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的出身背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算得上典型的名门望族代表。她于1905年11月22日降生在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原名朱贻荫，小名桂凤。朱家在当地经营贸易，家境殷实，这让她从小就能接触到系统的教育资源。这样的家庭环境在民国初年并不多见，尤其对女性来说，能有机会学习识字就已经是幸运，更别提深入钻研各种知识了。朱枫的父亲朱云水是清末进士，家族积累了不菲的财富。
1914年，朱枫进入镇海高级女子小学就读。那时候的教育体系还带着旧式学校的痕迹，课程以国学为主，她在这里打下基础。七年后的1921年，她转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宁波地区女子教育的标杆，课程设置宽泛，包括财会、医药护理、雕刻和生物等多门学科。朱枫在校期间表现出色，同学们私下称她为才女，这不是空穴来风，她的成绩单上各项都名列前茅。这样的学习经历让她养成严谨的习惯，也为后来从事情报工作的细致作风埋下种子。
1927年，朱枫遵从家庭安排，嫁给奉天兵工厂工程师陈绶卿。这桩婚姻是典型的包办式，丈夫比她大十多岁，在东北工作稳定。她随夫北上，1930年生下女儿朱晓枫。家庭生活本该平静，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东三省，局势急转直下。朱枫夫妇带着孩子仓促南返镇海，火车上颠簸的日子让她第一次直面国家危亡的现实。回到故乡没多久，陈绶卿就因病去世，年仅三十多岁。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成为寡妇，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包括丈夫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陈宜和陈莲芳。陈莲芳小名阿菊，后来成为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这层身份在朱枫生前是完全未知的秘密。
朱枫对继女一视同仁，从不歧视，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需要极大的胸怀。她一边操持家务，一边继续自学，练习书法，跟随沙孟海学习小楷。沙孟海是宁波著名的书法家，他为朱枫改名朱谌之，字弥明，寓意光明磊落。这名字改得贴切，也预示了她后来的革命道路。陈莲芳的成长轨迹则与朱枫的理想背道而驰，阿菊早年随国民党官员辗转各地，接受特务训练，婚后与王昌诚一同在保密局任职，以经商为幌子执行监视任务。这种双重身份的巧合，后来成了朱枫潜台时的最大隐患。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朱枫彻底抛开舒适生活，加入抗日救亡行列。她变卖家中金石书画和手工制品，全数捐给抗日活动，还动员亲友宣传救护。这不是空谈，她在镇海开设工艺传习所，收容难民，教他们手艺谋生。这样的举措在当地掀起波澜，带动了基层抗日热情。朱枫的丈夫朱晓光是共产党员，两人志同道合，1938年结为连理，这让她更紧密联系党组织。
1938年初，朱枫在武汉向新知书店捐款五百元，支持党的出版事业。次年，她又捐八百元给台湾抗日义勇队，并安排女儿朱晓枫加入少年团，自己夫妇则奔赴前线。夫妇俩随新四军开设随军书店，负责印刷教材和宣传资料。上级发现他们在地下工作上的天赋，将他们吸收进中共特科，从事秘密采购和联络。朱枫夫妇走南闯北，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购置大批用品，这项工作风险极高，却做得井井有条。
1940年，朱晓光被捕，朱枫化名周爱梅，三次潜入上饶集中营送药并助其逃脱。这次行动显示了她的机智和胆识。1944年，她在上海筹备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同丰商行时不幸被捕。面对日伪严刑拷打，她宁死不屈，一丝组织情报未露。组织营救后，她冒险取回存款和账册，为同志转移提供资金。1945年，经长期考验，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身心投入隐蔽战线。
