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疆藏回——外蒙古独立公投建国幕后的罪魁祸首是谁？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近尾声，局势瞬息万变，国际舞台上各方势力的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在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中苏之间的谈判成为影响远东格局的关键事件，而外蒙古问题则是其中最为核心且复杂的焦点。
1945年8月7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次日，中苏第二轮谈判于莫斯科拉开帷幕。此次谈判，中国代表团换了新的外长——王士杰。与前任宋子文不同，王士杰的关注点并非单纯聚焦在外蒙问题上，他更在意达成一项能限制苏联在满洲行动以及与中共联系的协议。在8月4日的日记里，王士杰忧心忡忡地写道：若没有这样一份协定，一系列因苏联侵入满洲而引发的问题便会接踵而至，甚至苏联可能承认中共在满洲建立的政权。这份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彼时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意图，让中国方面深感不安。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因原子弹的爆炸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政府重新审视苏联参加远东作战的价值，认为苏联参战已不再是迫使日本早日投降的关键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允许苏联进驻满洲的代价似乎变得过于高昂。于是，美国决定介入中苏谈判。杜鲁门总统指示哈里曼向斯大林传达美国的立场：美国虽依旧支持雅尔塔协定，但认为宋子文已经达成了协定要求，希望苏联不要单方面强迫中国做出更多让步，否则将严重影响美国利益。哈里曼向斯大林转达意见时，还坚持要依据雅尔塔协定对苏联的权利作出详细解释，他认为罗斯福承认苏联在大连和满洲铁路的“优先权”，仅仅是为了保护苏联经满洲铁路到公海的权益。然而，斯大林对此坚决反对，他强调雅尔塔协定中的“优先权”意味着苏联在大连及其港口拥有行政权，并且要将该地划入军事区。双方各执一词，谈判伊始便陷入僵局。
会谈期间，局势愈发复杂多变。8月8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告知王士杰，苏联已对日宣战。王士杰出于外交礼仪，对苏联的这一行动表示了感谢。但实际上，苏联的宣战让中国代表团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日本投降已近在眼前，而这一变化将会对中苏关系产生诸多难以预料的影响。果然，8月10日，王士杰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中得知，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这一消息让中国代表团立刻警觉起来，他们深知，如果不能迅速与苏联达成一项总体协定，一旦苏联红军占领满洲，苏联必然会在后续谈判中态度强硬；而且，若不签订条约，就无法限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更难以保证苏联最终会撤出满洲。
当晚9时，王士杰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二次会谈。或许是考虑到局势的变化，斯大林在此次会谈中做出了较大让步。他取消了苏联通过联合委员会参与大连行政权的要求，也不再坚持在旅顺选派苏联行政官员。此外，斯大林还同意在日军投降后三个月内，苏联开始从满洲撤军。这一系列让步看似诚意满满，但在会谈接近尾声时，问题又出现了——苏联不允许中国在承认外蒙独立的同时提出边界划分问题。
外蒙边界问题由来已久，情况错综复杂。1911年之前，阿尔泰地区本是外蒙古的一部分，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阿尔泰被划归新疆，20年代的苏联地图也是如此标注。然而，到了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却将阿尔泰地区大约1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蒙古人民共和国”。1944年，在苏联的支持下，阿尔泰西部还发生了叛乱。这些事件让重庆国民政府忧心不已，他们深知，如果不能通过专门协定明确阿尔泰属于中国，那么承认外蒙独立就等同于割让西阿尔泰。更让中国方面疑虑加深的是，斯大林拒绝提供地图来证明外蒙边界。
而斯大林也对蒋介石的意图有所怀疑，他担心蒋介石以划定外蒙边界为借口，实际上并不承认外蒙独立。毕竟，蒋介石若做出有附加条件的承认，便可以通过暂不达成边界协定、拒绝批准外蒙问题的公民投票结果等手段，让承认外蒙独立成为一纸空文。在第二轮会谈刚开始时，斯大林还曾表示愿意尊重并考虑王士杰提供的中国地图，但到了8月10日第二次会议时，他却态度坚决地拒绝了划定边界的提议，坚称边界早已十分清楚，近二十年来外蒙与新疆边界从未发生争端，重新划界毫无必要。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警告说：“如果中国不立即放弃重新划定边界的要求，内蒙古人民将会申请加入外蒙。”
8月12日，蒋介石来电重申，必须在承认外蒙独立之前重新划定边界。这一指示在中国谈判代表团中引发了激烈争论。众人一致认为，蒋介石的建议在当时的局势下并不现实，如果再继续拖延，形势将变得极为危险。宋子文、傅秉常、蒋经国都强烈感受到了这种危急，他们准备先将蒋介石的建议搁置一旁。王士杰则认为，这一建议不仅会失去部分公众舆论的支持，还会让立法院修改条约时面临重重困境。不过，至少在外蒙问题上，在未得到蒋介石进一步指示之前，他们还不敢擅自行动。
基于这种考虑，在蒋介石重新作出指令之前，下一步谈判不得不推迟。8月12日夜，王士杰致电蒋介石，言辞恳切地建议，在现有的悬案尤其是在外蒙问题上做出让步已势在必行。他在电文中写道：“在外蒙问题上，无法按您的指令行事，我们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致认为，我们必须达成一项中苏协定，如果再拖延，很容易出现意外事故，所以，我们诚恳地请您授权我们在外蒙问题和其它一些悬案上采取应急措施。”
第二天，蒋介石给出了一个含糊的答复：“在外蒙问题和其它尚未解决的问题上，不需授权只等权宜处置可也。”这个答复让王士杰和中国代表团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们虽然明白与苏联签约刻不容缓，但没有蒋介石的明确批准，谁也不敢贸然行事。就在这关键时刻，代表团中的蒋经国力排众议，表示愿意承担个人责任，接受斯大林的要求。
