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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久的中华历史上，诞生了一批批的国宝，它们是无价之宝，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经不起任何运输和展览中的潜在风险，所以其中的一些是绝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本文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其中的十件国宝。

1、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商代墓葬，原称司母戊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鼎通高133厘米，口长116厘米，宽79厘米，重达832.84公斤，采用范铸法分段铸造而成，需同时使用多个熔炉浇注上百名工匠协作完成。鼎身以雷纹为底，四周浮铸饕餮纹及夔龙纹，四足饰兽面纹，鼎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铭文，据考证为商王武丁之子为祭祀母亲戊所铸。其铜锡铅合金比例精确，铸造工艺代表商代青铜技术巅峰，鼎身残留的铸范痕迹为研究古代铸造提供实物证据。该鼎历经商周两代，可能曾埋藏于殷墟祭祀区，1939年由当地农民掘得，1946年入藏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调拨北京。作为现存最重的古代青铜器，其体量体现商王朝国力强盛，纹饰反映神秘主义宗教观念，铭文是研究商代祭祀制度的重要材料，整体展现了中国青铜文明的高度成就。

2、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山，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尊高58.3厘米，重34.5公斤，器身呈方形口沿外侈，长颈鼓腹高圈足。最显著特征为四角各铸一卷角羊首，羊身与尊腹融为一体，羊腿附于圈足之上，形成四羊四龙相对的立体造型。通体饰有蕉叶纹、夔龙纹和兽面纹，颈部饰有蛇身蟠龙纹浮雕，圈足部分铸有倒置的饕餮纹样。采用分铸法工艺先铸羊首与龙形构件，再与器身合铸成型，体现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巅峰水平。器内底铸有’父丁’铭文，据考证属于商代南方某方国首领祭祀用器。

该尊将动物雕塑与器物造型完美结合，羊首象征祥瑞，反映商代图腾崇拜与祭祀文化的特点。出土时曾碎为二十余片，经故宫博物院专家修复完好，成为商代青铜器造型艺术与冶金技术的杰出代表，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对研究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3、马踏飞燕（铜奔马）

马踏飞燕是东汉青铜雕塑，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现藏甘肃省博物馆。该器物高34.5厘米，长45厘米，塑造一匹奔驰的骏马三足腾空，右后蹄轻踏一只展翅飞鸟的背部。飞鸟回首惊顾，马蹄与鸟身形成巧妙的力学支点，实现整体动态平衡。马首微左偏，鬃毛迎风飘扬，尾梢打结扬起，呈现’对侧快步’奔跑姿态。采用失蜡法整体铸造成型，空心设计减轻重量，马蹄与鸟翼接触面积不足3平方厘米却承受千年重力未倾覆。出土时位于墓葬前室，属张姓将军墓随葬仪仗队器物群中的领队器物。其造型融合写实与想象，飞鸟既作为稳固基座又象征天际遨游，体现汉代’天马’崇拜思想。1983年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2002年列入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成为汉代雕塑艺术中科学与美学结合的典范之作。

4、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青铜乐器，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现藏湖北省博物馆。这套编钟共65件，总重2567公斤，分三层八组悬挂在铜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钟体饰有蟠龙纹、涡纹及错金铭文，共刻有3755字乐律铭文，记载了曾国与楚国的音律对应关系。采用合瓦形设计实现’一钟双音’技术，敲击正鼓部与侧鼓部可发出相差三度的两个乐音，音域跨越五个八度，中心音区十二半音齐全。经过检测，其音律结构与现代国际标准相近，仍能演奏《楚商》《幽兰》等古曲。编钟出土时保存完好，钟架配有六件铜人佩剑武士造型的钟虞，展现了战国时期青铜铸造与音律学的惊人成就。该套乐器作为礼乐制度的实物见证，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对古代音律体系的认知，1982年首次公演时演奏《东方红》乐曲，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礼乐曾采用其录音元素。

5、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是春秋晚期青铜兵器，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剑身饰有黑色菱形几何暗格纹，刃部经硫化处理呈现寒光，出土时仍能划破二十余层纸张。剑格正面嵌有蓝色琉璃，背面镶嵌绿松石，近格处铸有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八字，经考证’鸠浅’即勾践。采用复合铸造工艺，剑脊含铜量高保证韧性，刃部含锡量高增强硬度，表面硫化物形成防锈保护层。该剑可能作为战利品流入楚国，反映了春秋时期吴越与楚地的文化交流。其保存完好程度展现古代金属工艺的卓越成就，菱形纹饰制作技术至今未能完全复原，剑身成分分析为研究先秦冶金提供重要标本。1984年曾赴日本展出引起轰动，2013年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成为象征越国复兴精神的重要物质文化遗产。

