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在课堂上将手机放在特定盒子里）
教育领域里，有些挑战从不被国界阻隔，手机对教学秩序的冲击便是其中之一。随着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生活，手机早已不是“奢侈品”，而是成了学生群体中近乎普及的工具 —— 它能让知识检索变得即时高效，也能让家校沟通更便捷，但与此同时，课堂上偷偷亮起的屏幕、低头滑动的指尖，也在不断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打乱教学节奏。这一点，即便是以 “均衡、人本” 为标签的芬兰教育，也未能例外。
芬兰教室同样面临手机带来的困扰。当地教师在长期教学中发现，当手机进入课堂，学生的课堂专注度会出现明显下滑：原本跟着教师思路推进的讨论，可能因一条弹窗消息中断；需要深度思考的解题环节，也会有人忍不住偷偷刷起短视频。为了减少这种干扰，芬兰在 2015 年通过法律规定，学生上课时使用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将原则上被禁止，只有在获得老师或校长许可的情况下，学生才可以出于学习目的或个人医疗保健原因使用这些设备。如果学生使用这些设备干扰教学，校长或老师有权在上课期间没收学生的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
如今走进芬兰的中小学，几乎每个教室门口都能看到一个手机收纳盒，上课铃响前，学生们会下意识地将手机从书包里取出，放入手机盒，整个过程无需教师提醒，更像是一种默认的课堂仪式。我在芬兰参加教育培训时，曾特意观察过课间场景：铃响后，学生们会陆续走到收纳盒前取回手机，走廊里、休息区随处可见捧着手机的身影—— 有人在回复家人消息，有人在查下节课需要的资料（比如自然课要用到的本地植物图鉴），也有人在看短视频放松，但无一例外，上课铃再次响起前，手机都会被重新放回收纳盒，这种 “课堂禁、课间放” 的规则，早已内化为学生的行为习惯。
（学生课堂上只使用计算器）
再看国内，我所在的学校也针对手机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考虑到学生自控力尚在培养阶段，学校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将手机带入校园；若确有特殊需求（比如家住较远、需课后联系家长），必须由家长提前向班主任报备，学生到校后第一时间将手机交给班主任统一保管，不仅课堂上绝对禁止使用，课间也不允许取出。即便规则明确，仍有个别学生抱着侥幸心理，把手机藏在书包夹层或文具袋里偷偷带入校园，学校只能通过不定期抽查、班级干部自查、校门口安检等方式尽量杜绝。记得有一次，年级组在抽查中发现两名学生课间躲在楼梯间刷手机，后续不仅与家长沟通加强监管，还在班级里开展了“手机对学习的影响” 主题讨论，过程中难免耗费教师额外的精力，也让我们意识到，手机管理从来不是 “一纸规定” 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有意思的是，芬兰对“电子设备” 并非采取 “一刀切” 的禁止态度 —— 与严格管控手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芬兰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为每个学生配备了专属的笔记本电脑，且这台电脑会一直伴随学生到高中毕业，深度融入日常教学与考试环节。我在芬兰某高中参观时，曾在教学楼的休息区看到不少学生抱着电脑学习：有人在整理数学课的函数笔记，屏幕上还开着绘图软件，留存着刚画好的二次函数图像；有人在修改历史课的小论文，不时切换页面查阅电子教材里的史料；还有一组学生围坐在一起，对着电脑讨论生物课的实验报告，屏幕上的表格里填满了实验数据。这种 “随时随地用电脑学习” 的场景，在芬兰高中很常见，因为电脑早已不是 “辅助工具”，而是与课本、笔同等重要的学习必需品。
