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方鼎诸器的年代及器主身份探究
（先秦史暨毛氏文化学者毛天哲）
导读摘要：
本文基于金文历谱与天文星历推算，对静方鼎、静簋等“静器群”的年代与器主身份提出新解。作者指出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穆王元年有误，进而以“毛氏西周断代年表”为据，将静方鼎断为昭王九至十年器，静簋为昭王十四至十五年器。文中进一步考证静为文王幼子季载之孙、顾命毛公隥之子，即冉（聃）国始封君，并推断其为师遽方彝铭文中“文祖它公”。此研究不仅重构了静器年代体系，亦为西周早期毛氏家族与南土经略史提供了新的系联线索。
关键词：
静方鼎；西周断代；金文历谱；毛氏家族；冉国；昭王南征
静方鼎现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据传二十世纪初，一位日本农民耕作时偶然发掘此器，后捐赠予出光美术馆。自此，这件珍贵青铜器被列为日本国宝，吸引众多观者前来瞻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曾亲赴日本，对静方鼎进行实测与墨拓，并于《文物》1998年第5期发表《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详加介绍，遂使此器为国人所知。
静方鼎为西周早期后段青铜礼器，内壁铸铭文九行，凡七十九字，记载周王命师中与静“省南国”等事，涉及昭王南巡、军事部署等重要史实。此器一经公布，即引起李学勤、张懋镕、王占奎、李仲操、沈长云、王恩田、刘启益等国内学者关注，诸家对其铭文与年代深入探讨。虽李仲操、王恩田等疑其为伪刻，然多数学者仍认同该器与昭王南征荆楚有关。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将静方鼎列为推定西周王年的七大支点之一，试图以其曆日逆推昭王元年。
李学勤将静方鼎曆日分系两年，以“十月甲子”为公元前999年（昭王十七年）十月初一，“八月初吉庚申”与“既望丁丑”分别为前998年（昭王十八年）八月初一与十八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采纳李氏观点，亦将静方鼎曆日安排于昭王十八、十九年，对应公元前978年十月癸亥朔（甲子为初二）与前977年八月戊午朔（庚申初三，合初吉；丁丑二十日，合既望）。
然哲以为，静方鼎铭文未载王年，不可仅凭曆日推定其绝对年代。反之，若有可靠之西周王年表，如确知康王或穆王元年，则可自上或自下推求静方鼎曆日所属之王世。断代工程即采此法，定穆王元年为前976年，并以此上推，认为静方鼎合于昭王十八、十九年之曆日。惜其未察所定穆王元年有误，且所建年表中成、康、昭诸王元年亦未必可信。
欲得正确之西周王年体系，须借助文献曆日与存世八十余件四要素俱全之青铜器铭文反复校定。哲昔以此法撰成“毛氏西周断代年表”，庶几还原西周王年之实貌。既有此基，则可对无王年而具月、日干支、月相之铜器进行系统归位。
除静方鼎外，世所见“静”器尚有静簋（集成4273）、静卣（集成5408）、静叔鼎（集成2537）及小臣静卣（《銘文選》1.171）。学者多认为诸器属同一人，唯彭裕商主张小臣静与静簋、静卣之器主为同名异人。哲按：彭说所据未必坚实，因早期研究有将诸静器分置于西周早期与穆、恭时期，遂令人误以为非一人所作。除静叔鼎与小臣静卣无曆日或曆日不完整外，静簋、静卣皆具三要素俱全之曆日，尤以静簋、静方鼎铭文皆载有前后两年不同月相之日干支，极易逆推其绝对年代。今以余所考《毛氏西周断代年表》为基，试对静方鼎、静簋等器之年代与器主身份作一系统探究。
一、静簋曆日具备唯一值
