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疆藏回——毛泽东为收回外蒙古国做出哪些努力？
1949年12月16日，冬日的莫斯科，银装素裹，城市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这一天，对于世界格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意义，因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肩负着新中国的使命与期望，抵达了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经过短暂的休息调整，便迎来了与斯大林的历史性会面。下午6时，莫斯科时间的黄昏时分，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内，灯光柔和而明亮。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要员早已等候在此，当毛泽东步入会客厅时，斯大林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不等旁人介绍，便快步上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由衷地感叹道：“想不到你是这么的年轻和健壮！”这看似简单的话语，瞬间打破了初次见面的陌生感，为接下来的交谈营造了亲切的氛围。
此时的斯大林，已步入古稀之年。岁月的风霜和长期的政治操劳，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接连不断的内患外战，如同无情的雕刻刀，消耗了他无数的精力，使得他须发花白，面部皮肤松弛，尽显老态。然而，即便如此，他那深邃的眼神中依然透露出坚定的信念和踌躇满志的神情，举手投足间依旧维持着特有的领袖风度和魅力。他讲起话来，吐字缓慢却清晰有力，用词精准恰当，态度友善且谦和，尤其是对毛泽东，更是表现出相当的尊重和客气。
寒暄过后，斯大林毫不吝啬地对毛泽东表达了颂扬之情：“你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巨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贺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则面带微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以及他个人，向斯大林和在座的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元帅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对苏方的邀请表示衷心感谢。双方你来我往，交谈气氛热烈而融洽，仿佛两位老友久别重逢，共同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然而，在这热烈的表象之下，斯大林的内心实则复杂无比，热情与冷漠交织，歉意与疑虑并存。他始终无法忘怀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自己的功过是非。早在1949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苏联与斯大林商谈建国问题时，斯大林就曾向中国同志坦承，过去苏联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并为此感到内疚。对于这些过往，双方都心照不宣。或许是出于弥补的心理，斯大林试图以热情的态度和高规格的接待，来化解曾经的不愉快。
1949年12月21日，莫斯科大剧院被装点得庄严肃穆，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庆典——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作为贵宾，被安排在斯大林身旁就座，这一安排彰显了中国在苏联心中的重要地位。庆典上，来自十三个国家的代表纷纷上台致辞，向斯大林送上生日的祝福。毛泽东代表中国第一个登台，他的致辞慷慨激昂，不仅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敬意，更传递了中苏友好的坚定信念，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为了庆贺斯大林的寿辰，毛泽东可谓用心良苦。他在国内时就了解到苏联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特意提前打电报给山东，嘱咐准备最好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各5000斤。此外，还精心准备了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以及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这些礼物饱含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斯大林收到后，对这份心意非常感谢。第二天，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庆祝斯大林的寿辰。宴会上，毛泽东的座位依旧紧挨着斯大林，在热闹的氛围中，两国领导人共同举杯，祝愿中苏友谊长存。
在1949年12月23日至1950年1月20日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了三次重要会谈。会谈地点通常选在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时间总是安排在夜里，这是斯大林独特的工作习惯。别墅内的会议室里，一张长长的会议桌摆放整齐，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按照惯例就座。毛泽东的座位紧靠着主人，中间隔着译员，中国同志则都坐在自己领袖的一侧。桌上的摆设十分齐全，每个座位前都摆放着精致的餐具、高脚杯和小酒杯，几瓶格鲁吉亚纯葡萄酒、伏特加酒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还有温室培育的新鲜蔬菜，为会谈增添了几分温馨的氛围。
会议桌的一头，设有一个摆着饭菜的小桌，与会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自取食物。斯大林有时会站起身，走到小桌子前，挑选自己喜欢的菜肴，如格鲁吉亚式羊肉串、红菜汤、烤羊肉串等，他还习惯热情地劝大家品尝这些美食。准备的菜品虽然不算多，但每一道都味道可口。室内没有过多的服务人员，只有一名女侍者负责端菜热菜，她会先将菜品呈给主人过目，然后再送到小桌子上。酒是自斟的，大家都非常礼貌，只是浅尝辄止，多数人只是轻轻沾沾嘴唇。
白兰地酒瓶放在桌子正中，每当向斯大林祝酒时，贝利亚会击掌示意，用玻璃杯轻轻敲打着桌子，那清脆的声音在安静的室内回荡，宣告着最隆重的时刻到来。他目光犀利地扫过众人，确认大家的酒杯都已斟满白兰地后，才站起身，发表简短而有力的祝酒词，随后劝大家干杯。斯大林通常会饮一两口自己杯中的葡萄酒，那是由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而成的，这两瓶酒放在他左边，仅供他一人享用。
