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他突然加快了发报速度
1948年12月30日凌晨，西柏坡中央情报部电台20岁的报务员李康将与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峰台”的报务员取得了联系，因为工作纪律，他们彼此互不相识，但因长期的密切协作，他们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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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康将对“峰台”的手法非常熟悉，她敏锐的感觉到这天有些异常。通常情况下，“峰台”发报时速度很慢，以便让西柏坡的电台一次性准确抄收，而这天夜里，对方却加快了速度，突然对方发来一个“等一等”的信号就停了，等了半天才又匆忙发了一个“再见”，就再也联系不上。
身在西柏坡的李康将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此后根据中央情报部的指示，李康将每天傍晚都守在电台旁，寻找“峰台”讯息，却始终杳无音信。
一晃20多天过去，李康将不得不停止了搜寻，1949年1月23日联络表上的记录定格在了“停止守听”四个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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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台”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突然失联？李康将不能问，组织上也不会告诉她，但疑问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中，直到解放后一部电影的上映，才解了她心中的迷。
烽火岁月中成长的电波战士
在革命岁月中，党的隐秘战线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而秘密无线电台在情报保卫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白就是我党秘密派往上海建立电台的众多报务员之一，也是李康将未曾谋面的战友——“峰台”报务员。
1910年5月李白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9岁上小学，学校老师深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使他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因家庭贫穷，13岁辍学务工。1925年大革命开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他积极参加农民协会和儿童团，15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7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1931年初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一台敌人电台，由此总司令部建立了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并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李白被挑去参加学习。
尽管李白文化不高，但他学习刻苦，以超出常人毅力日夜练习，很快熟练掌握了电讯技术。
1934年6月，党委选派李白到瑞金的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去学习，随后他踏上了长征之路，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李白调任红四军电台台长。
在看不见的战线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面抗战开始。我党除了在敌后大力开展抗日战争，在敌占区的隐蔽战线也加强了斗争。
8.13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10月，党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派李白赴上海潜伏，负责建立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党中央联系的空中通道。
1937年10月10号，27岁的李白化名李霞到达上海。在法租界租了间房子，设立了秘密电台。用电波在上海和延安之间搭起了一道空中桥梁。
当时的电台在发报时，电波感应会引起附近居民的电灯忽明忽暗，李白不得不减小发报机功率，用仅有7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党中央的联络。
功率小，接收信号就弱，为了能收到延安发过来的信号频率，李白自己制作了线圈，还将普通收音机改装成发报机，迷惑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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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敲击电键会发出“嘀嘀”声音，他用小片纸放在电键接触点上，减少声音。
为避免空中其它信号的干扰和日寇的侦测，李白选择零点至四点之间做为通报时间。
就这样每当人们酣然入睡时，李白悄悄起床，轻轻安好电台，在仅5瓦的灯泡外再蒙一块黑布。零点一到，他就与延安取得联系，从此许多重要情报被源源不断的发往延安。
李白到上海时还是单身，为了租房子不引起别人怀疑，组织上决定派绸厂青年女工、优秀共产党员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以掩人耳目。
1939年，李白与裘慧英住进了上海蒲石路蒲石村18号，电台也随之迁入此处。在艰难危险的工作环境中，他们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一年后，经组织批准，他们结为了革命伴侣，并有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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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月，日军占领法租界，并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日本特务机关通过用测向仪逐步缩小范围，确定李白的电台方位后突然砸门闯入。李白听到楼下有动静，马上收好天线并藏起机器。
狡猾的特务进来后，首先把手伸进被窝，确定是凉的，再抓过他的手指发现有硬茧，接着又敲地板，听出两块声音异常，从隔层里搜出了电台，随即将他和妻子一起逮捕。
在审讯室里，李白受尽严刑拷打，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为阔佬做生意发商业情报，当时，此类私人电台在上海确实不少，地下党组织也设法转请党外人士进行营救，加上敌特认为李白电台的功率不具备同延安通报的能力。最终被捕九个多月后被释放。
出狱后，由于受到敌人的盯梢，李白与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
与妻子一起再次战斗在敌人心脏
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在上海静安寺与李白接上关系，从此李白化名“李静安”。
1945年春天局势混乱，为了电台安全，李白奉命撤回浙江淳安。
抗战胜利后，李白被组织上从淳安调回上海，于1945年年底重建电台，代号“峰台”。