静簋出土较早，原为清宫旧藏（《西清古鉴》有著录），后归李山农、罗振玉，现藏美国华盛顿萨克勒美术馆。其年代及所属王世，王国维、董作宾、吴其昌、郭沫若等皆曾研究，先辈以静为未来之宣王，而定静簋为厉王世。后日本所藏静方鼎介绍至国内，静簋年代遂被推至穆王以前。今学者多认为是穆王时器，然亦非是。
静簋宽式释文如下：
隹（唯）六月初吉。王才（在）蒡京，丁卯，王令靜𤔲（司）射學宫，小子𥄳服、𥄳小臣、𥄳夷僕學射。𩁹八月初吉庚寅，王厶（以）吳（莽）、呂{刚牛}（犅），（郷豳艿）𠂤（師），邦君射于大池。靜學（教）無（眣），王易（賜）靜鞞剶，靜敢拜𩒨首，對揚天子不（丕）顯休，用乍（作）文母外姞（尊）𣪕（簋）。子子孫孫其萬年用。
静簋铭中出现两个“初吉”，难倒诸多学者。张闻玉主张初吉为朔，谓“八月朔丙寅，铸器者并不书为丙寅，而是书为吉日庚寅”。然先人质朴，没后世这么多花花肠子，张说未必可靠。哲以为，铭中关键字“粤”未受重视，此“粤”实为跨年之定语。干支纪时六十日一循环，自丁卯至庚寅，或差二十三日，或差八十三日。同一年中，绝无二者皆在月初之理。董作宾虽误定静簋为厉王三十三及三十四年事，然将“王命学射”与“比射”分作二年，实为卓见。宗小子学射非二月可成，当以一年为限。
铭文分述二年事并不鲜见，静方鼎亦然。此类分置前后二年之月相干支纪时，极易推得其绝对年代。哲通过天文星历逆推，静簋两曆点分别为前968年6月2日（周正六月丙寅朔，初吉丁卯在二日）与前967年8月19日（周正八月己丑朔，初吉庚寅在二日），且为西周二百八十年间唯一合曆之值。对照《毛氏西周断代年表》，分别为周昭王十四、十五年。
二、静方鼎的年代与曆日归属
静方鼎器内壁铸铭文九行七十九字，释文如下：
隹（唯）十月甲子，王才（在）宗周，令師中眔静省南或(国)相？，執（藝）㕇（幃）。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才（在）成周大室，令静曰：𤔲（司）女（汝）,𤔲（司）才（在）曾噩（鄂）師。王曰：静，易（赐）汝鬯、旂、市，采冉。曰：用事。靜揚天子休，用乍（作）父丁宝尊彝。
【出光館藏】67 静方鼎铭文
静方鼎铭文虽未明言王年，然其“十月甲子”“八月初吉庚申”“既望丁丑”等曆日为断代关键。“十月甲子”或为朔日或初吉之省文，且铭文所载曆日为二年事已成学者共识。依静簋推历之法，亦可求其绝对年月。哲通过天文星历逆推，静方鼎两曆点分别为前973年10月23日（周正十月癸亥朔，甲子在二日）与前972年8月15日（周正八月己未朔，既望丁丑在十九日），亦为西周二百八十年间唯一合曆之值。对照《毛氏西周断代年表》，分别为周昭王九年、十年。
静簋、静方鼎铭文之绝对年代表明，断代工程定穆王元年为前976年实误。李学勤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将静方鼎繫于昭王十八、十九年，皆含臆断之嫌。依哲以往研究，周昭王或卒于十六年，溺于汉水，尸骨无存（汲塚纪年云：“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周人隐匿不宣，后由孪生弟穆满监国续征，至十九年丧六师于汉，穆满始继位称王。
周王室经略南土，始于康王末期。新出韦甗壶铭文曆日表明，“南宫伐虎方之年”在周康王廿五年。康王南巡伐虎方，为周人经营南土之重大战略行为，昭王南征实为延续先王国策。中方鼎铭“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或”与静方鼎王命静与中省南国相类，皆为征伐荆楚之预备，惟下令之王不同。静方鼎年代定于周昭王九、十年，颇合史实。
三、静卣曆日不在昭王世
既已推得静方鼎、静簋之王世年份，可再推静卣之曆日。其铭文释文如下：
