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北后海资村，一方埋藏千年的墓志悄然出土，一段被历史尘埃掩盖的北魏往事，随之重见天日。
1919年，河南洛阳城北后海资村南凹，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座古墓，除大量随葬陶器外，还有一方墓志。据此，墓主身份得以揭晓——北魏宗室、车骑大将军、雍州刺史元遥。
这方熙平二年（517年） 刻制的墓志，不仅记录了这位北魏皇族的一生，更成为解读那个动荡时代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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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墓志重现：一段被唤醒的历史
《元遥墓志》以其独特的艺术韵味和珍贵的史料价值，立刻引起了学界关注。墓志石呈长方形，高60厘米，宽63厘米，志文29行，满行29字，楷书。
1938年，于右任先生将这块墓志赠予西安碑林收藏，使其成为研究北魏历史与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
与此一同出土的还有《元遥妻梁氏墓志》，高13厘米，宽42厘米，志文10行，满行10字，楷书，刻于北魏神龟二年（519年）。
这两方墓志共同构成了研究元遥家族及北魏宗室生活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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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墓主身世：皇族血脉与军政生涯
据墓志记载，元遥（467年-517年），字脩远，河南洛阳孝弟里人，乃恭宗景穆皇帝之孙，京兆康王第二子，其皇族血脉纯正，身份显赫。
元遥年少时便展现出非凡才华，“俊貌奇挺，宽雅夙蕴”。年仅十三岁，就因才华出众被高祖孝文帝所器重，特被优引朝会，“令与诸王同宪章”。
他初革出身为下大夫，后随孝文帝迁都洛阳，任员外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
墓志记载，太和之季，“伪贼侵边，王师亲讨，军次马圈”，当时孝文帝身体不适，“特命公与太师彭城王侍疾，委以戎马，晏驾之始，在公怀抱”。
元遥在孝文帝临终前被委以重任，见证了皇帝生命最后的时刻，这段经历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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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平定叛乱：大乘之乱的镇压者
元遥一生中最显赫的功绩莫过于平定大乘之乱。墓志记载：“熙平初，大乘之乱，倾荡河冀，非公神武，无以穷讨，除公征北大将军、都督北征诸军事”。
大乘之乱是北魏时期一次重要的宗教叛乱，《元遥墓志》提供了官方记载之外的细节。
叛乱首领法庆“说勃海人李归伯”，自称“大乘”，提出“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的口号。
叛军行为极端，“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甚至规定“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破坏。
元遥受命征讨，“帅步骑十万以讨之”，最终“擒法庆并其妻尼惠晖等，斩之，传首京师。后擒李归伯，戮于都市”，成功平息了这场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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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属籍之争：宗室身份的辩护
元遥一生中还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个人政治危机——被剔除属籍。墓志记载：“初，元遥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孙，至肃宗而本服绝，故除遥等属籍”。
这意味着他们被从皇室宗谱中剔除，失去了宗室身份及相关特权。
面对这一危机，元遥上表力争：“臣去皇上，虽是五世之远，于先帝便是天子之孙”。他引用礼法力争，强调“圣人所以南面而听天下，其不可得变革者，则亲也，尊也”。
他还援引先例：“临淮王拓跋提，分属籍之始，高祖赐帛三千匹，所以重分离；乐良王拓跋长命，亦赐缣二千匹，所以存慈眷”。
尽管元遥的申诉得到尚书令任城王元澄、尚书左仆射元晖的支持，但最终 “灵太后不从”，维持了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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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墓志价值：补正史之阙
《元遥墓志》的出土，对于研究北魏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史籍《魏书》、《北史》中关于元遥的记载存在阙略、讹误、抵牾之处，墓志恰好可以依此予以补正。
据学者刘军研究，正史对元遥的记载存在明显问题：《魏书》对元遥孝文、宣武帝时的辉煌业绩敷衍了事，却对晚年的记录格外翔实。
这种不正常的记载方式，可能源于北魏后期的政治斗争与官方修史的书法原则。
墓志还为了解北魏宗室政策演变提供了线索。元遥的政治起伏，与孝文帝重用宗室、宣武帝打压近支宗室的政策变化密切相关。
06 书法艺术：魏碑的精致代表
《元遥墓志》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书法艺术的珍品。墓志书法“端严含蓄，字字精妙”，是魏碑书法的典型代表。
北魏“元氏墓志”因孝文帝时期改“拓跋氏”为“元氏”而得名。由于元氏家族的特殊地位，其墓志在选石、书丹、镌刻等方面都与众不同。
选石考究，书写恭谨，镌刻精到，在书法风格上主要表现为 “平正、温润、和谐、典雅、秀逸、美观” ，有一种皇家风范。
与《元遥墓志》一同展示的《元遥妻梁氏墓志》，其书法也同样精美，被评价为“魏碑中的精品佳作”。
元遥墓志如今静静地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与同时代的其他元氏墓志共同见证着那段历史。这些墓志因北魏孝文帝改“拓跋氏”为“元氏”而得名，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其在选石、书丹、镌刻等方面都与众不同。
透过这些斑驳的石刻，今人依然能感受到北魏王朝的兴衰起伏，以及那些被岁月尘封的个体命运。元遥墓志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永恒的艺术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