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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即皇帝位，国号“汉”，史称西汉；公元25年，刘秀在鄗城即皇帝位，国号仍称“汉”，史称东汉。两段历史隔着王莽篡位与绿林赤眉的混战，首尾相距二百三十年，却共用同一个国号。于是常有人发问：它们究竟是一个朝代的自然延续，还是两个彼此独立的政权？答案其实早已写在古代史家的笔下，也埋在考古出土的简牍、铭旌与宫室废墟之间——它们不是同一个朝代，而是同一刘姓皇统的两次建国，史家合称“两汉”，分开来看则各有完整的兴亡轨迹。

刘邦建国，起点是平民起兵。他出身泗水亭长，反秦战争中被诸将推为“汉王”，五年楚汉之争后称帝，定都长安，削异姓王、封建同姓，确立“汉家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关中本位：皇帝直接掌握关中精锐，以列侯、刺史层层钳控关东；财政上承秦旧律，货币、度量衡、律历皆重新统一；意识形态里则杂用黄老与儒术，到武帝时正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十二帝，前后二百一十四年，外戚、宦官虽时有干政，但中枢权力始终出自长安未央宫，最高统治集团是随刘邦起事的“丰沛元从”及其后裔，社会结构也以军功爵制为骨架。可以说，西汉是一个从零开始构建的新王朝。

公元9年，王莽受禅，改国号“新”，西汉遂亡。其后十四年，天下分崩，赤眉、铜马、绿林各拥刘姓宗室为号召，实为群雄割据。刘秀虽是高祖九世孙，却并非皇统近支，父亲只是南顿令，本人起于白衣。他先在更始帝麾下为司隶校尉，后单骑渡黄河，得河北豪族支持，于鄗南即位。即位诏书自称“中兴”，却不得不另起炉灶：政治中心东移，定都洛阳；统治骨干是南阳、河北的世家大族与颍川、弘文的儒生集团；军事上废除郡国都尉，罢轻车、骑士、材官，改以中央募兵与豪族部曲并立；经济上因关中残破，不得不依赖关东谷仓与黄河漕运。制度虽标榜“汉家故事”，内里却是对王莽失败的直接回应：不再信任理想化的复古改制，转而向地方豪强势力妥协，于是东汉成为“豪族政权”的典型。这些结构性的差异，使东汉与西汉形似而神异。

古人早已意识到这种断裂。班固作《汉书》，叙事止于王莽篡位，不把光武以下纳入；范晔作《后汉书》，另起本纪、列传，与《汉书》截然分开。东汉人自己也不敢把新莽时期算作汉室正统，而称“汉道中绝”，于是年号“建武”“中元”“永平”皆含“再受命”之意。若西汉、东汉本为一朝，史家无需分撰两书，君臣也无需反复申明“中兴”。

当然，连续性同样显而易见：皇族姓刘，宗庙共祀高皇帝；律历、礼仪、玺印、绶色皆承旧制；谶纬里仍以“赤帝子”为皇权来源；对外仍自称“大汉”，匈奴、西域、倭国亦以“汉”视之。但这种连续性属于“皇统”与“文化符号”，而非政权实体。正如东晋仍号“晋”、南宋仍号“宋”，虽国号不变，史家却分别称“西晋—东晋”“北宋—南宋”，无人把它们视为一个朝代。两汉之例，与此同科。

今日考古也可佐证：长安未央宫遗址终于王莽末年，洛阳南宫则始建于建武二年，宫室尺度、布局、官署名称虽模仿旧京，却非原址重建；西汉帝陵分布在咸阳原，东汉帝陵集中在洛阳邙山，各自形成独立的陵寝体系；出土印章中，西汉县宰称“令”或“长”，东汉中叶以后普遍称“宰”，官制细节亦有递变。地层与器物不会说谎，它们提示着两个时代真实的物理间隔。

因此，称西汉与东汉为“一个朝代”，既不符合古代史家的断代传统，也难以解释制度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更准确的表述是：它们同属“刘汉皇统”，却是两次建国、两个都城、两套统治集团的产物，合则统称“两汉”，分则各为独立的历史阶段。国号相同，不过是古代“家天下”体制下，皇族对自身品牌的有意延续；而历史学者与考古地层却告诉我们，长安的鼓声早已沉入渭水，洛阳的晨钟敲醒的是另一个崭新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