隹（唯）四月初吉丙寅，王才（在）蒡京。王易（赐）靜弓。靜拜𩒨首，敢對揚王休，用乍（作）宗彝，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初吉在丙寅，以朔日在甲子、乙丑、丙寅查天文星历，据《毛氏西周断代年表》于康、昭、穆诸王年间卡位，得康王四年（前1004年）、廿五年（前983年）及穆王六年（前957年）、十六年（前847年）、三十七年（前926年）合曆，故可排除昭王世之可能。
彭裕商曾指出：“成、康时期金文并无’子孫永寶’之套语，文末多仅言’用作寶尊彝’。至昭王时始渐有此套语。”此说可从，故康王世之可能亦可排除。静簋铭文套语为“子子孫孫其萬年用”，此卣铭为“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年代应略晚于静簋。另静方鼎铭“王在成周太室赐静采于冉”，表明静于昭王十年始受土别为一宗，而此卣铭记静“用乍宗彝”，亦可限定静卣制作在静方鼎之后不久，故可推定其年代约在穆王六年。
四、静之身份与冉国始封
沈氏、冉氏多尊文王幼子季载为始祖，源于司马迁《史记·管蔡世家》载“封季载于冉”。此非空穴来风，静方鼎或揭示其来历。铭记载昭王九年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即南宫中）与静省南国，相藝㕇。次年八月告成，王在成周太室赐静采于冉。冉在今河南平舆县，地近曾国、鄂国。铭中昭王令静曰：“亂汝采，亂在曾鄂师（次）。”“亂”为古文“治”字，武王有“乱臣十人”，即“治臣十人”。昭王命静治于其采地，后文说明采地为冉。
静方鼎首见于日本出光美术馆1996年编辑之《馆藏名品选》，有持井康孝铭文隶定。然持井康孝于第七行“采”字后一字未释，哲以为是“冉”字。昭王曰：静，赐汝鬯、旂、市、采冉，曰：用事。此说明静之采邑在曾、鄂邻近之冉。南宫中为毛叔鄭（季载）庶长子南宫（南公）之次子中必父。司马迁称季载封于冉，或为后世传说之误，即冉氏后人追述先世时，误将毛叔郑子孙封冉说为季载封冉。
沈子国见于春秋文献，《左传》载沈国亡于公元前506年，为蔡所灭。冉国与沈国或为前后相继之同一封国，类似曾国在文献中称随国。沈氏、冉氏应皆为文王幼子季载（毛叔郑）之胤。静方鼎表明，西周冉国初封在周昭王十年，自非文王幼子季载之封国，冉之始封君实为静，其极可能为季载之孙。
哲以为，静当为毛叔鄭（季载）之孙、顾命毛公（毛公隥）之子。班簋表明，文王太姒幼子受京宗懿釐，即周人始祖后稷封地所在。釐城亦称斄（邰）城、氂城，以封地为氏则称釐季载或氂季载。汲塚纪年载成王（亲政）十二年秋毛懿公薨，此毛懿公即文王幼子季载之谥号。毛叔鄭应为后世史官或宗人对文王幼子季载之追称，冉季載或为冉氏、沈氏后裔对始祖文王幼子季载之追称。此说可解千年之惑。
五、静与师遽方彝之“文祖它公”
昔研究师遽方彝、簋盖、师汤父鼎等器，一直困惑于铭中所见师遽之“文考旄叔、文祖它公”、师汤父之“文考毛叔”。师遽、师汤父皆无疑为毛公家族后裔，其父考皆属毛氏小宗一支。据班固《白虎通》云：“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各以其王父字为氏。”此虽指诸侯，然畿内王公之家亦应如是。惟师遽方彝、簋盖年代早于师汤父鼎，二者所言“文考旄叔”、“文考毛叔”未必为同一人。
昔哲曾误将师遽之“文祖它公”推为毛公班次子君牙（子牙父），今联系静方鼎观之，“文祖它公”极可能为静。西周早期毛氏有三公：文王太姒幼子毛叔郑（季载），别称尹佚（史佚），谥毛懿公；毛叔郑次子中旄父，即文献顾命之毛公（班簋中之“圣孙隥”）；以及穆王世大司徒毛公班。静应为毛公隥之子、毛班之父伯摄父（伯燛）之弟，亦即毛公叔郑之孙。静叔鼎虽无曆日，然其称谓表明静非长子。依周代“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之制，静之子称“旄叔”，乃以王父（中旄父）之字为氏。