6、金缕玉衣

中山靖王刘胜金缕玉衣是西汉时期诸侯王葬具，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陵山一号汉墓，现藏河北博物院。这件玉衣全长188厘米，由2498片岫岩玉片组成，玉片形状包括长方形、方形、三角形和多边形，四角钻有直径1毫米的细孔。使用约1100克金丝编缀成形，金丝含金量96%以上，分为粗丝、细丝、捻丝三种类型，根据不同部位采用交叉、平行、套联等编织技法。玉衣分头罩、上衣、手套、裤筒和鞋五部分，头罩内置玉眼盖、鼻塞和口琀，符合《周礼》记载的’九窍塞’葬仪。刘胜作为汉武帝异母兄，公元前154年受封第一代中山王，统治43年卒于公元前113年。

该玉衣制作需上百名工匠耗时两年以上，体现西汉’玉能寒尸’的丧葬观念和诸侯王等级制度，其完整程度为现存汉代玉衣之最，金丝编织工艺反映西汉金属加工的最高水平，对研究汉代礼制、玉器工艺和社会信仰具有重要实物价值。

7、秦始皇陵铜车马

秦始皇陵铜车马是秦代青铜器杰作，1978年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现藏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这套铜车马按二分之一比例制作，由安车与立车两乘组成，总长5.28米，高1.06米，重1241公斤。一号立车为单辕双轮敞篷式，配备铜弩、盾牌及银质承弓器；二号安车为封闭轿厢式，车厢分前后室，顶部铸有龟甲纹穹窿盖。整车采用3462个零部件组装，运用铸造、焊接、镶嵌等十多种工艺，使用金银构件达14公斤，马具饰件以金银错工艺装饰云纹与几何纹。车辕末端刻有’安车第一’篆铭，系驾关系完整呈现轭靷式结构，挽具皮条以青铜链节精细模拟。

经考证属秦始皇銮驾制度中的五时副车，象征’巡狩天下’的帝王威仪。其精密的活动车窗设计、平衡式减震系统以及0.3毫米厚度的超薄青铜铸造技术，体现秦代手工业的巅峰成就，为研究古代车制、冶金工艺和礼仪制度提供了三维实物标本，1983年被列入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

8、马王堆西汉墓T型帛画

马王堆西汉墓T型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为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家族墓葬随葬品。这幅帛画长205厘米，上宽92厘米，下宽47.7厘米，以绢本设色绘制，出土时色彩鲜艳如新。画面自上而下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界：顶部绘有日月中金乌玉兔、天门守卫与升龙环绕的伏羲女娲；中部展现墓主轪侯夫人拄杖前行及祭祀场景；底部呈现巨人托举大地、水族环绕的幽冥世界。采用朱砂、石青、蛤粉等矿物颜料，以平涂与渲染技法绘制，勾线细劲流畅。该帛画功能为葬仪中引导灵魂升天的’铭旌’，完整反映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及天人感应宇宙观。其保存完好程度得益于深埋、密封与棺液浸泡形成的低氧环境，为研究汉代绘画技艺、神话体系及早期道教思想提供了唯一完整的实物标本，1972年出土后经专家历时三年完成修复，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9、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风

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风出土于1965年山西大同石家寨村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墓，该墓葬建于太和八年（484年）。屏风现存五块残板，每块高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采用榫卯结构连接。板面髹朱漆为底，以黄、白、黑、青等矿物颜料绘制列女传故事，包括娥皇女英、班婕妤等十八个典故场景。人物服饰保留东晋顾恺之’秀骨清像’画风，题记采用北魏早期楷书墨书，笔法带有隶书遗韵。屏风木胎表面覆以麻布为地，采用’密陀僧’油绘技法使色彩历久弥新，边框饰有连环菱格纹。此物为北魏平城时期鲜卑贵族汉化的实证，反映孝文帝改革前的文化融合状况。其绘画风格填补了从汉末到北魏的绘画史实物空白，书法题记是魏碑向楷书过渡的重要标本。现藏大同市博物馆，与出土的陶俑、石椁共同构成研究北魏平城时代丧葬制度的核心文物，2013年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

10、何尊

何尊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塬，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该器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造型为敞口方唇，腹微鼓，高圈足，通体饰有四道镂空扉棱及蕉叶纹、兽面纹。器内底铸有122字铭文，记载周成王五年四月丙戌日在京室对宗小子何进行训诂，追述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的史实。其中’宅兹中国’为现存最早’中国’词组实物记载，指代洛邑所在的中原地区。该器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1976年经马承源先生解读铭文确认历史价值，1982年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其铭文证实西周初期’中国’概念已作为政治地理术语使用，为研究早期国家观念与都城规划提供关键证据。纹饰呈现商周青铜器过渡特征，扉棱设计展现范铸法工艺高峰，现陈列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西周展厅核心展位。

小结：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其他如三星堆青铜神树、《清明上河图》、《五牛图》、利簋（记载武王伐纣确切日期）等，同样属于禁止出境的顶级国宝。每一件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根脉，值得我们去了解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