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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成建制地从大兴路小学转到了大董家巷小学。

大董家巷

在大董家巷小学的时候，班上多了三个同学，其中一对双胞胎姐弟，弟弟叫恒子。姐姐叫什么忘了，就叫恒姐吧，整天很少有笑容，不过她那一举一动，倒像个姐姐。姐弟俩衣服破旧，补丁摞补丁；尤其是恒子，一双又破又脏的布鞋，除了进校门扯上脚跟，通常是趿着，有时疯逗打闹把鞋子弄掉了，就抬起一只腿蹦几步，把那鞋捞在脚上。恒姐衣服虽破旧，不过给人的感觉很整洁，一根独辫总是梳得光溜溜的，像前清的落魄秀才。

恒子不读书。上课经常睡觉。即使不睡，眼睛也不看讲台，更不会看书，但他却很忙。比如，从作业本撕一页纸，在黑板槽刮一团粉笔灰，包得平平展展的，上课的时候就用根针在上面戳一个个小眼。下了课就把那包纸放在手掌心，“友好”地拍一下人家的后背，于是在人家的后背就印上了“王八”的字样，或者乌龟的图案。

我们的班主任特别喜好揪耳朵，恒子自然是被老师逮去揪耳朵的常客。恒姐由于“管教不严”也被叫去挨呵斥。她也奈恒子无何，充其量皱皱眉头瞪一眼，或者朝弟弟身上一巴掌，那巴掌绝对不重，因为连声音都没有。

不过，他们俩也有风光的时候。那是上手工劳动课。一张印着花花绿绿图案的硬纸，按要求剪成一片片再粘好，拉动下面的纸条机关，武松就举拳打虎，或者白雪公主舞起来。

发的浆糊要么粘不牢要么难干透，但姐弟俩带来的浆糊又白又香干得又快，所以大家都用他们的浆糊，他们也不小气，任大家用。有同学说，他们家是糊洋火盒子的，所以浆糊好。

那时候下午放学很早，我们通常要在学校玩很久。很奇怪姐弟俩一放学就不见了人影。说到这里，还得提及另一个新同学：

这哥们长得很肥，一对缝眼老眯着。姓马名翀。就连老师也不认识“翀”字，我们认为能取这个名字的人一定有学问，马翀洋洋得意地点头默许了。但是，我们一直管他叫“马震”，因为：

那年头大概吃了各种各样的杂粮缘故，课堂上经常有些因生理现象产生的杂音，本习以为常，但这家伙却会随时震一个，所以诨名“马震”，就连老师也喜欢拿他开心：“震一个。”他缝眼一瞪，腮帮子一鼓，卟 —— 音效就出来了。于是，老师们笑得人仰马翻。

有老师的欣赏在先，这小子胆子也逐渐大了，时常在课堂上创作一个，老师喜欢他，装着没有听见。不过，他也有过冤案，那天上课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抑扬顿挫的一长声，同学们笑翻了天；老师可能心情不好，把教鞭一拍，只听马震申辩：“这个 —— 不是我的啊。”老师吼叫：“不是你是鬼！滚到外头站着！”

其实，我们都知道马震委屈，因为他的爆发力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艺术境界。

马震读书很认真，也喜欢玩，只是玩法与恒子不一样。他喜欢粘知了，两根细竹竿用松紧带捆绑，成了伸缩竿，在竹竿的顶端抹上洋㞎㞎和松香，朝那知了轻轻一点，一粘一个准。后来才知道，他粘的知了是用来卖钱的。进江汉公园要门票，知了也少，无法量产，他不知怎么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即现在的月湖桥一带。当时那里是土堤，沿堤长满了大树，满树的知了叫个此起彼伏。

落成不久的江汉桥

他带我去粘过几次。从四官殿坐7路公汽沿江、沿河大道后，右拐顺着江汉桥引桥旁马路，再左拐上中山大道到硚口。记得在江汉桥引桥边的长江食品厂附近，两旁分别有一个半圆形花坛，人们叫作“磨盘”。那里有一站“汉水桥”。

这天放学，就去硚口粘知了。车上马震突然要撒尿，肥脸憋得像猪头。只得在汉水桥站下车去马路对面的公厕，下车的时候他与售票员纠缠了一阵，因为到硚口买的8分钱车票，而到汉水桥只要5分，马震逼着售票员退了3分钱，也不怕憋得难受。正要过马路，他一声惊乍：“恒姐！”

果然，恒姐身上斜挎一个已经不见绿色的军用水壶，弓着身子在推一辆板车。我们想看个究竟，就退回到马路对面远远跟随，到了桥中央，板车停下，才发现是恒子用绳子拉这辆板车。车老板给了恒子一张钞票就翘起板车扶手，一跳一颠地下桥了。恒子把钞票给了恒姐（马震断定：一角钱），手上挽一根麻绳，麻绳上套着一根铁钩；恒姐递过水壶，恒子摇摇头，顺手将绳钩搭在肩上，模样老道成熟，用现在的话说，有点酷。然后姐弟俩一后一前地回头往桥下走去。