（高中生正在用电脑进行测试）
在芬兰的课堂上，电脑的应用更是与学科教学紧密结合。数学课上，学生不会只靠纸笔演算，而是用软件绘制函数图像，通过调整参数观察图像变化，直观理解“斜率”“截距” 这些抽象概念的实际意义；纺织课上，从布料图案设计到配色方案调整，都在电脑上完成，学生可以反复修改数字化图纸，直到满意后再打印出来，作为手工制作的参考；甚至连高中阶段的很多学科考试，也都在电脑上完成 —— 为了避免相邻学生互相干扰，考场会在课桌间加装透明隔离板，既不影响电脑屏幕的观看，也保障了考试的公平性。芬兰教师曾跟我解释：“我们不排斥电子设备，关键是看它能否服务于学习目标。电脑能帮学生把抽象知识变具体，还能培养他们的数字素养，这符合我们‘让学习贴近实际’的教育理念。”
反观国内，多数学校对电子设备的使用则有着不同的侧重。目前，国内中小学基本已普及信息课，上课地点集中在专门的电脑教室，能实现“一生一机” 的配置。信息课上，教师会系统地教学生打字、使用办公软件、绘制简单图形等基础技能，比如让学生用 Word 排版作文、用画图软件设计节日贺卡，帮学生掌握数字时代的必备能力。
但除了专门的信息课，电脑在其他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相对有限：多数时候是教师用多媒体课件展示知识点，学生被动观看；偶尔有学科尝试让学生用电脑完成作业（比如语文的电子手抄报、数学的统计表格），也多是作为 “课后拓展”，未能像芬兰那样，将电脑完全融入日常课堂的教学流程。这背后既有 “大班额教学中，教师难以兼顾每个学生电脑操作情况” 的现实限制，也有 “缺乏配套的学科数字化课程设计”“部分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待提升” 等客观因素。
（高中生下课后可以用手机）
对比中不难发现，无论是芬兰还是国内，面对多媒体普及的大趋势，都选择对手机采取“控制使用” 的态度 —— 核心并非排斥技术，而是为了守护课堂的专注力，让教学能有序推进。尽管管理细节因教育场景不同而存在差异（比如芬兰允许课间使用手机，国内多禁止学生全天携带），但解决问题的核心逻辑是相通的：既不盲目拒绝电子设备的价值，也不忽视其可能带来的干扰，而是根据教学需求 “分类施策”—— 对容易分散注意力、工具属性较弱的手机，划定明确的使用边界；对能辅助学习、培养核心素养的电脑，主动纳入教学体系，让电子设备真正成为 “助力学习的工具”，而非 “干扰教学的负担”。
这种对共性难题的差异化应对，或许也能为我们后续优化手机管理、更合理地运用电子设备提供一点启发。比如在手机管理上，我们可以借鉴芬兰“建立规则共识” 的思路，不再只靠 “排查与禁止”，而是让学生参与制定《班级手机使用公约》，明确 “哪些情况下可以带手机”“手机在校园内的使用范围”，同时配套 “正向引导”—— 每周设 “手机学习案例分享会”，让学生展示 “用手机查学习资料、拍实验现象、记录错题” 的案例，引导他们主动将手机转化为 “学习辅助工具”；在电脑教学上，我们可以从 “小范围试点” 入手，先选择 1-2 个学科（比如数学、科学），设计简单的数字化教学活动（如用软件观察物理实验模拟、用统计工具分析生活数据），再逐步积累经验，推广到其他学科；同时，学校也可以加强教师的数字教学能力培训，比如组织教师学习简单的学科数字化工具，分享芬兰 “电脑融入课堂” 的教学案例，帮助教师打破 “不敢用、不会用” 的顾虑。
（一名高中生用电脑完成作业）
教育的本质是“因材施教”，面对电子设备这样的共性难题，没有 “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解决方案。但芬兰的实践让我们看到：关键不是 “要不要用电子设备”，而是 “如何让电子设备服务于教育目标”。当我们能根据自身的教育场景，找到手机管理与电子设备应用的平衡点，或许就能让技术真正成为助力学生成长的 “翅膀”，而不是阻碍教学的 “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