李白先在黄陆路（今黄渡路）亚细亚里六号设立电台，后又转移到15号。
考虑到李白住处的危险性，组织特地安排了党员潘子康、何复基夫妇住在楼下做掩护。
夜深人静，李白爬上阁楼开始工作。为了安全，他从不开窗。
夏天不透气的阁楼里如同火炉，发一次报浑身湿透几近脱水。裘慧英看着心疼，便也流着汗，在一旁为丈夫扇扇子。
冬天阁楼里不能生火，手指头冻得僵硬肿大，他强忍疼痛坚持发报。每次工作完，裘慧英都要帮他揉搓手指，直到发热。
1948年5月，毛泽东率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中央情报部电台也随之进驻西柏坡，与李白经常联系的便是李康将。
此时，解放战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国民党特务也加紧了对地下电台的搜查。
1948年七月，国民党特务在李白电台所在地区通过分区停电的办法侦查我地下电台。组织决定“峰台”暂停通报联络，并加紧了筹建预备电台的工作。
随着三大战役的展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急需及时报告党中央，组织决定“峰台”恢复与西柏坡电台的联络。
联络恢复后，李白及时将许多有关敌人军事部署的、标有“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发往西柏坡。由于情报量大，发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长。
1948年12月30日凌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过七天的信号流动测向，最终锁定“峰台”的大概位置。在挨家挨户搜查后，发现了李白夫妇。
当时，李白正在发一段密电，电台旁的小灯泡突然熄灭又亮了，他知道这是敌人在搜找电台，但因情报非常重要，他并未停止发送，他加快了发报速度，随后发了一个“等一等”的信号，迅速将妻子和儿子送到楼下掩护同志家中。
在特务闯入之际李白匆匆打了“再见”后，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销毁密码，处置电台，不幸被捕。这次他的身份完全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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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被捕后，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特务妄图从他口中套取其他同志的下落。但李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敌人根本无法从他口中取得我党一丝一毫的秘密。
1949年4月，李白被秘密转押至国民党南市警察局蓬莱路看守所，他通过一位出狱难友给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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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英：
本月廿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南市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寄押。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时，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罗白干或可久留不易坏的东西，带点现钞给我，以便用时便利，炒米粉亦请带些来，此外肥皂一块、热水瓶一只。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盼。
祝好
静安 字
四月十二晚
5月7日，裘慧英和孩子前去看守所探望李白，他说：“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裘慧英问：“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他说：“不是，天快亮了，我们的希望马上要实现了。今后，我能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和孩子也可以和全国人民一样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当你们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时，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的艰难困苦。天亮了，要做的事情更多了，应该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少用钱，多做事……”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番话竟是李白留给妻子和孩子最后遗言。
当天晚上，根据蒋介石口授的指令“坚不吐实，处以极刑”，李白等12名烈士被敌人在上海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李白牺牲时年仅39岁。而此时据上海解放只剩20天！
永不消逝的电波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三天后新中国首任上海市长陈毅突然接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代部长李克农的电报，请他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查询一位叫李静安的同志。李克农表示，李静安对他极为重要，是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部长的人选，请务必要找到。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首任局长的李士英接到命令后，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寻找李静安，可是找遍上海所有看守所和监狱，仍下落不明。
此时大家不得不面对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莫非李静安已经遇害？
后来一位曾在看守所做看守的留用人员回忆，5月7日傍晚，的确有一批犯人被押上刑车运往杨思（今浦东新区）秘密处决。
专案组的人带着裘慧英迅速赶往杨思，通过走访当地百姓，得知当晚是从戚家庙传来枪声。
最终，在杨思区政府的协助下，6月20日在戚家庙的一条沟壑中挖出了包括李白在内的12名革命烈士遗体。
1949年8月28日，上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纪念革命先烈，中共上海市委在李白等烈士的挽联上这样写着：“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1958年，李克农向党中央提议，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以李白为原型拍摄了经典红色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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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上映后，李康将才知道了这位素未谋面的战友和他更多的故事，才知道了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那声“再见”的意义 ，而此时她早已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