内容也大抵与朝政相关，清朝因不设宰相，皇帝事必躬亲，所以在此，皇帝每日要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完成他的 “家庭作业”。
唯有苑囿，才适合书写些诗意文字。倘若说宫殿建筑尚有某种公共性，为朝廷政治服务，那么皇家园林则仅为皇帝一人服务，连大臣进入，都需经过特别许可，这个空间内所讲述的，已非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官方关系，而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因而更为私密、更具个人化，更契合宋徽宗式的游戏人生，而书法本身，并非全然以实用为目的，而更似一种艺术上的游戏。
像艮岳这般的皇家园林，必定会长出瘦金体这般的文字植物，反过来说，瘦金体只能在艮岳这样的土壤中生长，只能由艮岳的甘泉浇灌，因为一种书法风格的形成，与环境紧密相连，甚至于，一种风格，便是对一个世界的精准表达。儒家讲 “格物”，通过 “格物” 来 “致知”，物质世界与人的内心世界具有某种同构性，人们需要从物质世界中去深究 “物理”。
那么，作为艺术的书法亦是如此。赵佶的书法，不单是书法，亦是音乐，是建筑，是花卉，是美食与美器，是上述一切事物的混合体、综合物。它们皆是赵佶的一部分，相互酝酿，相互生成，无法拆分。
瘦金体乃典型的帝王书法，它与帝王的极端主义美学品位相联。它是皇帝的专属，甚至于，连皇帝也极难写出 —— 中国历史上 83 个王朝 559 个皇帝，也唯有宋徽宗一人写出这样的字。没有一人能如宋徽宗那般，拥有如此强大、丰饶、富丽的气场，也没有一人像赵佶那样善于从这庞大的气场上提炼出书法的金丹。瘦金体，近乎成为中国艺术中的孤品，空前绝后，独领风骚。在宫殿、苑囿、印玺之上，它成为无可比拟的皇权徽章，甚至，它远比君权还要不朽。
许多人言，赵佶是入错了行，他应当只做艺术家，不做皇帝，若不做皇帝，就不会有后来凄惨的结局。但于我而言，若无帝王、尤其是宋代帝王极端绮丽的生活品质，他亦难以创作出这种极端主义的字体。这是他的悖论，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悲剧。上帝乃大戏剧家，早已为每个人安排好了角色，他无从躲避。
人生不忍细述，还是看他的字吧。面对《秾芳诗》，我不止一次于心中复原他写字时的模样。他写字之时，其神态应当是专注的，聚精会神。在他身旁，龙涎的香气缭绕着，于空气中漫漶成繁复的花纹。对于这种若有若无的奇香，后人有如此描述：“焚之则翠烟浮空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烟缕，所以然者入蜃气楼台之余烈也。” 龙涎香的烟缕，竟有形可依，可以用剪刀剪开，丝丝缕缕，如赵佶的笔在笔洗里漫漶出的墨痕。
我想象着，在龙涎的芳香中，赵佶的脸上浮现出迷醉的神情，有点似太白醉酒后的那种沉醉感，又像做爱时的兴奋，只不过并非与女人做爱，而是与纸做爱。冰肌雪骨的纸，柔韧地铺展着，等待他的耕耘。赵佶的笔，就这样将龙涎香的烟纹一层层地推开，落于纸上。他以行书笔调来运笔，使他的一切动作皆富有节奏韵律的美感，故而不仅他的字美，他写字的过程亦定然是美的。瘦金体的字迹，仿若自身体深处涌起的一种电击般的兴奋，一层层地荡漾开来。
他所用是一种细长的狼毫，极难掌控，但它提供了一种塑性的抵抗力，赋予笔画一种锋利之力，能于细微的差异中传达出书写者鲜明的个性。将近 900 年后，末代皇帝溥仪也在自己的宫殿里试图复制这种笔，他偏爱赵佶的书法，紫禁城里更是搜集了许多真迹，其中便有《赵佶秾芳诗帖》、《宋徽宗赵佶恭事方丘敕绢本》、《赵佶蔡行敕》。他一遍遍地模仿，揣摩赵佶的心境，每当此时，他便感觉 “中国书法的巨人在引导着他的手，授权给了他每一笔、每一画、每一个字中存在的书法秘诀”；
他写坏了许多支笔，于是为这些笔制造了一个笔冢，为每一支笔都修了一个小小的棺木，立了碑，还写了碑文，包括制笔者的姓名、开笔和封笔的日期等等，不过这些皆为据说。唯一能够确认的，是溥仪如同赵佶一样，从这些笔墨出发，走向了囚徒的营地。
皇权助了他的艺术，他的艺术却挖了皇权的墙角。
04
血红的宫墙划分出了天堂与地狱的界限。依循物质的守恒定律，当帝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汇聚至少数人身旁，在更广阔的国土之上，则必然出现物质匮乏、饥馑乃至死亡。
当宋徽宗的宫殿每夜皆要消耗数百只名贵的龙涎香，当蔡京的府中做一碗羹需杀掉数百只鹌鹑，这个帝国早已是 “两河岸边，死丁相枕，冤苦之声，号呼于野”。其实，早在公元 1100 年，赵佶登基之初，便有一位名叫钟世美的大臣上奏：“财用匮乏，京师累月冰雪，河朔连年灾荒，西贼长驱寇边，如入无人之境。” 但庭院幽深，门禁森严，宋徽宗沉浸于他的艺术天地里，永远听不到宫墙之外的呻吟与呼喊。在如此浩大的宫苑中，所有不合时宜的声音皆会中途夭折。宋徽宗置身人间仙境，觉着生活美好，生命欢愉，他不明白方腊、宋江缘何要揭竿而起，不明白为何总有人与这个朝廷过不去。
他喜爱炫富，不炫富便浑身不自在。倘若向他人炫富倒也罢了，可他偏偏要向金国的使者炫富。但饱汉不知饿汉饥，宋徽宗不计后果的炫富，对于物资匮乏的金国而言构成了极大的刺激。据古气象学家的研究，唐末至北宋初期（公元 800—1000 年）乃是气候温暖、冬温少雪的 “中世纪温暖期”（Mediaeval Warm Period），而自宋徽宗时代起始，一直到南宋中叶（公元 1110—1200 年）则气温低寒，雪灾频繁，冬季漫长，是典型的 “小冰期”（Little Ice Age），亦是中国历史近 3000 年来的第三个寒冷期（Cold Period）。来自中亚细亚内陆沙漠的冬季干燥季风掠过中原，致使北宋出现大面积沙漠化。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 1111 年），淮南旱；政和三年，江东旱；政和四年又旱，皇帝下诏，“赈德州流民”。
与中原农耕民族相较，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对气候的依赖更为显著。公元 1110 年，辽国（当时金国尚未建立）大饥，“粒食不阙，路不鸣桴”。北宋政和四年、公元 1114 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率领 2500 人，在来流水起兵反辽，一年后创立大金国，十年后灭掉大辽国，而后挥刀直指北宋。
在物质丰饶之时，享乐或许是个人之权利；但在民不聊生之岁月，奢侈便是罪孽，不仅需承担道德上的责任，甚至应当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宋徽宗享乐的直接后果是：公元 1120 年，方腊率众于歙县七贤村起义。起事时，方腊之妻浓妆艳抹，前胸缀嵌一大铜镜，对着太阳行走，远远望去，光芒耀眼，在无数百姓眼中成为毋庸置疑的祥瑞之兆，于是纷纷入伙。方腊之乱，惨死者逾 200 万人。
（鸣谢祝勇先生才情之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