会谈的话题广泛，没有严格的议程限制。表面上看，谈话主要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其余人大多静静倾听，但在闲谈过程中，大家也会就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交换看法。然而，在开始的会谈中，双方就出现了分歧。斯大林坚持东北由苏联管理或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管，还提出苏联租用旅顺、大连港以及中长铁路的要求。这背后，实际上反映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能力仍心存怀疑，对国民党还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
面对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坚定地站在独立自由的立场上，据理力争。他列举大量事实，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力量解放全中国，更有能力管理统一全中国。毛泽东严肃而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拥有不容置疑的主权，在管理方面若有不懂之处，我们可以诚恳地向苏联老大哥请教、寻求帮助，但自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这番话掷地有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斯大林听后，虽然心中勃然大怒，但还是强压住了怒火。
当时，苏南冲突的余波仍在东欧地区肆虐，不少人因被怀疑是“铁托分子”而遭到逮捕。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虑进一步加深，他暗自思忖：毛泽东会不会成为东方的“铁托”？中共让一些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政府，是否意味着会执行亲英、美政策？种种疑虑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但经历了对铁托的错误判断后，他也汲取了教训，深知不能轻易对毛泽东采取强硬措施。即便如此，局势依然微妙复杂，斯大林一方面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侦察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又不愿轻易放弃在满洲的利益，于是便开始了漫长的讨价还价，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实质性进展，甚至隐隐有在中国扩大苏俄势力范围的意图。
在谈判陷入僵局后，斯大林将毛泽东送到了莫斯科远郊的乡间别墅。此后，他安排毛泽东参观博物馆，滔滔不绝地讲述俄国的艺术历史，却对关键的谈判事宜避而不谈。毛泽东就这样被晾在一边，一连好几天，斯大林都没有与他接触。由于斯大林没有下达与毛泽东谈话的命令，竟没有一个俄国人敢主动去看望他。毛泽东心急如焚，费了很大力气，才促使苏联人勉强同意举行一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这无疑触碰到了斯大林的敏感神经，他顿时怒形于色。
回顾历史，蒋介石曾与苏联签约，给予苏联在新疆开采矿藏的权力，还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而外蒙与中国内蒙之间的界线也并不明确。雅尔塔会议更是事实上将中国的旅顺港割让给了俄国。如今，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斯大林听到这些，想到19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1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不禁怒不可遏地质问：“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气氛变得愈发紧张。
那段时间，毛泽东的心情糟糕透顶。他常常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后的词句大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希望屋内可能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他的态度。一个个不眠之夜，室内的灯光将他高大的身影映在窗外，只见他在房间里不停地踱来踱去，仿佛被困在牢笼中的猛兽，急切地寻找着冲破这压抑氛围的出口。室外的鸡啼声此起彼伏，莫斯科的天空渐渐露出曙光，而室内早已烟雾缭绕，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是他毕生的使命。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政权还不稳固，蒋介石妄图反攻大陆，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中国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来改变现状。
1949年12月6日，寒冬的气息笼罩着大地，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艰难中探索前行。毛泽东肩负着重大使命，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他深知，新中国百废待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国内，经历了近40年的战乱，经济凋敝，满目疮痍，饥荒遍地，亿万民众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际上，蒋介石妄图反攻大陆，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来巩固政权、发展经济，而苏联是当时唯一能够给予支持的朋友。
抵达苏联后，毛泽东下榻在一处住所。屋内，因频繁的讨论和思考，烟雾弥漫。这一天，毛泽东大步走到窗前，用力推开窗户。刹那间，室内积聚的烟雾如同被憋闷许久、急于挣脱束缚的猛兽，从他身边争先恐后地涌了出去。清新的空气瞬间涌入，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那紧缩的浓眉渐渐舒缓了一些。他的目光深邃而悠远，深情地望向太阳升起的东方，那里是他魂牵梦绕的祖国——朝气蓬勃却又无比脆弱的新中国。在这片土地上，他曾纵横驰骋、叱咤风云，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如今，他多么渴望能早日回到祖国，带领人民建设家园，但此刻，他的使命尚未完成，只能暂且等待。