8月14日，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谈判得以恢复。中方无奈取消了重新划定外蒙边界的要求，作为回应，斯大林同意双方交换照会，保证维持现有边界，并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最终，中方外长王士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该条约要点繁多，主要内容包括：其一，鉴于外蒙古人民多次表达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在日本战败后，若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这一愿望，中国将承认外蒙独立，以其当时的边界为边界；苏联政府则声明尊重外蒙的政府独立与领土完整。其二，苏联承诺给予中国道义、军需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且这些援助将全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其三，苏联重申中国在东三省拥有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其四，苏联表明无意干涉中国新疆内政。其五，关于中东路及南满路问题，规定中东及南满两路干线由中苏共有共营，为期三十年，期满后无偿归还中国；铁路纯粹用于商业运输，路警由中国政府组织；除中苏共同对日作战期间外，铁路不运输苏联军队；铁路所涉及的土地和附属事业，以直接服务于铁路运营的部分为限，其他支线、附属事业及土地归中国政府所有。其六，中国政府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开放，并同意依照另行协定，将该自由港一半的码头及仓库租给苏联，租期三十年，大连行政权归中国，港口主任由苏联人员担任。其七，在中苏旅顺协定的三十年有效期内，旅顺口作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地区民事行政权归中国，同时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处理共同使用相关事项。其八，苏联军队进入东北后，在作战地带及作战所需时间内，有关作战事务的最高权力与责任属于苏联军总司令；中国国民政府可在收复区域内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还将派军事代表团驻苏军总司令部进行联络；斯大林声明，自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将在三星期后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完成撤军。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发表了简短演说，着重强调帝俄与苏联的不同。他指出，帝俄曾联合日本侵略中国，而苏联则希望与强大的中国协同抗日。他还表示，虽然中国目前对苏联的态度尚存疑虑，但事实会证明苏联绝不食言。当天夜里的会议上，斯大林再次重申，苏联将全力帮助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
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后，双方表面上皆大欢喜。中国外长王士杰表示对此“甚为满意”，并希望两国政府尽快办理批准条约和交换照会的工作。前外长宋子文也告诉哈里曼，自己“受到相当大的鼓舞”。中国代表团回到重庆时，国民党大员们弹冠相庆，宋美龄还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中苏谈判的结果盛赞有加。孙科更是声称，苏联保证支持国民党政府和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是对中国统一的“最大贡献”。
然而，这份条约真的如国民党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吗？实际上，中苏条约虽然让蒋介石政府得到了苏联的“友谊”承诺，但却出卖了外蒙古。国民参政员胡秋原愤怒地指出：“中苏友好条约，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卖国条约。”《大公报》和《东方杂志》等有影响力的报刊，也委婉地指责了割让外蒙古这一行为。而外蒙古政府却对条约的签订极其振奋，外蒙古《真理报》在评述中苏两国就蒙古独立问题互致照会一事时写道：“条约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同世界人民平等的基础上求得进一步繁荣昌盛开辟了广阔前景……今天，当蒙古人民在本国发展和独立的事业中取得如此巨大成就之际。我们满怀豪情地指出我们多年的、久经考验的朋友苏联在这一事业中的作用和意义。对于苏联的真诚帮助，蒙古人民将永志难忘。”其亲苏倾向一目了然。
就在美国策划的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即将结束之时，国民党内政部次长雷法章肩负特殊使命，乘坐轿车前往重庆机场。应苏联政府的要求，为履行中苏友好条约的承诺，他奉命前往外蒙古观察“全民公决”。雷法章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怀着博爱济众、牺牲奉献的精神，在步入政坛之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此次肩负重任，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与他一同前往外蒙的，还有国民政府蒙业委员会委员兼处长楚明善等人。
外蒙古为了此次投票，决定由小呼拉尔主席团负责一切筹备和组织工作。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布麻曾德宣布：“凡拥有选举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公民，均得按地方政府制定的投票名单参加全民公决。”随后，他任命了中央投票委员和地方投票委员会，并在各地设立了投票点。自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后，外蒙独立似乎已成定局，但苏联与外蒙政府对“公民投票”能否顺利通过仍没有十足把握。
于是，根据乔巴山和布麻曾德的指令，每个列入投票名单的公民，在投票当天必须亲自到指定地点，向主持投票的人员当面讲述自己赞成或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意见。不仅如此，他们还违背了一般民主国家秘密投票的原则，要求投票者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下签上自己的姓名。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让反对外蒙独立的人不敢投反对票。雷法章对此强烈不满，他抗议道：“全民公决，不应用口头的赞成和反对之方式，更不应该让表决者签上姓名，这是一种变相的独裁和恐吓！”但乔巴山集团对此充耳不闻，依旧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
