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北京西花厅的夜风带着微尘。散完步，周恩来让侄辈围坐门廊，随口一句“我对父亲是同情的”，让在场人都停下了扇子。几十年间，他极少提及家事，这一次却开了头。
最先被他想起的，是1907年那个夏天。父亲周劭纲从武汉匆匆赶回清江浦，只能在庵堂前对着草席上的棺木长跪。妻子万氏已病逝三日，棺材费全凭借债拼凑，外祖母又坚持“七七佛事”，现实与礼俗的冲突把这个穷书生逼到墙角。那晚，周劭纲独自坐在河埠口，月亮照着楠木板，他却连流泪都不敢出声，怕惊动了孩子们。
家道中落迫使他多年漂泊。1912到1921年，他陆续做过家庭塾师、局子文书、账房先生，月银常在十四五块徘徊。有人劝他改行跑生意，他摇头，说自己只会写写算算。说这话时，手里还紧攥着妻子的照片，边角已卷，依旧不舍换新。
1922年，南开校董严修同意资助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父亲特意到天津道声“谢”，回身又去东北烟酒事务局谋个小差。那趟路，他坐三等舱，路费是卖旧书换的。车厢里闷热，他却把头贴在车窗看海，“少年去远方，总要有人托底。”这句自语被邻座听见，对方记了几十年。
五年后，上海凶讯接踵。四一二后，周恩来被列入悬赏名单。父亲闻讯折回，躲在法租界一间福州路小客栈替儿子联络工人纠察队。白天抄报，夜晚抄密码；房费不够，就自己下楼替老板记账，半夜仍提防暗探。那段光景，他常把一支铅笔削成两截递给周恩来：“短一点，揣口袋不扎手。”一句轻描淡写，却为数次急转移立下大用。
1935年冬，他带着积攒多年的碎银回淮安，终于把妻子安葬进周家茔地。墓砖垒好，他站在坟前喃喃：“我做到了。”随后又赶去扬州、上海打听长征回来的“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是否安然。报纸上写“主力已覆没”，他将号外揉成一团，塞进袖筒，没让旁人看见焦虑。
1938年春，他到武汉与儿子会合。日机轰炸频仍，他背着一只小包，里面放两件长衫、一卷唐诗、一把绍兴花雕。每逢警报响，父子在防空洞相隔不足一米，却只交换一个眼神，随后各自忙文件、查登记。有人回忆那情形：“老人坐在马灯最暗的地方，连烟都不抽，只静静守着。”
跟随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辗转湘乡、贵阳、重庆，他从不提身份。乡民只知道“周老爷子识字多”，常请他念报纸，再用乡音解释国际国内大事。遇到穷苦人，他给几枚铜元，还劝“娃娃要识字，抄首《静夜思》也行”。几十年后，贵州青岩仍流传着这位白须老人讲故事的情景。
1942年7月5日，老人突发高热。邓颖超守在床边，听他一遍遍嘀咕：“恩来怎么还没来？”与此同时，刚做完小肠疝气手术的周恩来也在病榻上写信，“请先清内火，少食多餐，勿让他碰挂面”。字迹颤抖，却句句详细。10日拂晓，父亲病逝。为了不惊动术后虚弱的周恩来，红岩的同志把灵柩暂厝沟边竹林中。
三天后，周恩来还是察觉异样。他推开病房门，坚持下山。见到灵堂，他扑通跪倒，手撑着木地板，额头久久没抬起来。那夜，谁劝都不起作用，直到晨曦透窗，他才撑着血色眼睛说一句：“办丧事要俭，父亲生前从未浪费。”
讣告刊在七月十五日的重庆《中央日报》广告栏，寥寥数语，却向外界正式宣告这位默默无闻老人完成了生命旅程。蒋介石曾提出吊唁，被周恩来婉拒，理由只有一句：“安葬已毕，不必劳驾。”
1949年后，周恩来把那张“爹爹遗像”装进旧皮夹。皮夹褪色，照片边缘裂痕加深，他依旧随身携带。多次出国访问，卫士递上新皮夹，他总摆手：“不用换，它还结实。”照片伴随他走过漫长岁月，直到1976年1月那清晨，才由邓颖超郑重交给家族晚辈。
周劭纲一生，月薪从未过三十元，也没留下任何手稿或回忆录，可在儿子眼中，他阅读报纸、削短铅笔、夜里守灯火的身影，足以撑起刻骨的敬意与同情。有人评价这段父子情“无声”，其实不然——岁月即是最长的对白，字句早已写在彼此的背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