毛泽东心里清楚，中国革命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为了尽快改变国内贫困落后的面貌，拯救百姓于水火，摆脱孤立无援的困境，获取苏联的援助迫在眉睫。然而，与苏联的交往并非一帆风顺。斯大林老谋深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对于斯大林而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冷战高潮时期他意外收获的一笔巨大财富，中国成为了苏联在亚洲的重要盟友，能够保护苏联漫长的亚洲边界，使他得以在欧洲集中军事力量。虽然他明白中国的新领导者不会完全听命于他，甚至未来可能会产生分歧，但他深知中国暂时还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于是便想利用这一点，牢牢掌控对自己有利的“砝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之间展开了一系列会谈。一次重要的会谈中，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齐聚一堂。斯大林表面上态度委婉，询问毛泽东：“您这次访苏有些什么打算？想办点什么事情？”其实，毛泽东心中早有主张，但出于外交上的考量，他并未直白地说出，而是用幽默而含蓄的话语回应：“我想搞点什么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这一回答让苏联领导人摸不着头脑，现场陷入了僵局。
关键时刻，王稼祥凭借着对毛泽东意图的深刻理解，打破了这一尴尬局面。原来，苏联过去与国民党政府订立了友好条约，如今新中国成立，王稼祥意识到，毛泽东希望苏联废止旧约，与新中国政府签订一个新的、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同盟条约。王稼祥向苏联外长维经斯基巧妙地暗示，透露了毛泽东的这一打算。斯大林得知后，表现出一副“乐意”的样子，提出：“毛泽东同志，最好由我们两个来联名签署这一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毛泽东则坚定地回应：“斯大林同志，订立条约是政府间的事，应该让我国总理周恩来同志来办。”
很快，周恩来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行程。抵达莫斯科火车站时，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申以及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等早已等候在那里，毛泽东也特意从列宁格勒的观光旅游中赶回莫斯科，迎接周恩来的到来。在火车站，周恩来发表了简短而有力的讲话，高度赞扬了斯大林元帅正确的国际政策，同时表明了毛泽东主席坚定与苏联结盟的决心。他说道：“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奉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国邦交的会商，以促进两大国之间的友谊团结和世界和平事业。”
1月22日，斯大林在维辛斯基的陪同下，与周恩来、王稼祥展开了正式会谈。周恩来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准备的报告简洁明了、内容翔实，并且用中俄文两种文字书写，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谈判桌前，他一坐就是数小时，始终精神饱满，毫无倦容。他能言善辩，在与苏联方面的交流中，巧妙地阐述中国的立场和观点，而且他酒量惊人，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都自愧不如。或许是因为周恩来曾在莫斯科享有崇高的威望，苏联领导人对他的态度相对温和，戒心较少。周恩来深知此次谈判的重要性，他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这句话既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也肯定了斯大林的地位，使得原本有些紧张的谈判氛围逐渐缓和，谈判开始取得成效。
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每天都会向毛泽东详细汇报谈判进展情况，两人密切交换意见。毛泽东决心在莫斯科一直住下去，直到就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种问题得到满意答复。不过，他刻意避免直接参与友好条约的起草工作，而是在幕后把控大局。
最初的条约文本由苏联草拟并提出，周恩来和毛泽东对条约内容进行了逐条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问题逐渐浮现出来。周恩来皱着眉头对毛泽东说：“老头（斯大林）不肯放弃在东北的利益。条约中大国的味儿很’浓嘛’。我们这是要从老虎嘴里掏肉噢。”毛泽东神色凝重地点点头，他明白，为了让苏联承担防务义务并获得贷款，中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但他坚定地表示：“但是代价不能太高。就互助条约、中东铁路、联合股份公司和边界问题，我们要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当对方提出的建议我们不同意时要进行争论；另一种是如果对方绝对坚持的话，我们就接受他们的建议。不过，这一切都要以维护社会主义利益为前提。”
此外，苏联方面还强调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他们担心中国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甚至提出这是签订条约的前提条件，要求中国先在公报中予以宣布。毛泽东听到这个要求后，愤怒地抿紧了嘴唇。他深知，愤怒在此刻毫无用处，只能强压怒火。他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几口，一支烟很快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他清楚，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不下，整个谈判都将陷入僵局，之前的努力也会付诸东流。无奈之下，毛泽东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外蒙古的独立已既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要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而且，我看这里面的好多文字都值得推敲。”
于是，周恩来肩负起了修改条约文字的重任。他将条约的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鼓励每个人都开动脑筋，为国家利益贡献力量。周恩来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以严谨认真的态度，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推敲。他常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条约正文的实质性文字虽然不到一千字，但每一个字都凝聚着众人的心血。例如，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本是“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恩来觉得“得以”二字不够肯定，无法充分体现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思考，他将其改为“即尽其全力”给予援助。就这短短几个字的改动，大家讨论甚至争论了很长时间。
