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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顾颉刚编撰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因否认三皇五帝的存在而遭国民政府查禁。时任考试院长戴季陶的理由是，“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们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因此，三皇五帝的历史真实性只能局限于学者的讨论，却万万不能在教科书中点破。而顾颉刚则答辩称，“我们的民族自信力应当建立于理性之上”，要团结中华民族，中国历史无数次磨难中的牺牲人物“正可唤起全民众的爱国精神”。

庙堂和学术江湖看似针锋相对，却有着共同体认的前提：历史学与历史教育，理应为国族和国族利益服务。这不仅是二人的共识，也代表了时代精神的主流——在清末民初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统合社会各阶层的“王朝”没有了，舶来的“民族主义”成为凝聚社会的旗帜和最大公约数。也正是在此背景下，1902年，“中华民族”这个专有名词被梁启超发明出来……

1980年代，民族主义迎来了一波声势浩大的反思浪潮。尤其是E·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E·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为代表的理论三连击，震裂了民族主义神话殿堂的柱石。

沈松侨是B·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信徒，他的贡献在于现实感和问题意识，选取的几个切入口颇见功力。比如，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黄帝传说来梳理晚清国族构建的“祖源神话”；比如，从晚清铺排的岳飞、郑和、班超、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谱系”，分析族群的历史书写如何为国族主义编织符号新衣；又如，就生活书店发起“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剖析民众的日常生活场域如何被国族化/意识形态化；再如，从“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来审视当时的知识阶层对边缘地理空间的疆域化努力——“西北”如何由一块定义模糊、异质纷呈的地理区位，被转化为国族共同感情与集体认同所寄寓的象征空间……凡此种种，皆有筚路蓝缕之功。

在中国，民族主义不仅是表面上“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的自豪感，更是凝聚民众和引领国家走出落后、屈辱的近代历程的不二心法。也因此，对民族主义（国族）的反思很容易漫过学术的藩篱，引发意识形态的惕然和打压。少数有志于此的学者，往往不得不先扬后抑、九指一指、遮遮掩掩、欲语还休。沈松侨八零年代入台湾“中研院”，主攻近代思想史和近代河南的现代化进程，“滥竽学界三十载”，最后仅以副研究员荣休，不知道是不是多少也受到他所执着的研究方向的拖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