我和马震没有惊扰他们，干脆笔直走向汉阳。到汉阳引桥，马震才惊叫着蹿下土坡，对着一堵围墙轻松了。一路上马震反复说“划不来”，起初我以为他是说恒子姐弟为挣钱耽搁了学习划不来，马震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晓得个屁！”

马震告诉我，他爸爸是炸爆米花的，有几多人撑饱了有米去炸爆米花？下雨下雪还不能炸。妈妈白天上班，晚上帮人织毛衣，五六个晚上才能织一件，一件两块来钱；姐姐用钩子针给棉线手套的指尖收针，晚上钩着钩着打瞌睡，就扎了手。“你猜钩一打多少钱？”马震问，我怕他又骂我“晓得个屁”便摇摇头。“12个，4分钱！”马震恨恨地说。

我去过住在二圣巷马震的家，他爸爸虽然炸爆米花，但像干部的样子。“你爸爸不是有学问吗？”“有学问管屁用……”马震说，“我也想赚钱，但是恒子他们划不来，等于拉一趟5分钱。”

我说回头再坐车去硚口，马震担心被恒姐看见了让他们难为情，干脆过长江大桥坐轮渡回去。在黄鹤楼影院处下引桥，马震眯着眼，在一个租小人书的地摊旁站着看了许久。我好不容易把他拉走，边走边告诉他，我的小人书很多，你想看我借你。

我真佩服马震的聪明，他已经看出门道了：“刚才我数了的，有七个人在看，几多钱？”“七分钱。”“笨猪，厚的两分！比恒子拉板车划得来吧？哎 — 刚才你说你有好多书？”

我的确有好多小人书，像《水浒》《杨家将》还是成套的。妈妈有一个皮箱，大小与现在装手提电脑的包差不多，但厚多了，也硬多了，就是给我装小人书的。“敢不敢拿出来？我们摆摊租书。”够刺激的，我便大义凛然地答应了。

第二天就把皮箱提到了学校，马震把恒子姐弟俩叫到一起，商量了一会，姐弟俩很高兴。现在想起来，马震果真是做总裁的料子，他吩咐恒子“反正你是不读书的，撕一张作业纸，裁成小纸片，上面一律写2分，免得到时候浪费时间”。恒子想先拿一本上课看，被马震踢了一脚：“老师发现了，通通没收，不误了事？”惹得恒姐也拍了恒子一巴掌。

江汉剧场电影票。朱汉昌收藏

怕被同学们发现，下午放学，我们过江去武昌。在渡轮上打开书箱，凡是有点厚的书都贴上“2分”的标签。上岸后在江汉电影院门口铺下几张报纸，摆上小人书，开始做生意了。那时候看电影的人比现在多，又没有手表掌握时间，便早早来到电影院门口等候散场，无聊了就蹲在地上看小人书打发时间。

书摊一摆开，头两名顾客竟然是姐弟俩，他们拿起书一本接一本，头都没有抬。我负责照看摊子，马震负责收钱。这小子够“奸”的，突然发明了“标价2分是看一套，如果看一本3分”的新规定，然后装作一副做赔本买卖的样子，搭一本《少年英雄吕锡三》之类塞给人家。估计人家见我们是孩子，也不计较。电影开演，书摊立即移至武昌电影院门口。

武昌电影院电影票。朱汉昌收藏

我们好像是下午赶6：20的轮渡回汉口的，在船上清点钱的时候，刨掉来往的船票钱每人大概分了一角多钱。马震开始向大家吹“比拉板车划得来吧”，接着又大叫“划不来”，因为来往的船票和耽搁的时间“是钱啊”。

第二天，心一横，出校门，去江边，就在长航候船室摆摊了。果然，收入大大增加，每人大概分了七八角钱。真刺激。有了钱，恒子上课似乎乖一点了，偶尔还抬头看看黑板。

摆摊租书的事老师们都知道，也没有干涉，只是我被班主任叫去问明了原委后，她点着我的脑门说了句：“人叫不走，鬼叫飞跑。”一个学年结束后，我们原班人马又回到了大兴路小学，与这三位同学就断了联系。

大兴路小学的条件比大董家巷小学好得多，不过从此感觉课余生活比较单调。记得当年统一街有个半日制的民办小学，学生必须拿自家凳子坐在课堂，在大兴路小学最大的快乐就是趴在窗户口，高声羞辱提着凳子路过的同学：

民办小学huái（差的意思，下同）又huái，棺材板子当黑牌，huái货老师来教书，教的学生都是猪。

后来才知道，那时读公办民办全看出生的时间段，下半年（注：9月1号之前）出生、户口又在生源饱满的街区，就不算“适龄”儿童，如果不愿因此耽误一年，只好屈从民办了。在大董家巷小学虽然仅一个学年，但懵懂中隐隐约约体会到了世情和人情。

六十多年了，儿时玩伴今何在，梦里常忆校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