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中国最后一位解密的“两弹一星”元勋，在核武领域被称作“众帅之帅”。
1946年他去了美国留学，1950年又联合51个留美学者写了公开信，喊大家回国搞建设，后来就藏起名字三十多年，在实验室里带着人搞核武器研制，到老了还推动成立了中国工程院。
这位把名字藏了三十多年的“帅中之帅”，到底是怎么靠着一支笔、一间实验室，让中国在国际上能挺直腰杆的？他这辈子，又藏着多少没跟人说过的“大事儿”？本期最人物纪就带大家走进朱光亚的“无名史诗”。
1924年12月，朱光亚出生在湖北宜昌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父亲在邮局做事，母亲是家庭妇女，虽说不算大富大贵，但家里总摆着些旧报纸和科普小册子，父母常指着上面的机器图片给他讲“洋人怎么造火车”“灯泡为啥会亮”。
上中学时他迷上了物理课，课本里的力学公式像藏着密码，他总在晚自习后借老师的煤油灯演算，这些零碎的日子，慢慢让他心里长出了学科学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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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2岁的朱光亚揣着父亲东拼西凑的300块银元，登上了开往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号’客轮。他考上了密歇根大学物理系，跟着诺贝尔奖得主贝特教授研究核反应理论。那时候的美国实验室里，回旋加速器转起来嗡嗡响，朱光亚白天蹲在仪器旁记数据，晚上就着台灯啃外文文献，3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导师贝特拍着他的肩膀说：’留在这儿，你能拿更多诺贝尔奖。’
可1950年夏天，收音机里突然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朱光亚在宿舍里来回踱步。他找到同学杨承宗，俩人趴在课桌上写了封信，又挨个敲开留学生宿舍的门，最后凑齐51个签名，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发了篇《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里说：’祖国在召唤我们，回去吧，把学到的本事用在建设新中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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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刚收到美国研究所的聘书，月薪能买200袋面粉，实验室里有最先进的光谱仪。朱光亚把聘书折成小方块塞进抽屉，跑去移民局办回国手续。签证官翻着他的博士证书问：’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非要走？’他捏着钢笔杆说：’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搞科学的人。’1950年11月，朱光亚背着装着实验笔记的木箱，在香港码头踏上了回国的渡轮，甲板上的风掀起他的衣角，他望着远处的海岸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该给祖国做点实在事了。
1955年1月，刚从朝鲜战场回来的钱三强敲开朱光亚办公室的门，递给他一份烫着红印的文件——中央决定搞原子弹，让他牵头做技术规划。那时候朱光亚刚在北大教了四年书，讲台上的粉笔灰还没掸干净，就被拉进了西直门内的一间密室。他把物理所、原子能所的二十多个年轻人凑到一起，每天晚上围着长桌开“诸葛亮会”，黑板上画满核反应截面图，烟灰缸里的烟头堆得像座小山。有人问“苏联老大哥能帮多少”，他捏着铅笔头说“人家的图纸咱看不懂，得自己摸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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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他带着团队熬了四十多个通宵，写出厚厚一本《原子弹装置初步意见》，里面把铀235提纯需要多少离心机、炸药爆轰的同步精度要多高、中子源怎么设计，都列得清清楚楚，连每个环节需要多少大学生、多少车床都标在了页脚。转过年来，他又把搞氢弹的人叫到一起，在《氢弹研制的初步设想》里划了条红杠：“先搞原子弹打底，再用原子弹当’扳机’引爆氢弹”，还在旁边补了行小字“原理得自己闯，别跟着苏联人的脚印踩坑”。
那时候没人知道这些写满公式的纸能炸出多大动静，朱光亚只知道手里的钢笔尖不能抖——这是给新中国造盾牌的第一步，一步都不能错。
1960年夏天，苏联专家突然卷着图纸走了，实验室里的俄文手册被收得干干净净，连离心机的操作说明都没留下半页。朱光亚带着人把专家扔掉的废纸篓翻了个底朝天，把撕碎的公式纸片一片片粘起来，凑出半本“残缺的教科书”。那时候全国闹饥荒，科研人员顿顿喝稀粥，有人蹲在铀浓缩车间门口啃窝头，嘴里还念叨着“离心机转速差0.1转，铀235纯度就差0.01%”。朱光亚把自己的粮票省下来给年轻人，说“你们脑子转得快，得多吃口饭”，自己却总揣着块咸菜蹲在控制台旁，盯着示波器上跳动的曲线一看就是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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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计算机，他带着二十多个大学生用算盘算核反应数据，二十把算盘噼啪响到后半夜，算完一遍又一遍，直到每个数字都对得上；炸药爆轰同步精度达不到，他就带着人在沙漠里埋炸药，炸了上百次，每次都趴在沙地上看炸痕，铅笔在图纸上画爆炸波的轨迹；中子源设计卡了壳，他把物理所的老教授请到戈壁滩，在帐篷里围着煤油灯争论三天三夜，最后拍板用钋-铍源，说“咱自己炼的钋纯度够，不比苏联的差”。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朱光亚站在观测站里，眼镜片被强光映得发亮，手里攥着的计算稿纸被风吹得哗哗响，他没说话，只是把稿纸叠成方块塞进上衣口袋。三年后，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那天，他正在北京汇报后续规划，秘书跑进来喊“成功了”，他抬起头看了眼墙上的日历，继续低头改报告，说“把数据记下来，下午开会讨论下一步”。那时候没人知道他口袋里还装着1955年那张画着红杠的草稿纸，纸边都磨破了，上面的铅笔字却还清晰——“挺直腰杆，就得自己造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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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没歇着。那时候他头发白了大半，眼镜片厚得像瓶底，可每天早上还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桌上总摆着本翻卷了边的《工程科技发展规划》。他发现国内搞科研的人不少，可搞工程应用的总跟理论脱节，造大桥的不懂材料力学，搞机械的摸不透电子技术，1982年冬天，他在政协会议上递了份提案，说“得把搞工程的专家拢到一块儿，成立个工程院，专门解决实际问题”。
接下来三年，他跑遍了全国二十多个部委，找航天部的钱学森、冶金部的叶渚沛聊天，晚上就在招待所的台灯下改报告，铅笔头磨得只剩半截。有人劝他“都快六十了，歇着吧”，他摆摆手说“工程科技是国家的腿，腿不壮，咋跑快点？”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终于挂牌，他当选为首届院长，站在台上没说啥豪言壮语，只对着台下几百个工程师鞠了一躬，说“以后咱们搞工程，得让老百姓看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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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他的名字还没解密，街坊邻居只知道老朱家有个戴眼镜的老头，天天夹着公文包早出晚归，没人知道他就是当年造原子弹的“总设计师”。有次孙子问他“爷爷，你一辈子到底干啥的？”他摸着孩子的头笑“爷爷就是个搞工程的，跟盖房子的师傅差不多”。直到2011年他去世后，国家解密了“两弹一星”功勋名单，人们才在报纸上看到“朱光亚”三个字，旁边配着张他在实验室里看图纸的老照片，头发乱蓬蓬的，眼镜滑到了鼻尖上。
现在咱们说起“两弹一星”，总想起那些惊天动地的爆炸，可朱光亚藏了三十年名字，晚年又为工程院跑断腿，图的从来不是名气。就像他日记里写的“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他的名字没刻在纪念碑上，却刻在了国家的盾牌里，刻在了一代代科研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背影里——当我们抬头看见万家灯火，该想起曾有这样一群人，用自己的“缺席”，换来了整个民族的“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