投票从10月1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20日。期间，全蒙古召开了13000次集会，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牧民和工人参加，还有176000多名妇女举行了3178次妇女群众集会。最终，组织全民投票的中央投票委员会共收到483291票，另有10783人因各种原因不在投票地区，未能参与表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投票结果竟然是全数赞成独立，无一反对。这一结果充满了讽刺意味，雷法章沮丧地回到重庆，向蒋介石呈交了外蒙古“全民公决”的情况记录。蒋介石虽然心中不满，但也只能接受这一既成事实。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告外蒙古独立。公告称：“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陈由行政院转饶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这一公告发布后，国内舆论哗然。不久，中国公开披露了《雅尔塔协议》，更是引发了轩然大波。
在接下来的连续几个月里，学生不断举行游行，报纸上大量登载文章，谴责政府屈从于大国压力，出卖领土和国家主权。美国著名学者埃米莉扬评价道：“雅尔塔协定的披露，使中国’举国上下，乱成一团’。”这一协定不仅唤醒了中国民众的高度爱国热情，也激起了人们对秘密外交的强烈愤慨。尽管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官员极力辩解，但人们普遍认为，以承认外蒙独立为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
国民党右派趁机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对温和派发起了猛烈攻击。他们不仅指责签订条约的王士杰，还抨击蒋介石和王士杰制定的对苏温和政策，认为他们企图通过向苏联让步来解决中共问题。右派们反对一切政治手段，主张用武力解决国内统一问题。
国内反对雅尔塔协定的呼声日益高涨，这让蒋介石确信，民众需要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而非民主。因此，他不再考虑迅速推进广泛的民主改革。但埃米莉·扬却认为：“雅尔塔协定的最坏影响，就是使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民众面前丧失了荣誉。尽管我们不能夸大雅尔塔协定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全面影响……，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政治浪潮由合作迅速转为冲突，与雅尔塔协定的披露紧密相关。”
平心而论，在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外交政策并非毫无建树。他成功确保了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还将苏联势力逐出新疆，尽管这一举措曾使中苏关系一度紧张。此外，蒋介石还得到了斯大林在诸多问题上的承诺，比如将东北和台湾归还中国，让中国跻身世界四强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列。然而，《雅尔塔协定》以及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有承认外蒙古公决结果等一系列事件，让他之前的外交成就黯然失色。在苏美两大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承认外蒙独立，并给予苏联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经过多年全民浴血奋战，他却因这些决策将自己置于新的耻辱境地。
当时，中国共产党鉴于协定与苏联有关，不便直接利用这些协定攻击蒋介石。但客观而言，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间接受益者。因为这一系列事件让多数国民形成了一个印象：国民党政府在处理中国内政外交事务方面，能力不足、难当大任。
外蒙古政府在接到国民政府承认其独立的公告后，于2月间特派畜牧部长齐米得·多尔新·苏伦扎巴前往重庆访问。苏伦扎巴率领八名随员，2月6日飞抵北平，7日抵达重庆。13日，外交部通过换文方式与外蒙古建立邦交，并就交换使节、勘定中蒙详细边界线等问题展开商讨。17日，苏伦扎巴等人离开重庆，经北平返回库伦。
苏伦扎巴回蒙后，苏蒙之间于2月27日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其内容与1936年的《友好互助条件》相似。条约规定，在两国受到侵略威胁时，双方应立即进行协商，采取保障安全的措施；若一方遭到侵略，另一方应立即给予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
同年8月，“蒙古人民共和国”申请加入联合国，但未获得安全理事会通过。联合国代理秘书长索到列夫致电“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要求其派遣代表提供相关情报，以协助审查入会申请。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徐淑希于8月6日发表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然中国代表团认为对于该问题之考虑，延迟一年左右似属必要。迄今为止，除苏联而外，外蒙古并未与任何国家交换使节。此项事实，或足表示其尚未准备就绪，俾成为国际社会之一员。无论如何，由于疏忽之故，渠井未使联合国者会员国获得对其深切了解之机会。举世或倍外蒙古爱好和平，将接受宪章所规定之义务，然世人同时有权获知渠是否可能履行此等义务，后者系一事实问题，不能予以假定。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中国的这一立场得到了美、英、埃及、澳大利亚等国的支持，他们都希望获取外蒙古更多的情报。而苏联代表则竭力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要求迅速推进相关进程。但由于其他国家的反对，苏联的要求未获通过，此事只能暂且搁置。
1949年9月，蒋介石政府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为由，向联合国发起诉讼。到了1953年2月25日，台湾立法院通过议案，经蒋介石明令，终于废止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原令如下：查上项条约及其附件。由于苏联背信弃约，应届无效，着即废止；并保留我国及人民于灭苏联违反该约及其附件所受之损害向苏联提出要求之权。此令，中苏条约既已废止，关于外蒙独立的公告当然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