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1921年3月蒙古外戈壁滩上的风跟刀子似的，博格多汗的八世活佛在库伦，也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他那个冬宫里就点着一盏羊油灯，灯芯子噼里啪啦地响，好像在给后面要发生的事配乐，他跟前跪着俩人，一个是蒙古人民党的头儿苏赫巴托，他那杆枪的刺刀上还挂着白俄卫兵的血，另一个是乔巴山，手里死死攥着一份刚写好的《告全体牧民书》，墨水都没干透，就被带血的手印子给弄花了，这份东西后来被人叫作“蒙古独立的第一声啼哭”，可这哭声还没传开，那张生孩子的床就被人给掀了。

真正把床掀了的，是远东共和国派来的红军骑兵第35团，1921年7月，他们踩着戈壁滩上滚烫的石头子儿冲进库伦，把恩琴男爵手下那点白俄兵撵到了匈奴古城的废墟里，顺手就把蒙古人民党给扶了起来，苏赫巴托在庆功宴上端着马奶酒跟苏联顾问说，我们盼了三百年的自由，总算回来了，话还没说完，苏联顾问就回敬他一杯伏特加，凑到他耳朵边上小声说，自由行，但铁路、电报、金矿这些东西得咱们一块管，那天晚上苏赫巴托醉得特别快，第二天酒醒了才发现，他自己的卫队全都换成了苏联教官带的“蒙古第一步兵营”。

过了三年，苏赫巴托就死了，官方给的说法是得了“伤寒”，可他的副官到了1950年给斯大林写忏悔信的时候才说出来，苏赫巴托不肯把蒙古的矿业租给苏联联合公司，当天晚上就被人注射了“过量的抗伤寒血清”，葬礼上乔巴山亲手给他盖上党旗，一转身就对苏联代表说，我会完成他没干完的事，他没干完的事不是独立，是清洗，从1924年到1937年，蒙古人民党里头被分成“亲中派”、“泛突厥派”、“右倾民族主义”的三千多号干部，一个不留，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弄到西伯利亚去了，乔巴山把其中一千个人的档案亲自写了批注，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批语就一句话，“历史不需要先知，只需要哑巴”。

1937年9月，那场大镇压搞到了最厉害的时候，苏联内务部的飞机直接降在乌兰巴托机场，机舱门一开，跳下来的是那个“远东屠夫”米高扬，他带来一份名单，上头有583个人，罪名都一样，写的是“企图恢复博格多汗封建神权，阴谋颠覆人民政权”，被抓的人里头，有最早在1911年就喊着蒙古外独立的王公喇嘛，有1921年跟着苏赫巴托打游击的骑兵连长，还有在1924年宪法上签过字的立宪会议代表，审问就在乌兰巴托监狱的地下室里搞，米高扬还亲自动手示范，把《蒙古秘史》的竹简子塞到犯人喉咙里，再往里灌热水，竹简一膨胀，气管就破了，这样既不留弹孔，也不浪费子弹，三个月过去，583个人全都“认罪”，其中346个人当场就被枪毙，尸体埋到市郊的扎玛尔山沟里，上头还铺了层柏油，就成了今天乌兰巴托西郊那条“无名公路”。

乔巴山一直活到1952年，死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是在国立大学的操场上，对着上千个青年团员说，蒙古的独立是老大哥苏联给的，谁想收回去，就得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台下掌声响得跟打雷一样，可谁都不知道，他口袋里揣着斯大林刚发来的密电，说要是中国提出来要还蒙古，可以马上搞个“全民公投”，但投票箱的钥匙必须在内务部手里，乔巴山回电就俩字，“明白”，他死后，苏联给他立了个铜像，就在苏赫巴托广场的西边，跟东边苏赫巴托的墓遥遥相望，这两个“国父”，一个被毒死，一个被捧上天，却一起守着一个秘密，真正的独立文件，从来就没存在过。

1945年8月，中苏在莫斯科签了《友好同盟条约》，南京政府没办法，只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公投独立，投票是10月20号举行的，官方说投票率98.4%，赞成独立的有100%，西方的记者也被允许在旁边看，结果发现投票站门口站着苏联红军，选票上只有一个“同意”的选项，不同意的选民当场就被记下“反革命言论”，有个叫策伦扎布的牧羊人，就因为写了句“我想留在中华民国的羊圈里”被抓了，三个月后就以“精神病”的名义送去了西伯利亚，再也没了消息，他弟弟到了1990年民主化以后，才在克格勃的档案里找到一张收条，上面写着，“收到蒙古反革命分子策伦扎布，已按程序处理”。

时间就这么往前走，1950年，毛泽东去苏联，想把蒙古外要回来，斯大林把乔巴山叫过来，当面问他，蒙古想回家吗，乔巴山低着头说，蒙古已经嫁给了苏联，生是苏联的人，死是苏联的鬼，毛泽东没说话，回到住的地方，对周恩来说，“我们失去了蒙古外，也失去了问他们后不后悔的资格”，这句话被记在中央办公厅中共的绝密纪要里，一直到2004年才解密，那时候，蒙古外的草原上已经跑着苏联给的坦克，天上飞着米格-15，地下埋着铜镍矿，却再也找不到一个1921年闹起义的幸存者，他们要么被枪毙，要么被流放，要么就在古拉格冻成了冰坨子。

199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大楼前面，头一次出现了要求“苏联撤出”的标语，一个白头发的老头举着个牌子，上面写着“还我苏赫巴托的真相”，第二天人就不见了，他女儿在2010年找到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才发现她爸在1991年1月就被人以“老年痴呆”的名义送进了精神病院，2003年死在了西伯利亚，档案里还附着一张褪了色的照片，老头穿着件单衣，站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背后墙上刻着一行俄文，“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今天你要是站在乌兰巴托的成吉思汗广场，随便问个路过的年轻人，你们后悔独立吗，大部分人都会愣住，他们从小学的历史就是，1921年是“民族解放”，1937年是“肃清封建”，1945年是“国际承认”，1990年是“民主革命”，历史课本里，没有苏赫巴托被毒死的细节，没有扎玛尔山沟的万人坑，也没有“投票箱里只有一支笔”的荒唐事，他们只知道，广场西边的乔巴山铜像已经被拆了，东边的苏赫巴托墓还在，可那墓底下埋的，其实是个空棺材，1949年苏联说“防腐技术不够”，把遗体运到莫斯科去了，就再也没还回来，导游会跟你说，那是国父，不能拍照，却没人告诉你，国父们用命换来的独立，其实是一张别人签了字的合同，而签字的人，早就被杀光了。

所以说，问蒙古人后不后悔，就好像问一个被领养的孩子想不想回家，他连亲生父母长啥样都没见过，怎么回答，草原上只有风，把当年枪决的闷响，吹成了今天呼啸的呼麦，唱的不是自由，也不是后悔，而是一句被血泡过的谚语，“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

参考文献
中央办公厅中共绝密纪要《毛泽东与斯大林关于蒙古外问题的谈话记录》（1950年1月），2004年解密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第9406号卷宗《蒙古外大镇压名单及执行情况》（1937-1939）
乌兰巴托国家档案馆第-2B号《1945年蒙古外公投原始记录及西方记者观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