师遽方彝虽无王年，然其曆日与师遽簋盖相参，可推为穆王二十八年（前935年正月戊子朔）前，或更早些的穆王二十三年（前940年正月丁亥朔）前之器，是以其文祖它公活跃于穆王中前期无疑。彝铭所称“文祖它公”正可与静方鼎器主衔接，故哲考“它公”即静，为师遽之祖父。静之子为“旄叔”，与穆王时毛公班为堂兄弟。至于师汤父之“文考毛叔”，则大概率指毛班之次子君牙（毛班虽身为三公，亦为毛公隥之孙，公孙之子可分氏），或君牙之子史孟，此有待后续史料进一步鉴别。
静与南宫中皆为文王幼子毛叔郑（季载）之孙辈，亦为顾命毛公（毛公隥）子侄辈。康王廿五年伐虎方期间，曾封南公长子于曾，又赐南公次子中“䙐土”为采；静方鼎表明静所受采为冉，即春秋经所见之聃国。此乃毛公（季载）家族拓殖南土之两支重要力量。班簋铭文表明，成王十九年王命毛伯（中旄父、顾命毛公）更虢城公服，“秉繁蜀巢令”，为周王室经略并控制南土之始。安州六器与静器群（静簋、静卣、小臣静卣、静方鼎）贯穿康、昭二世，反映毛公叔郑家族在西周早期政治格局中之重要地位。
结语
《尚书·顾命》、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班簋、静器、中器，以及湖北随州曾国出土相关彝器，皆说明成、康、昭、穆之际周王室对文王幼子季载（毛叔鄭）一脉子孙之倚重。太史公曰：“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此非虚言。惟“冉季”之名或为衍误，《管蔡世家》称季载封于冉，而静方鼎表明，静为冉国始封君，事在昭王十年。
班簋称皇公（季载）受京宗懿釐，釐即后稷封邑邰城（斄城），为周人圣地圣都宗周。釐城亦称氂城，故季载之正确称谓应为氂季载或釐季载。冉季在《左传》中写作聃季，冉国或即文献所见之聃国。“冉季”“聃季”应为“釐季”之音讹或形误。由静器可推，《史记》《左传》所载文王幼子之称谓，或为季载后裔追称所致。
静方鼎、静簋等器之年代考证，非仅关乎曆日推演，更牵涉西周早期王年体系与封国历史。哲以天文曆算与金石文献互证，定静方鼎为昭王九、十年器，静簋为昭王十四、十五年器，静为冉国始封君，系文王幼子季载之孙、顾命毛公隥之子，亦为师遽之“文祖它公”。此说不仅解静器年代之争，亦厘清冉国、毛氏之源流，于西周史研究颇有裨益。
毛家小子天哲识于金华知非斋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拟稿
参考文献
[1]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J].文物,1998(05):3–5.
[2]张懋镕.静方鼎小考[J].文物,1998(05):3–5.
[3]王占奎.关于静方鼎的几点看法[J].文物,1998(05):3–5.
[4]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28.
[5]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28.
[6]李仲操.也谈静方鼎铭文[J].文博,2001(03):75–76.
[7]王恩田.静方鼎铭文辨伪[EB/OL].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8]刘启益.静方鼎等三器是西周昭王十六年铜器[J].中国历史文物,2009(04):66–67.
[9]沈长云.静方鼎的年代及相关历史问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07):64–70.
[10]本书编写组.中华五千年长历[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2.
[11]张闻玉. 再谈金文之“初吉”.贵州社会科学. 2(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