回顾历史，几十年前，列宁宣布废除以前俄国帝国主义在亚洲掠夺的成果时，年轻的周恩来和众多中国人曾为之振奋，对列宁的这一正义之举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如今，列宁的继承人却并不想信守诺言，这让中共领导人心中难免有些失望。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周恩来只能尽力修补，争取达成最低限度的协定。
经过多轮艰苦的谈判和反复的修改，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终于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签字仪式上，气氛庄重而热烈。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国同志齐聚一堂。周恩来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分别在两份条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刻，标志着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签订友好条约的同时，双方还就中长铁路的租赁和管理、苏联在大连和旅顺的军事设施，以及有关苏联在北京和东北控制的各种财产等问题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协议。对于周恩来来说，这些问题涉及到国家主权，至关重要。但苏联方面却大谈美国重新扶植武装日本，会对中苏造成巨大威胁，以此为由，希望继续管理相关设施。最终达成的协议允许这些设施维持原状，但最迟不得超过1952年底。苏联声称，他们对东北设施的继续管理有利于中国，理由是中国缺乏管理和技术专家。然而，大家心里都明白，苏联使用中长铁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要比使用他们自己的远东铁路方便得多，这其中的利益关系不言而喻。
此外，双方还达成了一项关于贷款的协议。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信用贷款，年息为百分之一，供中国购买苏联的机器和设备。这个数目远远低于毛泽东最初的期望，仅为他开口要的十分之一。这让毛泽东和周恩来感到十分失望，毕竟接受这样一笔不足期望的贷款，在一定程度上有损民族自豪感。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急需北部的安全保障和抗击日本人的保证，除了苏联，中国在别处难以获得这样的支持。所以，尽管心中有些无奈，毛泽东还是选择接受了这一结果。
还有一项协议涉及苏联在中国东北和北部从日本和伪满政府手中获得的各种财产。这一问题一直十分敏感，苏联军队过去对中国东北工业设施的“大肆掠夺”，让中国人至今记忆犹新。不过，后来苏联将这些财产无偿交还给中国，也算是展现出了一点宽宏大量的气度。周恩来在签订友好条约及附件时发表的讲话中，重点突出了中国人民对斯大林元帅这一友好表示的巨大感激，但对于接受外蒙古独立这一事实，他并未提及。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国，也传到了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人们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已经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而巩固下来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所建立的拥有全球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中苏兄弟同盟，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可战胜的同盟。
在苏联，《真理报》以“中苏友谊万岁”为题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了这些条约和协定，认为它们使得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与巩固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标志着国际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对于巩固全世界和平与民主的事业是一重大贡献。共产主义世界也为之沸腾，保加利亚、波兰等国报刊纷纷报道了本国人民庆祝条约签订的热烈情形。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却傻眼了。他们一直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妄图利用中长铁路及旅大问题制造中苏之间的摩擦，还恶意造谣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企图“控制中国”。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是独立地充分行使着主权的国家，同苏联的关系是平等的。西方国家的一些官方人士和通讯社不禁惊呼，中苏条约“必然成为反殖民地宣传的强有力武器”，“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台”。美国“国务院方面不得不承认了这是一个事实”，称其为“最黑暗的噩梦”，感叹“世界局势的巨轮在莫斯科—北京轴上旋转”。
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做出了不小的牺牲。他们深知，一个国家在维护自身独立和主权的同时，适当的外援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必要时，以小小的妥协换取长远的利益是无奈之举，但绝不能完全依赖外国而损害民族利益。面对苏共领导人的种种要求，他们有理、有利、有节地与之周旋，虽然过程中充满了不愉快，但最终并未影响两国双边关系的全面合作。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和外部支持，也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段历史，见证了新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艰难前行，也展现了中国领导人在外交舞台上的智慧与担当，成为了中国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时刻提醒着后人，在国际交往中，既要坚守国家利益和主权，又要灵活应对各种挑战，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努力奋斗。