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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喜欢书法，尤喜题字、题诗，可以说是至今留下墨迹最多的皇帝。在他收藏的历代书法中，有三件被他视作希世珍宝。第一件是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第二件是相传为王羲之之子王献之所写的《中秋帖》，第三件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写的《伯远帖》。

1924年11月5日，末代皇帝溥仪被国民党军阀冯玉祥等人赶出了故宫，出宫时，守城侍卫毫不客气地对他进行搜身，偷偷带着的《快雪时晴帖》被搜出，之后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然而，清查故宫财产时却发现，与《快雪时晴帖》一起的另外两帖——《中秋帖》《伯远帖》不翼而飞。

1937年春，收藏家张伯驹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袁世凯曾经的账房先生郭葆昌家中，见到了遗失10多年的《中秋帖》《伯远帖》。原来，在清室倾巢而逃时，此二帖被溥仪的老太妃——敬懿在出宫时顺手牵羊，带回了娘家，并贱卖给了一家古玩商。随后，经常光顾这家古玩铺的郭葆昌，便在这里意外地得到了这两件宝贝。

此时，沉没了17年的《中秋帖》和《伯远帖》也终于在混乱的台湾浮现了出来。1949年的一天，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找到刚刚从大陆迁台组建的台湾故宫博物院，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

照理说三希宝帖从此就该团圆了，但在惊喜之余，台湾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却倍感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使他们拿不出钱来收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又沉了下去。

1951年，两幅宝帖又出现了，但这次却出现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正是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两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到了台湾。因为未能顺利卖出，急需用钱的他便把这两幅宝帖押给一位印度人，那印度人又将之以十多万港币抵押于英国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后来，郭昭俊做生意赔本， 眼看一年的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赎宝的钱尚无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其实英国银行也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又极力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抵押期限一天天逼近，郭昭俊在无奈中准备被迫出卖宝帖。

而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份关于抢救收购国宝三希宝帖的报告被十万火急地送进了中南海。

这其中的缘由要从一个人说起。此人是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郊，他和郭昭俊可称得上世交朋友。徐伯郊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流失国外，可真是让国人痛心。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将此事告知其父——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森玉，随后，消息被上报给国家文物局。

1950年11月5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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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森玉（前左）与家人合影，后排右一为长子徐伯郊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亲往鉴宝，为确保国宝万无一失，鉴定地点被特意安排在澳门。

经过鉴定，此二帖皆是真迹无疑。最终，《中秋帖》与《伯远帖》终于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回归祖国怀抱。

《中秋帖》一直被传为王献之真迹，作品运笔如火箸画灰，字势连绵不断，十分潇洒飘逸，被当作是“一笔书”的代表。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秋帖》用竹料纸书写，这种纸东晋时还制造不出，约到北宋时才出现。从行笔中可知，所用毛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晋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笔，吸水性较差，笔的提、按、转折往往不能灵活自如，常出贼毫，如此帖那种丰润圆熟、线条连贯、行气贯通、潇洒飘逸的效果是写不出来的。

因此清吴升《大观录》云：“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

另外，该帖22字如何断句？文字如何释读？也一度让人困惑不已。

后经学者多方考证，认为《中秋帖》书写的内容是宋代书画大家米芾收藏的王献之《十二月割帖》的片段，也就是说，这个《中秋帖》是《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临本，略去了《十二月帖》第一句“十二月割至不”六字，其后又分别缺漏“未复”“恸理”四字。

因《中秋帖》被认为是临自王献之《十二月割帖》，而《十二月割帖》曾为米芾所藏，加之米芾又长于临摹古人书法，故大多数书画鉴定家认为，《中秋帖》应是米芾所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