入党后，朱枫调赴香港，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一干四年。她出色完成任务，包括安排民主党派和文艺名人南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她仍在香港执行指令。这样的生涯让她从一名知识女性转变为专业情报员，她的贡献往往隐于幕后，却支撑了前线的胜利。朱枫的隐蔽战线工作接地气，她利用自身文化背景和人脉，掩护采购布匹药品，这些物资直接救了无数战士命。相比那些战场英雄，她的牺牲更隐忍，更需要长久的耐心。
国民党方面的渗透始终是隐患。陈莲芳作为特务，在保密局的角色让她掌握监视技巧，这与朱枫的地下身份形成鲜明对比。阿菊的立场源于国民党系统的洗脑和利益捆绑，她从未动摇。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退守台湾，意图反攻大陆。为推动解放，组织派朱枫潜入台湾，与吴石、蔡孝乾配合搜集情报。朱枫经验丰富，又有继女陈莲芳的入口证为掩护，她以探亲名义乘船抵达基隆港。陈莲芳在台北接她，两人同住数月，却互不知身份，阿菊以经商掩护实际执行国民党任务。
朱枫一到台湾，就与老郑接头，老郑是长征老战士，提供多项绝密情报。随后，她联络吴石，吴石代号密使一号，曾助解放军渡江和攻克上海。到台后，他利用国防部参谋次长职位，搜集台湾布防、国军部队番号等核心信息。朱枫多次从吴石处取情报，三天内送至大陆，文件直达中央军委，领导阅后决定记功。在台两个多月，她传递多份情报，任务基本完成。
1950年2月2日，吴石紧急告知，中共台湾省工委被破获，蔡孝乾1月29日被捕，仅一周就叛变，供出朱枫等多人。蔡孝乾的出卖导致地下网瓦解，逾1800名情报员落网。吴石签发特别通行证，让朱枫乘军机去舟山定海返大陆。但蔡孝乾很快供出吴石，国民党搜查其家，缴获证件，在舟山布下天罗地网。2月18日，朱枫在医院被捕，押至定海看守所，后转台北监狱。
在狱中，国民党严刑拷打，朱枫吞金自杀未遂，被送荣民总院抢救。她始终守口如瓶，国民党文件称其党性坚强，却一无所获。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陈宝仓、聂曦等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秘密枪决，年仅45岁。国民党火化遗体，骨灰置无主罐，署名朱湛文，存台北富德公墓。
蔡孝乾的叛变是悲剧核心，他作为工委书记，本该是骨干，却迅速投敌，在台币上记下线索，导致大面积破坏。这暴露了国民党审讯手段的毒辣，也反映了地下党内部的脆弱。陈莲芳的角色更复杂，她提供入口证，却不知朱枫身份，同住时未识破，这得益于双方的保密工作。但阿菊事后陈情军法局领遗物，却因自身立场作罢，她的特务生涯延续到晚年，影响了家族团聚。
朱枫的牺牲接地气，她本可安享晚年，却选择高风险任务。这不是浪漫英雄主义，而是对国家统一的务实贡献。台湾任务的失败源于叛徒，但也提醒我们，情报战中信任是双刃剑。吴石案牵连400余人，朱枫的就义是其中缩影，她的骨灰漂泊60年，象征两岸分裂的痛楚。
朱枫牺牲后，家人守秘多年。1951年，女儿朱晓枫收到革命烈士证书，她转入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丈夫朱晓光在新华书店任职。骨灰下落不明，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朱晓枫见吴石遗骸归葬大陆，心生希望。2001年，她在《老照片》杂志读到徐宗懋的《战争后的战争》，首次见母亲临刑照。
2003年，朱晓枫赴上海拜访徐宗懋，提供线索指王昌诚和陈莲芳知情。徐宗懋回台寻访，两年无果。2005年，前台北民政局长林正修助查，找到85岁的陈莲芳。她否认关系，称一家国民党，后在全家福前忆起往事，承认保密局身份，曾陈情领骨灰但作罢。线索中断。
2010年，上海潘先生提供纳骨塔迁移名册线索，编号77罐署朱湛文，或为笔误。徐宗懋追查，3月确认遗骸。经海基会和海协会协调，12月9日骨灰运抵上海。朱晓枫携子朱明接机，2011年7月14日安葬镇海革命烈士陵园。故乡建枫园和纪念楼，2013年无名英雄广场刻其名。
陈莲芳晚年隐瞒身份，直至离世，她的特务背景让寻亲多舛。蔡孝乾叛变后继续国民党任职，其后人鲜有提及。这段回归过程有逻辑，它靠两岸民间努力，体现了历史的和解。朱枫的归来接地气，不是大张旗鼓的仪式，而是女儿的坚持和乡亲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